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十二）云扬号事件

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就是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武力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进而称霸亚洲，乃至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扩张总方针。明治年间制定的“大陆政策”，确定了五个侵略步骤：第一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

明治政府制定这样的“大陆政策”，决非偶然。从封建时代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曾一再鼓吹过“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梦想征服世界。

这毫不奇怪，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同掌握统治权力的、封建武士出身的人物头脑里的封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日本封建武士统治国家时，有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二是要实现“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这种“武国”的特色，就是崇尚军国主义，以征战杀戮、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

首次明确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的狂妄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的，当推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后，就企图先占朝鲜，而后征服中国和印度，定日本国都于北京。1592年，丰臣出动陆军十九万人、水师九千人，自釜山登陆，逼近汉城、平壤，这就是“文禄之役”。1597年，他又出兵十四万，大举侵朝，史称“庆长之役”。但这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吉田阴松（1830—1859年）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兴起的“海外雄飞论”及“尊皇攘夷论”中，均包含有对朝鲜、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桥本左内、岛津齐彬等人。尤其是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就提出：“为今之计……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中国东北）、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他强调说，“方今急修武备，一旦军舰大炮大体充实，即可开垦虾夷……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责成朝鲜纳币进贡……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有台湾、吕宋诸岛（菲律宾）”，乃至占据整个中国及“君临印度”，“使神功（日本神话中开拓疆土的先驱者。据说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原名不可考，其和式谥号在《日本书纪》中被称作气长足姬尊）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吉田松阴对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影响极大，出于松阴门下的被授爵、赠位者多达三十七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是其中最著名者。日本帝国的统治集团，就继承了丰臣秀吉、吉田松阴等人向世界扩张的思想。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明确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表露了向外扩张、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他素以继承神武以来所谓“兼六合”、“掩八纮”，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崇尚武功，好勇狠斗，后半生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是大陆政策的直接推动者，是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祸首。　　

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留着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因此日本的“大陆政策”，也就把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殖民政策及军国主义，在实践上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征服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侵略朝鲜，不仅为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所需要，而且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当时，朝鲜在政治上处于对中国清朝政府的从属地位。而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日本最近，在日本统治集团眼里，朝鲜又是侵略中国大陆的一块跳板，他们将朝鲜称为“渡满桥梁”。正因为这样，明治政府刚成立不久，内部就有人积极主张“征韩”。

征韩议论图

1870年8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讲得十分明确。他说：

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 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如鲁西亚（俄国）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圣垂念之地焉【《日本外交文书·卷三》】。

此外，同年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征伐朝鲜的建议中，也明确地谈到，“四年前，法国攻朝鲜，取败刃，懊恨无限，必不使朝鲜长久矣。又，鲁国（俄国）窥窃其动静，墨国（美国）亦有攻伐之志，皆垂涎彼金谷云尔。皇国若失斯好机会而与之匪人，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故臣痛为皇国唱鞑伐也”。白茅还认为，“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糜财蠹(dù)国之论却之”。相反，伐朝鲜不仅可以“大练我之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乎哉”。这就是日本明治初年之所以极力企图“征韩”的根本原因。

1871—1873年，岩仓具视率领的政府使节团赴欧美考察期间，日本朝野“征韩论”又骤然泛起。留守政府中的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和坂垣退助等人想利用侵朝战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借以解决封建武士出路问题。这一主张遭到回国后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他们采用王政复古时使用过的手法，弄到一份敕旨，利用天皇权威，以岩仓具视代理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职务，迫使主张征韩的西乡派下野，改组了政府。这场政争，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见第二节《武士时代的落幕》）。当时，由于日本民众斗争运动高涨，反动封建士族作乱，加之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征韩”之争宣告结束。

朝鲜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列强都在垂涎待机夺取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带。从南方北上的有英国、法国；从北方南下的是俄国；从东方横渡海洋的是美国。而日本政府，依靠地理上最为近便的优越条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抢先侵占了朝鲜。

1869年初，日本遣樋口铁四郎为使，前往朝鲜釜山，把日本维新的事实通知朝鲜，并要求建交。但是，日本在给朝鲜的通知文书中，改变了1609年朝、日两国缔结的《己酉条约》中所规定的文体和印章，而屡用“皇”、“敕”的字样。因为对朝鲜来说，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皇”、“敕”的字样，而日本政府内部的“征韩论”，早已引起朝鲜政府对日本存有戒心。为此，朝鲜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文书，也不接待来使。

