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长江实业（长实）出售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的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3月4日长实发布公告，向贝莱德财团出售中美博弈下的核心资产-巴拿马港口，总价值高达228亿美元。由此引爆了“长实事件”，大公报先后于3月13、15、17日连续三期发表文章，批评该行为，罔顾国家利益；央企、国企纷纷暂停与长实之间的商业往来；特首更是罕见发声，欲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查此事件......一时间，长实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全中国抨击的对象。长实受到外界压力，被迫暂停了该交易，用时间化解这场危机。目前长实、贝莱德、港府、中央政府陷入了四方博弈的状态，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主动出击，采取行动，只是采用施压的方式，逼迫任何一方出手。

首先作为该事件的主人公长实目前备受压力，这种来自港府、中央政府、民间舆论的打击让长实的股价短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从36元港币直接跌到了30元；投资者对长实未来的信心不足。近期长实也采取行动，扭转企业形象，尤其是在香港推出9成贷款、免压力测试的地产项目，为香港市民提供新的上车机会，极力在短期内扭转企业形象的措施；

贝莱德方面，同样采取低调的措施应变。等待事件逐渐淡化，在推进该笔交易；

事件最难的一方是港府，首先如果港府主动采取行动阻碍交易，这将严重打击外国投资者对香港投资的意愿。长期以来，正是相对宽松的营商环境、低廉的税率以及完善的法制才是国际资本以及企业争先恐后进入香港市场的主要动力，而一旦任何的交易都存在被审查、被阻止的风险，这一定会打击国际资本的信心，影响香港的市场环境，对香港长期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这也是港府最担心的事情；此外，港府还需要面对中央的压力，如何平衡好市场与国家战略，显然港府在该事件中处于最不利的位置。在未有解决方案之前，静观其变是最佳的决策方案；

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最佳的结果一定是利用巴拿马港口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争取更大的权益。卖可以，什么时候卖，什么条件卖则要服从国家指挥，不能擅自行动，这是国家的态度。同样，国家也不希望亲自出手，干预该交易，毕竟也希望给海外的投资者更多的信心。总之，丑人需要港府作，中央政府不会亲自出手做这个事情。

正是这四方之间的利益和视角不同，造成了现在该事件处于静止状态，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率先出手，事件陷入了僵局。尽管如此，该事件最受伤的肯定是长实集团，不论如何，后李嘉诚时代，长实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正在逐渐走出“四大家族”的掌控，迎接新的时代。而李家正在陷入自己亲手打造的“城”中......现在跟随我们的视角，回顾李家的过去，分析当下境况以及大概率会发生的未来，穿越历史，见证李家的“城”兴衰颓败......

一．李嘉诚真正的商业逻辑

故事的开始让我们深入分析长实真正的商业模式。我们都知道故事的开始，李嘉诚在上个世纪从大陆逃离至香港，凭借自己的努力，创建塑胶厂，通过实业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之后抓住时机，涉足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正值香港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老百姓渴望安居乐业。随着廉政公署的成立，沉重的打击了香港的贪腐现象，香港的法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老百姓收入增加，香港GDP连续几年维持在10%的高速增长。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让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可以迅速成长，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成为香港“四大家族”的代表，也登顶了华人首富，是香港一个时代的代表。

我们翻看长实最新一期财报，基建依然是长实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比超过35%；其次是之前投资的英式酒馆业务，比重同样超过34%，物业销售及其他占据其余的30%。长实在李嘉诚晚年之时，已经确定了全方位发展的目标，分散风险。回顾这些年长实发展历程，其高速发展的阶段就是在1990-2015年这二十多年期间，这其中主要是搭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成为在大陆最早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外企，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成长，长实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代。大家对长实最简单的印象就是“屯地”，最初通过低廉的价格拿到土地之后，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后续即可以自己开发销售，赚取高昂的利润，又可以直接转手溢价出售。不论那种方式，都让长实在大陆房地产行业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此外，李嘉诚偏爱基建、民生项目，地铁、电力、港口、电讯、超市这些基建民生项目成为最好的投资对象，拥有稳定的现金流，虽然想象空间不大，估值不高，但是可以为长实提供稳定长久的收入来源。李嘉诚采取的措施就是在经济危机之际买入这些核心资产，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卖出，进可攻、退可守，从而实现集团的长远发展。这成为了李嘉诚以及长实的企业文化，相信未来长实依然会维持这种发展模式。

