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以失利告终，山河破碎，百姓蒙难。

在这场惨烈保卫战中，时任88师师长的孙元良在城破前夜失踪，直到1938年3月，才辗转来到武汉，他是如何脱身的？这期间去哪了？

战前态势与孙元良部部署

孙元良

淞沪会战失败后，孙元良率领的88师作为淞沪会战的参战主力，伤亡惨重，从上海撤退至南京时，编制已严重残缺，原本满编约一万一千余人人的部队，此时仅剩下六千人人左右，就是这六千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才编入的，几乎未经训练的新兵。这些新兵大多是从南京周边乡镇临时征召而来，许多人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就被推上了战场。

由此可以看出，在淞沪会战中，88师的基干部队，已损失大半了。

但即便如此，88师因其德式装备与前期表现，依然被视为南京保卫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奉命驻守南京城南的雨花台、中华门一线，这里堪称南京的南大门，战略位置极为关键，一旦失守，日军将长驱直入南京城核心区域。

孙元良在战前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次重要会面。

12月初的一个早晨，老蒋亲自致电孙元良，要他准备从划子口渡江到北岸待命。但后续出于战略考量，孙元良和他的部队被留下来参与南京保卫战。

据孙元良后来的回忆，当时老蒋握着他的手，语气沉重地说：“坚守南京，意义重大。你部虽经淞沪血战，疲惫不堪，但此时还需勉力支撑。”

88师抵达防御阵地后，孙元良立即组织士兵构筑工事。雨花台一带多为丘陵山地，士兵们冒着寒风，用铁锹、锄头挖掘战壕，搬运石块加固掩体。

有老兵回忆，当时天气寒冷，许多士兵的手都冻裂了，鲜血直流，但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孙元良也曾到阵地视察，看到士兵们简陋的装备和疲惫的神情，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战局恶化与撤退命令下达

12月上旬，日军对南京的攻势愈发猛烈。

到了12月12日，南京东南郊的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台等战略要地相继陷落，88 师在雨花台的防御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大部战死。日军战车直抵中华门口，步兵也逼至城根之下，南京城防形势岌岌可危。

就在这一天，老蒋两次致电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先是表示 “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又很快改变主意，称 “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

这种前后矛盾的指令，让唐生智及守军将领们陷入了两难困境。

当时唐生智的参谋回忆，接到第一份电报时，唐生智还松了一口气，认为可以让士兵们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但第二份电报一来，他顿时愁眉不展，在指挥部里踱来踱去，半天说不出话。

最终，12日下午，唐生智还是决定下达撤退命令，召开各部队长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并拿出预先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分发给众人。

原本计划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但唐生智又口头追加了一条，允许88 师、87师、74军、教导总队等部队在有船的情况下从长江渡到滁州集合，这一临时变动的指令，为后续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会议结束后，各将领匆匆离去，当时88师的一位参谋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大家都知道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沉重和不安。”

孙元良突围争议说法之一：临阵脱逃躲入妓院

流传较广的说法来自宋希濂，宋希濂称，12日下午 5 时孙元良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而是脱去军服，换上便服，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娘，在难民区躲藏了一个多月，直到日军疏散难民时才混出来。

这种说法被许多人引用，甚至在后来远东军事法庭中，法官梅汝璈的回忆录也曾采用。

然而，此说法存在诸多疑点。首先，难民区并非安全之地。

南京难民区主任杭立武回忆，在难民区内，日本人随意抓捕所谓的 “便衣兵”，五十人一队、一百人一队，绑着手串在一起拉走枪毙。

以孙元良长期从军形成的体格、相貌和军人特征，如戴军帽形成的痕迹等，通过化装逃过日本人 “甄别” 的可能性并不大。曾在难民区参与救助工作的传教士约翰・马吉在日记中记载，日军经常闯入难民区，对青壮年男性进行盘问和检查，稍有可疑便会被带走，许多人一去不返。

其次，孙元良与宋希濂交情不佳。南京保卫战时，宋希濂曾阻拦过从中华门擅自撤退的孙元良，两人在回忆录中更是相互指责。

宋希濂称孙元良 “卑鄙”，孙元良则回击宋希濂率领的部队 “清闲得没有放过一枪”“老早便完整地从下关上船，渡江北去了”。

在这种相互鄙视的关系下，宋希濂描述孙元良的说法，很可能夹杂了个人主观情绪，未必完全属实。当时宋希濂的一位副官也在回忆录中隐晦地提到，宋、孙二人在军事策略上常有分歧，积怨已久。