1869年底，日本政府派“征韩派”佐田白茅、森山茂等人前往朝鲜搜集情报。1870年春，佐田回国向日本政府上书，叫嚣“征韩”。认为征伐朝鲜“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大院（指兴宣大院君），七纵七擒，实易……”如果清政府“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佐田还说，征伐朝鲜的好处是：“伐朝鲜有利而无损……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也。”还从“安内以攘外”的角度说：“今皇国实患兵之多，而不患兵之寡。诸方兵士……颇好战斗，翘足思乱，或恐酿成私斗内乱之忧，幸有朝鲜之举，用之于斯，而泄其兵士郁勃之气。”这个上书透露了日本“屠朝鲜”、“伐中国”借助对外用兵，以防止“私斗内乱”，即“攘外以安内”的意图。

森山茂也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建议书，认为1592年丰臣秀吉征讨朝鲜的祖法是治国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必要措施。

在日本爆发“征韩论”的同时，1873年，朝鲜政府内部也发生了一次政变。

朝鲜哲宗李昪于1864年去世，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王位出空。南延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兴宣君李昰应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活动，终于使其子——年仅十二岁的李熙，入继大统，成为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六代国王，是为高宗。于是，李昰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赞襄政务。按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生父上尊号大院君，因李罡应已有兴宣君名号，故史称其为“兴宣大院君”。李罡应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新政改革，在对外问题上强硬地推行斥洋和斥倭政策。

兴宣大院君李罡应（1821—1898年）

但是1873年12月14日，承政院同副承旨崔益铉向高宗上疏，批评大院君治下的朝鲜“挽近（离现在最近的时代）以来，政变旧章……大臣六卿无建白之议，台谏侍从避好事之谤。朝廷之上俗论恣行而正谊消，谄佞肆志而直士藏。赋敛不息，生民鱼肉……事公者谓之乖激，事私者谓之得计，无耻者沛然而得时，有守者苶(nié)然而滨死。以致天灾见于上，地变作于下，雨旸寒暑，俱失其常”【《勉庵集·卷三》】。这本是崔益铉一次自发的上疏，针砭时弊，奏疏也未直接提及大院君退位。但高宗在闵妃的怂恿下，认为该上疏是“出于衷曲”，“极为嘉尚”，并擢升崔益铉为户曹参判。

闵妃本来是大院君的妻族亲戚，出身朝鲜王朝的名门望族——骊兴闵氏，太宗元敬王后和肃宗仁显王后都来自这一家族。1866年，自幼丧父，家道中落的闵氏被册封为高宗王妃。但是自从完和君李墡（高宗庶长子）出生开始，由于子嗣继承的问题，她和大院君就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闵妃的儿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而大院君却有意让李墡当世子，这对闵妃的利益是直接的威胁，于是便联络各方反大院君势力，暗中形成了以闵氏外戚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准备夺权。崔益铉的上疏给了她绝佳的机会。高宗和闵妃深夜密召崔益铉，授予其亲近臣子才有的命召牌（表示国王有要事托付），让他上疏弹劾大院君。

12月22日，崔益铉上《辞户曹参判兼陈所怀疏》，猛烈抨击大院君及其政策，在朝野掀起一股强劲的倒大院君风潮。高宗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崔益铉的上疏，表明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关系，宣布“亲政”，并命令大院君离开京城，不许参与政事。

大院君先是发动成均馆、司谏院、奎章阁的儒臣轮番上疏向高宗施压，接着指使领议政洪淳穆、左议政姜㳣、右议政韩启源以及六曹堂上官全部“出城”，企图架空政府，让高宗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不料闵妃早有安排，借机将这些大院君的亲信全部罢官，并迅速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朝廷各部。大院君无计可施，被迫离开汉城，宣布引退。十年权势竟然在一夕之间垮塌。

高宗生性懦弱，对闵妃言听计从，因此尽管名义上是高宗亲政，实权落入闵妃外戚集团手中，朝鲜王朝的最高决策层不再是国王一人，而是“两殿”，即大殿高宗和中殿（或坤殿）闵妃，自此全面否定大院君推行十年的各项内外政策，主张朝、日修好。

电视剧《明成皇后》中闵妃形象

1874年8月11日，被闵妃集团收买的新任领议政（最高行政机关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李裕元出面攻击大院君的对日政策。他颠倒黑白地上奏高宗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交已三百年……”建议政府对釜山前训导安东畯，进行严肃正法。于是闵妃借口实行所谓的“开国政策”，把忠实地执行大院君对日政策，以倭学训导安东畯为首的一大批人定为“罪犯”。在“枭首警众”的借口下，把安东畯处死，并将首级挂在釜山倭馆门前，向日本政府献媚妥协。以处死安东畯为转折，结束了大院君强硬的对日政策。