当我们把李嘉诚与巴菲特作比较，会发现很多雷同之处。同样都是投资驱动的增长，巴菲特依靠的是二级市场低价买入的策略，即在任何经济危机之际，买入优质资产，在经济繁荣期间卖出，实现收益。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必然处于周期性的繁荣与衰退，这就是著名的美林投资时钟。所以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可以确保他持久稳定的增长。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巴菲特分享的是美国经济的繁荣，赚取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如果把他的商业模式换个地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亏损。正是美林投资时钟叠加美国经济发展稳定发展的双重因素，造就了巴菲特先生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而李嘉诚采用同样的商业模式，只是战场从巴菲特的全球二级金融市场转化到全球一级投资市场。同样根据美林投资时钟，在市场处于衰退之际，买入电力、超市、电讯、港口等民生项目，然后在经济繁荣之际卖出，从而赚取利润。巴菲特持仓期间，每年赚取的是公司的股息，即投资回报；而李嘉诚在持有资产之际，赚取的是企业每年稳定的现金流。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核心的利润来源，真正的收益就是低买高卖的商业模式，赚取时间的财富，这是他们真正的商业模式以及利润来源。这种模式就要求不论是巴菲特还是李嘉诚，账户都必须时刻持有大量的现金，随时准备在市场出现危机之时，采取行动，买入资产。

巴菲特先生面临的唯一风险就是美国的衰退，只要美国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状态，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必然失效，不过这种概率很低；而李嘉诚先生除了要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外，还需要面临另一个最大的风险，即政治风险。

商业的尽头是政治，这是亘古不变的警示。李嘉诚常说自己是生意人，商人，商人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回馈股东和投资者。这句话没错，逐利确实是商人的目的，任何不以此为目的的商人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但是，对于像长实这样的跨国集团这句话就不完全正确。我们了解了长实的商业模式，就会发现，不论是基建、地产、电讯、地铁、超市、电力等都是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项目，高度依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其他国家的投资项目，李嘉诚都可以低价拿地，这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支持的结果。所以，长实与其说是做市场交易，不如更准确的说是做政府的生意，利用自身资金的能力，与全世界的政府合作，获得低价的资产，之后在经济繁荣之际，高价卖出，实现利润。市场只是最终实现利润套现的渠道，政府才是他们赚钱的核心。所以只片面的关注市场，强调自己商人的眼光，忽略与政府背后的交易，只是以偏概全，转移视线罢了。既然长实的商业模式高度依赖政府，就必须与各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这就面临未知的政治风险。长实2022年进军越南房地产市场，参与火热的越南投资。但是由于受到后来越南反腐牵连，该项目同样进展缓慢，越南首富张美兰被绳之以法，主席阮春福被纪律处分，长实被迫面临这些政治的危机。

这就是李嘉诚商业模式被迫需要重点面对的风险，即政治风险。这次巴拿马港口事件，同样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事件。本来是商业的决定，根据市场行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但是却忽略了背后政治因素的考量。长实分享了国家发展的红利，赚取了相关的利润，现在是时候为国家放弃一些利益。“出来混早晚要还的”，哪有只分享红利，却不承担风险的道理。李家严重高估了自身的能力，也从此拉开了李家没落的开始......

二．李家的政治学

现在我们依然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李嘉诚与邓小平先生谈话的画面，确保香港长久繁荣，增强香港商人的信心，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李家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投资以及李家的政治学。

谈到李家的政治，一定离不开他们与高盛之间的关系。李家与高盛之间的深渊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盛的前CEO保尔森在90年代初主导了高盛亚洲区的业务，尤其是亚太中心香港分公司的建立，以此为翘板进军中国大陆市场。高盛90年代初在香港只存在代表处，负责人是曾国泰，他的同学正是长实的大内主管，被誉为打工皇帝的霍建宁，正是由此关系促成了高盛与长实蜜月的开始。

上个世纪90年代，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钜刚从美国回来，独立创业，创建星空卫视，李嘉诚为了支持儿子事业，又不想太过明显，便委托高盛在星空卫视投放200万美元的广告，作为对李泽钜的支持。正是由此契机，双方正式开启了合作，后来高盛帮助李泽钜把星空卫视卖给了欧洲的鲁柏.梅铎，梅铎家族以此为契机进入了亚洲市场，而李泽钜也实现了几倍的收益，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至此，双方开启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合作，高盛作为长实独家的财务顾问，负责长实所有的对外收购投资事宜，同时，高盛也利用自身政府的资源，帮助长实发展。