另外，有学者查阅了当时南京相关记载，并未发现有鸨母收留孙元良的记录。而且，妓院在战时也是日军经常光顾的地方，风险极高，孙元良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太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藏身。

孙元良突围争议说法之二：躲入外国公使馆

88师南京通信处主任葛天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葛天回忆，孙元良能够躲避日军屠杀，是靠了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则文。卢则文在抗战初期于某外国公使馆工作，孙元良事先与他接头，南京紧急时，便偷偷只身逃躲到卢则文事先联系好的某国驻华公使馆。

之后，孙元良化装成马车夫，通过下关离开南京到了苏北韩德勤部，然后辗转到汉口。

这一说法的起因是为了揭穿孙元良 “在南京栖霞山打游击” 的说法。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躲入公使馆也面临诸多问题。外国公使馆在南京沦陷期间，自身也受到日军的诸多限制和干扰，能否为孙元良提供长时间的庇护存在疑问。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日军多次无视公使馆的外交豁免权，强行进入公使馆搜查，对馆内人员进行骚扰。

而且，孙元良作为高级将领，其行踪必然受到日军关注，潜入公使馆这种行为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曾在公使馆工作的一位职员回忆，当时公使馆对进入人员的审查极为严格，非工作人员很难进入，更不用说长期藏匿一位身份特殊的国军将领了。

孙元良突围争议说法之三：带领部队突围游击

孙元良的说法则是，他在江边找不到船后，便带领司令部六百多官兵向东面山地撤退。他们从栖霞山、龙潭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当地百姓热情提供食物、带路并帮忙找船，给予了很大帮助。最终，他们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 3月下旬抵达武汉。

孙元良在回忆录中写道：“突围时，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身边的士兵不断倒下，但大家毫无惧色，奋勇还击。”

不过，孙元良的这一说法也遭到了广泛质疑。

葛天曾回忆，12月 11日下午3时左右，防守南京光华门的桂永清部教导总队被日军突破，他与孙元良通电话后便失去联络，之后和旅长吴求剑等人多方打听孙元良行踪无果。

如果孙元良真如他自己所说带领着部队行动，其麾下旅长吴求剑等人却对他的行踪毫不知情，这显然存在矛盾。

吴求剑在战后的回忆中提到，12日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孙元良的任何命令，部队群龙无首，陷入混乱。

历史细节中的真相探寻

从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整体局势看，孙元良临阵脱逃的可能性较大。在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前，孙元良就有擅自行动的迹象。

12 日上午，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和 262 旅一部违令先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宋希濂的督战队 “劝阻”，才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当时督战队的一位士兵回忆，看到一群溃兵涌来，为首的正是孙元良，他们举起枪警告，孙元良先是愤怒地斥责，但在看到督战队严阵以待的架势后，才悻悻地带领部队返回。

这一行为表明，孙元良在关键时刻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危，而非坚守阵地执行整体作战计划。

再者，从部队后续的混乱和大量士兵被屠杀的结果来看，作为师长的孙元良难辞其咎。如果他能够按照命令组织部队有序突围，而非自行其是，是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亡。

当撤退命令下达后，由于将领们各自为战，失去有效指挥的守军顿时乱成一锅粥，沿中山北路向下关撤退，在挹江门发生严重拥堵和踩踏事件，教导总队第1旅第 2团团长谢承瑞便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活活踩死，下关的渡江场面更是混乱不堪，大量士兵因争抢船只或制造简陋木筏渡江而丧生。

当时在江边的一位百姓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他在日记中写道：“江面上漂满了人，哭喊声、枪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惨不忍睹。”

综合各种史料分析，孙元良很可能在南京城破前就已脱离部队，试图寻找安全的躲避之处。他所谓的带领部队游击突围，更多是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美化。而躲入妓院或公使馆虽无法完全证实，但从其擅自撤离阵地以及后续与部队失联等行为来看，在城破后为求自保而采取这类极端手段并非没有可能。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孙元良在其中的表现，无论是临阵脱逃还是未能有效组织部队突围，都成为其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