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那天举国欢庆，唯独除了南京！这份历史太沉重！

1945年8月15日中午，重庆的爆竹屑将报童的叫卖声给盖住了。延安的秧歌队把锣鼓敲得格外响亮。在南京夫子庙的茶馆里，73岁的张奶奶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颤着声音对孙辈说道：“先等一等，别是鬼子骗降啊”。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警惕，使得南京和别的城市有了差别。当全国都在为胜利而狂欢的时候，这座遭受过最深创伤的城市，正在默默地舔舐着八年都没有痊越的伤口。

不过南京那沉默的背后早已有暗潮在涌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伪“中央广播台”的技术员谭宝林和苏荷先偷偷切断东京电台的信号，转播重庆那边的讯息。当电流发出嘶哑声响时，“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七个字如同火星溅到油库一般。可是欢呼刚刚兴起被压制下去了——街上日军宪兵的摩托车正在隆隆地驶来。这种压抑的喜悦，比直接的悲伤更让人觉得难受。有亲身经历的人回忆，老太太们紧闭门窗煮红豆饭，却不敢燃放鞭炮，只是把铜盆扣在地上用筷子轻轻敲击，称这是“给阴间报喜不打扰活阎王”。

我认为，南京人的谨慎是有着血的教训的。1937年12月16日，厨师高大有在中华门外自己的家中被中岛部队枪杀了。同年的这个日子，33岁的周永财在难民区被当作中国军人抓走，之后就失去了音讯。8岁的黄腊红在中央门外自己的家中被日军枪杀，手里还紧握着半块糯米糕。这些进入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普通人，用生命让众人知道轻信的代价。到2007年，哭墙上雕刻的10505个姓名，还在那里无声地提醒着活着的人：欢乐过早或许会招致大灾难。有意思的是幸存者的反应各不相同。92岁的伍正禧在自家的老虎灶干活，看到日本药房的店员都跪在街口，穿和服的妇女也在哭泣，可是他等了两周才敢相信。89岁的余昌祥听到广播就走到街上，加入了欢呼的人群中。

这其中的差异或许是因为创伤有深有浅。伍正禧爷爷被刺刀捅死，三个哥哥和一个叔叔被枪杀。余昌祥的养父被砍中七刀，最终存活了下来。更为残酷的是制度性的压抑。保甲制度好像一张大网笼罩着南京。每十户设置牌长，每十牌设置甲长，每家需要抽壮丁编入保甲团。

日伪方面将购米证、煤证和举报义务整合到一起。市民在生存压力之下相互监视。这可算作“连坐法”的一种变体。它比刺刀还要厉害，把集体表达的可能性给扼杀了。日本投降之后，有的地方岗哨依旧是保甲团拿着棍棒在维持秩序。仿佛权力更换了，却又好似没有更换一般。最为对比强烈的体现在时空之上。8月15号的重庆，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书写“漫卷诗书喜欲狂”；同一天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夏淑琴抚摸着哭墙上7位亲人的名字。

她的女儿陆琪之后回忆，母亲那个时候最为强烈的情绪并非是高兴，而是迷糊。“仿佛三十万冤魂正透过墙上刻着的字观瞧人间”。这跨越了八年的时间差，使得南京的胜利日更像是一场迟到的审判。其他的地方在庆贺战争结束，而南京却在掩埋尚未变凉的尸骨。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南京的沉默其自身就是最为深刻的历史证明。当上海外滩响起胜利的钟声的时候，南京江东门的万人坑正迎来第12802份档案的归档。很多装着遇难者资料的盒子，之后在纪念馆堆砌成12米高的墙，比任何狂欢的人浪都更加令人震撼。如同幸存者岑洪桂所说的：“我们胜利的那一个时刻得被铭记”——但是铭记的方式，不一定就只能够是欢笑。

下次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你可以在“12秒”展区多停留一下。每间隔12秒就会亮起来的遇难者照片，以及1945年8月15日南京街头的宁静，实际上讲述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些伤痛没有办法通过欢呼来使之消失，如同有些记忆需要用沉默来承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