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朝知县的仕途

依照明代制度，举子在通过重重考试，获得举人功名后，就有了最基本的选官资格。明朝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对于行政人员的需求量很大，明太祖、成祖二帝又务实重典。因此，当时无论是科道给事中、御史，还是在后世被视为清流出身的翰林院，皆有举人授官之例。不过，随着明代政治社会趋于稳定，选官制度日益完备，这样的例子逐渐消失于史籍。

这样一来，会试中的下第举人中只有少数可以直接选官，且并非直接参与政务的州县行政官员，而是充任为府、州、县学教官。教官在明朝并不是什么很有前途的岗位，多数教官没有品级，即便是最高的府学教授也不过是从九品，在升迁问题上也有颇多阻滞。在这种共识下，许多乙榜进士（也称副榜，即未获得廷试资格，但可充教官等）选择通过入国子监历事而铨选行政官员，这样一来，在初授时即为府佐及州、县正官，而缺点则是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不过，这样也总算是成为大明的行政触手之一，实现“脱学入政”的巨大跨越。还有不少士人为了能留京任事，选择辞榜重考。

那么，如果一个明代进士的仕途起点是知县，他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仕途？

万历时的名臣张学颜在年轻时，也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张学颜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他的位次并不算高，是第三甲第156名，史料中对张学颜考选庶吉士之事并无太多记载，不过从他后面获授正七品的曲沃知县来看，他应当是未能成功考选，也并未获得留京内任的机会。

明代县级官员的升迁，可以大略归为地方与中央两种形式。地方外任一般是提级，比如说弘治时期广东顺德知县吴廷举升四川成都府同知，嘉靖年间河南南阳知县贾应春升南直隶和州知州。而如果转升京官则可分为科道与御史、主事等，这个京不一定是北京，也有可能会到永乐以后以大明官员颐养天年而闻名的南京任职。

从仕途登进的角度来说，给事中优于其他，京师优于地方。当时的晋升路线虽然多样，但比较理想的路线大略可以概括为：

知县、推官（地方基层官员）—给事中、主事（京师监察、行政官员）—参议、参政（地方辅官）—巡抚、按察使等（地方主官）—侍郎，或加都察院职（部院辅官）—尚书（部院主官）。

张学颜在曲沃的工作显然开展得不错，政绩突出的他通过行取（即明代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擢为工科给事中。给事中在明朝可谓“黄金仕途中转站”，虽然职级不高，从七品，但职权一点都不小。

六科肇始于洪武六年（1373），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并设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与都察院共同负责监察事务，后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合称为科道官。

给事中按照其工作内容，“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也就是说，给事中可以经常和皇帝、高官打交道，处理的事情也比较多，看哪个大臣不顺眼也能上奏，存在感相当强。除了中转之外，科道身份在明代官僚系统中也是香饽饽，明末东林党人就多挂有六科或都察院职务。

一般来说，六科都给事中（即给事中的上级）可内转太仆寺少卿等官职，也可外转从三品的参政。而给事中则可迁从四品之参议，比如弘治朝官员吴世忠吏科左给事中擢湖广参议，这样的例子屡见于《明史》列传。

有了给事中的任职经历，治理一方和回京入部也就水到渠成了。张学颜在先后任职山西参议、辽东巡抚后，又升兵部侍郎，有趣的是，这个时候他因功获得了科道身份的右副都御史，一年之后的万历六年（1578），便升为户部尚书。

从三甲156名外放知县到户部尚书用了25年。作为对比，早早中试的杨廷和用了整整31年才升任吏部尚书。张学颜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与能力之外，他所选择的晋升路线也是明代官员从地方进入部院的一种较高效途径。据历史学者唐克军统计，有明一代，明确记载于史料中的知县升为科道官者就有988例，知县出身的官员，努努力还是有机会做到的。

如果是从知县、推官晋升为六部主事，一样能有比较不错的前途。方逢时先授宜兴知县，改宁津、曲周，征授户部主事；赵南星则由汝宁推官入为户部主事；袁崇焕先任福建邵武知县，后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孙传庭授河南商丘知县，后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这几位中晚明名号响亮的人物，都是从担任六部主事开始一路升迁。

明代六部下设司，司有郎中、员外郎，可以理解为司的正副手，再下有主事，所谓主事，即在六部中负责较具体事务的官员。在海瑞著名的《治安疏》开头，便写了“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

海瑞所担任的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就是户部中负责与云南对接、处理云南地方事务的官员。虽然级别不高，但其奏疏已经可以上达天听，在皇帝面前混个脸熟。

给事中与六部主事都是明代官职晋升的关键环节，这时官员处在中央，接触到的多是有实权的部院高官或封疆大吏，这样的官职非常利于官员通过事务往来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日后的仕途发展打下基础。

若是不幸未能转入京师任职，也不用灰心，外任官员同样有前景。嘉靖时期的贾应春、万历后期的黄嘉善，都是经历“知县—同知—知府”的过程后，跌跌撞撞才转任为京官，不过从时间周期来说，确实长了一些。

如果还是想赶一下进度，在边地任武事也不失为仕途攀升的终南捷径，譬如说，九边尤其是宣大、辽东等边境地区，相对更容易出政绩，任职边方兵备等地方官也更容易升巡抚、总督等，继而进位兵部侍郎以及尚书。

较为典型的案例便是嘉靖时期的翁万达，其历梧州知府、广西副使，后以征安南之功出巡川、陕，再之后总督宣大，后进位兵部尚书。

在《明代吏部尚书研究》一文中，作者闫福新对明代吏部尚书的出身官职做了统计，在文章中的“明代吏部尚书起家官简表”，一共列出明代吏部尚书98人，而其中从知县、推官出身，但最后升职担任吏部尚书的人数达35人，而一开始供职于翰林有9人，六部有25人。不难看出，即便是廷试之后未能留任京师，官员如果以六部尚书为仕途目标，知县出身也不会遭受过多歧视。对于有志于发展仕途的明代官员，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养好身体，熬资历。

摘自 | 《领导文萃》2025年4月下

稿件来源 |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本文作者 | 湘桥蓬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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