但日本政府根本不想把朝、日关系置于平等的地位，看到闵妃集团软弱可欺，更加露骨地侵犯朝鲜的国家主权。1875年，驻朝鲜釜山的外务少丞森山茂要求向朝鲜政府呈递文书。闵妃集团原是要接受这项文书并接待森山茂的。但是，新派去的东莱府使对森山茂的突然到来不知所措，请求中央政府指示对策。当时，在朝鲜政府内部，还有部分大院君派的人物，他们坚决反对闵妃集团的对日政策。大院君也从外地返回汉城，监视闵妃集团的动向，使闵妃集团充当日本代理人的意图难以实现。于是，高宗不得不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可是闵妃集团的大臣因受到大院君派的压力，也不敢公开表明态度，作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致使森山茂不能呈递文书，返回日本。

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尝试，看清了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虚弱。同时，在台湾问题暂告解决之后（见《牡丹社事件》一文），特别是通过中日交换《日清修好条规》批准书之际，日方摸清了当时中朝所谓“宗属”关系的底细。认为这种关系“徒有虚名耳”，从而敢于从朝鲜下手。同时日方也想抢在沙俄之前，抢先占有实力地位。

1875年2月，即森山茂请兵示威之前，日本驻俄国公使榎本武扬在详细地考察了英、俄在巴尔干的矛盾，以及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之后，向政府提出，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地出兵朝鲜，占领“对马对岸之一岛或一地”，以确保向大陆扩张的“战略要点”。榎本的建议“对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1875年4月，驻釜山的森山茂向参议兼外务卿寺岛宗则建议，乘朝鲜“内讧”之机，“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路的形式进行示威活动，以军事压力迫使朝鲜对日开放。其手段与办法，可谓与当年欧美国家迫使日本开国的手段完全一样。

5月25日，日本政府派遣云扬号、春日号、第二丁卯号三艘军舰，驶往朝鲜近海。由井上良馨海军少佐指挥的云扬号闯入釜山。6月12日，第二丁卯号继云扬号也驶入釜山海域，两舰借口军机演习肆意放炮，进行各种挑衅。6月20日，云扬号和第二丁卯号不顾朝鲜地方政府的抗议，沿东海岸进行示威性的水域测量，并侵入军事要冲永兴湾进行侦查。接着，又在朝鲜西海岸进行同类活动。

同年9月20日，云扬号、春日号、第二丁卯号三舰再度驶往京城附近的汉江河口，这直接构成了对朝鲜国都的威胁，并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日方称“第三炮台”）进行挑衅。草芝镇炮台不得不对日舰开炮警告，云扬号随即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烈的炮击。由于草芝镇官兵顽强抵抗，日军终究无法在草芝镇登陆，便于次日转而偷袭项山岛（日方称“第二炮台”），摧毁了当地军事设施和民宅。9月22日，日军陆战队在江华岛对岸永宗镇（日方称“第一炮台”）登陆，并摧毁了当地朝鲜守军的炮台。日军在城中大肆烧杀抢掠，纵火焚城。朝鲜京畿道观察使闵台镐在向政府报告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状：“全军颠仆，火焰满城，民家比烧，燃及公廨。”【《高宗实录·卷十二》】9月24日，云扬号等三艘军舰满载战利品撤离江华湾。

云扬号事件（日本称江华岛事件）完全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略朝鲜的导火线。从1866年的“丙寅洋扰”（法国武装入侵朝鲜）和1871年的“辛未洋扰”（美国武装入侵朝鲜）以来，江华海峡一直是朝鲜国防的要塞地区，事先未经许可，任何船只都不能通过。云扬号故意不通知朝鲜，非法驶入江华海峡。事后，日方为云扬号事件编造理由说，“悬挂国旗的云扬号为补充淡水在靠近海岸突遭朝鲜炮击”。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因为根据云扬号舰长井上良馨所作的最早的一份报告书（9月28日），对“淡水”只字未提，日本国旗也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才悬挂上去的。井上良馨写的第一份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开，到10月8日才按照政府的要求出笼了第二份报告书，并在报告书中虚构了“寻找淡水”、“悬挂国旗”等内容。这是因为，英国驻日公使哈里·帕克斯急于了解真相，为了争取英、法等国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日本政府才添加了上述捏造内容。