双方最佳的合作就是从中国大陆开始，高盛进军中国市场，参与了国有企业改革，四大行海外上市等一系列资本运作，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中美双方私下沟通的桥梁。保尔森更是在2006年成为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那个时期达到了巅峰。长实则利用高盛的资源，94年从董建华手中接过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东方广场巨型项目，正式开启了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过去三十年，长实利用高盛以及中国政府的资源，在中国低价拿地、屯地，最终收益丰厚，高盛与长实也迎来了双方关系的巅峰时刻。但是时过境迁，时代更替，曾经的同事、朋友都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四大家族也只剩下李嘉诚，而高盛也不再是曾经的高盛，在华尔街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

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下高盛以及华尔街。很多人把华尔街当成美国的政治风向标，所有资本的汇集地。实际上，从2010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的地位已经在逐渐下降，被主街-白宫所取代。华尔街早就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斗争下的牺牲品，资本已经很难在撼动白宫的地位，而白宫正在逐渐拿回曾经的经济主导权。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必然会把手伸进市场之中，而华尔街最终只能成为权力斗争变现的工具。

事实上，华尔街各大投行早就开始布局政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选举以及白宫的政策。不过，在特朗普的政治蓝图下，华尔街必须让位于白宫，甚至硅谷的科技精英。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高盛也不是曾经的高盛。作为左翼自由市场的代表，高盛目前在华尔街的位置比较尴尬，很难获得特朗普政府的信任。此外，在中国市场，高盛也由于政权交替，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力大不如前。而长实在这个阶段依然以高盛为最核心的合伙伙伴，实际上很难为自身在政治上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此次巴拿马港口的交易，正是由高盛作为独家财务顾问推动的整个交易。显然从高盛的角度，对政治的把握欠缺火候，在新的时代，新的政府领导，新的政治结构面前，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高盛的影响力都大不如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长实目前的窘境，进退两难。

三．长实的选择

面对现在的窘境，实话实说，留给长实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巴拿马港口这块烫手的山芋将成为压倒长实最后的稻草。目前没有人愿意为长实说话，缓和与港府以及中央的关系。就算长实最终放弃这次出售，甚至把所有的港口无偿捐献给国家，结果都是一样的。曾经的背叛必定遭到未来长久的报复，这种把自身利益放在党和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必然会遭到党内未来的清算。所以不论长实最终采取什么策略，长实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正在加速关闭。

长实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速出售资产，尤其是大陆和香港的资产，逐渐将重心转移至新加坡或者英国，才能保住目前的产业。但是，不要忘记，长实始终是华人的生意，这种身份的特性不会因为营商地点的变更而变化，一旦失去中国的市场，长实在海外的业务必然受到严重的冲击。树无根必死，就算长得再高，也总有一天会倒塌，长实已经开始逐渐的走向下坡路。

创业难，守业更难。李家是传统的生意人，商人。他们不是企业家，不是科技创新者。而在以科技进步驱动的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显然保守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走向尽头。像长实这种超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很难实现战略转型，长实的管理层，CEO李泽楷、股东等都是保守的生意人，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固定的股息，而对于未来科技他们不懂，也不关心。长实长期以来都缺少创新的环境与土壤，不论是李泽钜贱卖腾讯，还是曾经参股的众多科技公司，最终都草草收场，未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红利。

长实未来想进一步发展，突破瓶颈，必须大刀阔斧的改革，成立新的科创公司，任命新的CEO，初期可以与长实隔离，独立发展，大力发展科创产业，可行的方案包括数据中心的建设等等。被誉为21世纪银行的数据中心业务是最适合长实这种规模的企业，需要庞大的资金，同时可以占领市场，重点放在东南亚，印度，欧洲市场，数据中心必然在21世纪中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长实可以抓住先手，提前布局，才有机会在21世纪享受到时代发展的红利。否则依然固守传统业务，长实会加速走向时代的尽头，最终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困死在自己的“城”中。

综上所述，我们维持对长实“卖出”的评级，同时赋予长实在未来一年内的估值为20港元。

再见，李家的“城”。

弘霖决策出品，必属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