千年三星堆 一醒天下惊

2025年大阪世博会的中国馆内，青铜“神树”引发全世界各地游客的赞叹。其实，古蜀文明自从被发掘以来，就不断给世人以新的震撼。恰逢其时，岳南先生的《看见三星堆》，吸纳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为读者呈现出一部全面翔实的著作。

相较于一般的知识性介绍，本书的十七个章节，蕴含着交织的三条线索——一是各个古蜀文明遗址考古挖掘的过程；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学者对古蜀文明认知的演进；三是出土文物对于更广泛历史研究的交叉互证。

当我们今天畅游于三星堆博物馆时，不会想到当年考古挖掘的艰辛。岳南在书中运用报告文学式的笔墨，刻画了考古工作者探索时的激动、转运时的艰辛、研究时的争鸣。彼时，考古工作远没有今日这般规范化，当珍贵的文物从地下重现于世时，甚至出现周围群众围观的现象，四川广汉市政府派出大量警力维持秩序，得以让考古工作正常运行。

更具渊源的是，书中将文物早期这种“不正规发掘”的故事上溯到了民国时期，全书正是从广汉乡绅燕道诚一家在沟中不断挖掘和贩售玉器开始写起。其后，华西协和大学的葛维汉于1934年得到消息，进行考古研究，并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古蜀文明以“三星堆时期”为高光时刻，但不同时期的遗址，却散落在四川省境内的各个地方。从考古挖掘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上世纪60年代，冯汉骥、童恩正等人发掘月亮湾遗址，提出“蜀文化”概念。接着是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挖掘，震惊世界，尤其是在砖厂获取原料的过程中发现文物，进而陆续出土了青铜立人像、神树、金杖等国宝。再者是新世纪伊始，成都西郊房地产开发施工中，又意外发现金沙遗址，其后出土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象牙等文物，证明了“金沙文化”的存在。直到2021年，三星堆遗址已经开掘了八号坑，珍贵的文物还在不断被发掘。

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专家学者对古蜀文明遗址的考掘顺序，与古蜀先民的前后迁移，出奇一致。

古蜀文明的早期阶段以新津宝墩古城为核心，被称为“宝墩文化”。到公元前1700年，蜀人以广汉三星堆古城为国都，发展出不亚于中原的青铜文明，这也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再到公元前1200年，政治中心逐渐由三星堆南迁至成都腹地的金沙古城，国家形态更加完备。最后是春秋时期，蜀地在多次征战之后，被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里所提到的“蚕丛”，被认为是宝墩文化的图腾，“鱼凫”则可能是青铜时代三星堆文化的代表。

如果我们考察史料，就会发现有关于古蜀国的信史阙如，恐怕只有一部东汉末年的《华阳国志》，算得上比较系统的论著。正因如此，古蜀文明的考古挖掘，就成为我们真实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路径。

三星堆这般规模的遗址，一般被认为是祭祀或墓葬的遗存。然而，长期从事古蜀研究的学者赵殿增却认为：鱼凫王统治的末期，古蜀国很可能经历了一场大瘟疫，人民大量死亡，三星堆原住民所信奉的“神”已经失去效力，于是当地人采用“燎祭”和“瘗埋”，把神灵送回天界。这种观点具体地解释了为何遗址之内各类祭祀器具密集而散乱堆放。关于古蜀国和三星堆的研究仍在继续，每一种观点的提出，都让我们对祖先的认识，更可能加深一步。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还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很多互鉴互证的作用。比如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除了贸易外，结合古代地理气候条件，也有看法认为彼时川西地区有大象生存。相似的例子还有海贝，这种来自远方的贸易“货币”证明了古蜀国与外界的联系。早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蜀地通过贸易路线，将生意拓展至南亚，堪称“南方丝绸之路”，不过，出土海贝并不能直接证明这一点，另一种说法认为，蜀地的贝币来自东海，是通过与中原文明的贸易流入进来。无论如何，四川地区的古文明遗址、出土文物，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第一手的研究史料。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提出华夏文化的“满天星斗论”，他认为中华文明并非诞生于单一中心，而是由众多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文明共同构成，像夜空中的星斗一样散布四方。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地文明遗迹，正让我辈看到中华文明的多样性，看到各地区之间相互的影响。（责编：张玉瑶）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