事实上，云扬号的派遣是根据森山茂的副手、外务省六等出仕广津弘信的建议，由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决定的。正如日本史学者渡边胜美所说：“虽把受炮火所击辩解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受炮击并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预谋盼望受炮击。所以，我认为受炮击不仅不出乎我国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并指出：“这是对朝鲜当局的挑衅性行为，‘测量水路’之类只能使人想到不过是借口而已。”【[日]渡边胜美《朝鲜开国外交史》】

日本政府接到云扬号事件的报告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发表公报，叫嚷出兵朝鲜。曾以反“征韩派”人物著称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也认为，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好的借口”，以此“上奉天子，下酬万民”。1875年12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陆军中将、参议兼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前往朝鲜处理云扬号事件，并与朝鲜进行“修好”谈判。

然而由闵妃集团控制的朝鲜政府，在发生云扬号事件后的第三天，还搞不清事件的真相。议政府启言：“异舶之溯入内洋，未知其意之何居，系何国之人，缘何来泊。”第二天，三军府也上书说：“与年前抢掠之番船一类也。”

1876年1月6日，黑田清隆一行率领800名水兵，乘坐三艘军舰和三艘轮船，从品川港起程前往朝鲜，准备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

日本的侵略行径，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事前，日本政府曾将侵略朝鲜的计划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并得到了支持。外务卿寺岛宗则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翰（Bingam John Armor）谈到这件事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佩里提督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翰将美国人泰勒所著的《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取得成功。美日之间经过一番授受之后，日本政府便模仿西方列强向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手法，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活动。

1876年1月28日，朝鲜政府派御营大将申櫶(xiǎn)和都总府副总管尹滋承为正、副全权代表赴江华府，同日本全权代表谈判。日本为了达到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谎称已派来4,000名日军，随后还将增派2,000人。2月11日，正值日本纪元节，他们借口鸣放礼炮，实际上是以舰炮进行威胁。还恐吓说：“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将立即开战。”

朝、日两国代表共进行了四次谈判。在第二次谈判时，黑田清隆向申櫶递交了条约草案，其中包括十三项条款。

直到第二次谈判后，朝鲜政府才得知日本政府提出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和黑田清隆以武力威逼的卑鄙目的。从2月14日开始，高宗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咨询对策。大院君派的元老金炳学说：“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构衅也。”判中枢府事朴珪寿也说：“日本称以修好，而带来兵船，其情状叵测矣。”【《高宗实录·卷十三》】2月18日，软弱腐败的朝鲜政府研究和审议了日本提出的《修好条规草案》后，表示在原则上同意订约。2月19日，朝鲜政府决定委任申櫶“随时裁断之”。这个《草案》所涉及的事项，本应由主权国家朝鲜自己作出决定，但在军事威胁下，朝鲜政府按照日本的要求，接受了《草案》。

《江华条约》文本

1876年2月26日，两国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1876年8月24日，日本代表宫本小一又强迫朝鲜代表赵寅熙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同日，宫本小一在给赵寅熙的信中写道：在条约《附录》内“当揭载紧要条件”，至于不便于公布的，应当删去，另作《别录》交付，“以相约束”，而其“权理”则不应当异于《附录》。

《江华条约》、《附录》、《规则》和《别录》这些日本强加给朝鲜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从表面上看，好像日本为朝鲜争得了“自主”之权，其实并非如此。日本玩弄的花招是，首先否定中国和朝鲜的“藩属关系”，并使之断绝，然后再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2.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自由通商。日本占据这三个港口，也就等于占据朝鲜东、西、南三面的主要出入口。这三个港口，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3.规定两国自由贸易，“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毫无干预，又不得限制禁阻”，“朝鲜国人民所买得于日本国人民货物，或其赠遗之各物，随意使用无妨”。

4.日本有权在朝鲜京城（汉城）派驻公使，同时在各开放口岸，“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有两国交涉案件，会商（由）所在地方长官办理”。这是在朝鲜通商口岸设置日本领事的规定。

5.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对刑事案件规定，日本人在朝鲜指定港口如果犯罪，并牵涉到朝鲜人，皆归日本官吏审理，在审理中应根据其本国法律裁决。这是照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对民事案件则规定：“倘有两国商民欺罔炫卖等事，两国官吏严拿逋(bū 拖欠)债商民，令偿还欠债，但两国政府不能代为偿付。”这也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六条的有关规定完全相同。这样，日本在朝鲜就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这一特权。

6.日本纸币在朝鲜流通，朝鲜铜市向日本出口。日本人可得（以）本国现行诸货币，与朝鲜国人民所有物品交换。于是，在朝鲜指定的各港口，两国人民不仅可以互相通用两国货币，而且日本人可以将朝鲜铜币运输出口。这样，就使日本货币得以在朝鲜自由流通，并能掠夺朝鲜的铜市。在日本货币中，还包括不能兑换的纸币，从而给朝鲜货币制度带来了二元化的弊端，使朝鲜经济制度陷于混乱的局面。因为朝鲜的铜币是含金的，它的实际价值比名义价值要高五倍。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比价差，从中渔利，使朝鲜铜币大量流入日本。由于开放贸易，不仅引起朝鲜铜币大量外流，还使日本纸币大量流入朝鲜，从而引起朝鲜币值下降，造成物价高涨。这是效仿当年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在日本采用的政治手腕。

《江华条约》不仅仿照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强迫日本所签订的《日美修好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内容，而且有些条款比日美条约规定得更具体，更具有不平等的性质。这从以下几个条款就可以看出来：

1.《江华条约》第七款规定，允许日本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和绘制海图。这不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为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提供了方便条件。

2.《朝日贸易规则》第八则规定，“朝鲜国政府或其人民，除指定贸易口之外，欲运输各物件于他口岸，得雇日本国商船”。这使日本商船在朝鲜各个口岸可以作运输生意，几乎垄断了整个朝鲜的海运事业。

3.《朝日贸易规则》第六则规定，“嗣后于朝鲜国港口住留日本人民，粮米及杂谷得输出入”。这一项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的条约不同。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三条中规定，“米与麦，不得作为货物运出日本国外”。可是在朝鲜的日本人却得到从朝鲜自由运粮出口的特权，从而使朝鲜变成了日本的粮食供应地。这是造成朝鲜粮食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在灾年更加重了朝鲜的粮荒。

4.《朝日修好条规附录》第十款规定，“朝鲜国未曾与海外诸国通交……嗣后诸国船舶，为风波所窘，漂流到（朝鲜）沿边地方”，漂流民希望送还本国，朝鲜政府要通知各港口的日本管理官，将其送还本国。这是日本对欧美列强讨好，取得他们的支持，使欧美列强赞同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样，日本剥夺了朝鲜的自主权，而且充当了欧美列强在朝鲜的代理人。

5.在《江华条约》、《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中，根本没有货物税的条款。但在8月24日，宫本小一和赵寅熙在交换函件中写道：“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也。”这是确定了货物免税的权利。赵寅熙的复函明确承认：“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从此以后，日本货和欧美货通过日本商人之手涌入朝鲜，以便牟取暴利。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

从1876年缔结《江华条约》开始，一直到1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完全为日本所垄断。再加上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民族经济，把朝鲜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和粮食供应基地。

本来日本全权代表还片面要求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但是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称：“我国本不与他国相通，而惟日本则邻谊相好久矣。”至于其他国家的通好立约等事，就不必再论了。于是，就没有载入《江华条约》，因此《条约草案》由十三款减为十二款。

正在受着欧美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日本，一面向欧美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一面以武力威胁的同样手法逼迫朝鲜开国，使朝鲜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标榜着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是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从上至下：云扬号、春日号、第二丁卯号

《江华条约》是敲开朝鲜国门的条约，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为占领战略要地，日本在1877年1月30日，强迫朝鲜签订《釜山居留地租借契约》。根据《契约》设置了“居留地”，后来外务省把釜山居留地称作“特别居留地”，其特点是：

1.它是为日本人居住和营业而设。在那里，除日本人以外不准租借土地。

2.居留地内行政权只能由日本政府代表行使，拒绝被租借国政府或其他派有使臣的国家介入。

3.日本政府可统一施行任意决定的居留地制度，无需事先取得被租借国政府同意。

4.日本政府独占警察权，经常派驻警察。

5.在战时可用作军事基地或兵站基地。

显而易见，这种居留地和英国在日本的居留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不完全相同。前者对被租借国主权的损害程度更为严重，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实际上是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点。继釜山之后，1880年在元山、1883年在仁川、1902年在马山先后设立了“特别居留地”，形成了殖民网点。

《江华条约》的签订，为朝鲜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铺平了道路，朝鲜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订约以前，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朝鲜政府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订约以后，朝鲜的主权开始遭受破坏。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朝鲜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875年的云扬号事件是日本迈出侵略朝鲜的第一步，1876年的《江华条约》是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尔后，日本政府开始了以夺取朝鲜为目标的，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这从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内设管东局和管西局的编制上看得十分清楚。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将陆军改编为适合大陆作战的师团制。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便公开而具体地提出了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

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1868—1874年关于“征韩”之争的时期里，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即雏型阶段。1875—1890年，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进入第二阶段，即形成阶段。日本在江华岛的炮声中踏上了亚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