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二十一日，巩昌城失守……

同治回乱对巩昌府城（今甘肃陇西县）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人口、经济和文化层面，更成为陇右地区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杨凌霄《巩昌被兵记》书影

一、巩昌城破与直接破坏

1. 城防瓦解与屠城惨状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一日（1866年），叛军趁巩昌城防废弛之际，从西南角攀城而入。守城民夫因长期懈怠甚至由妇人代劳，未能及时预警。叛军入城后分兵封锁四门，切断内外联系，展开无差别屠杀。据记载，城内“男妇老幼自尽者填塞充满，北门瓮城尸积如山”，少壮者跳城逃亡“十不存一”，积尸高度与城墙齐平，血流成河。此役导致十余万人口罹难，不同文献记载具体死亡人数为“三万至八万”，幸存者仅数千人。

2. 官署与建筑的焚毁

叛军攻破府署后，知府王锡龄自刎殉职，府衙被劫掠一空后付之一炬。城内标志性建筑如文庙、贡院、魁星阁等文化设施被焚毁，仅存大成殿等少数遗迹。战前“城无隙地”的繁华景象荡然无存，战后“大城变为耕地”，至民国时仍可见瓦砾堆积。

3. 守城力量的崩溃

驻防的巩昌营官兵因长期军纪涣散，沉溺赌博、械斗，未形成有效抵抗。川军将领鹤龄与本地副将喻正祥内斗，进一步削弱防御。城破后，游击江成万跳城求援，但援军抵达时已无力挽回惨剧。

二、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崩塌

1. 商业与农业的双重崩溃

巩昌作为陇右药材、粮食集散中心，战前“客商往来不绝于道”。城破后，北关（主要商业区）清真寺被毁，商路断绝，战后经济长期依赖移民垦荒，商业地位被天水、兰州取代。

2. 人口结构的剧变

原住民在屠城中几乎灭绝，战后移民多来自周边通渭、安定等县。这些移民“圈地圈院”，改变了城市人口构成，原有宗族网络断裂，社会秩序需重建。

3. 赋税与军事负担加重

战后清廷为平叛，在陇西驻扎“黑头勇”等军队，由地方供给粮草。1865年泾州都司范铭部进驻，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甚至引发兵变。

三、文化教育体系的断层

1. 书院与科举制度的终结

巩昌原有崇文、崇羲、南安、襄武四大书院，战前“士子铁砚磨穿，棘围考暖”。战后仅襄武书院幸存，其余皆毁于兵火，科举教育体系中断数十年。

2. 古建筑的湮灭与记忆重构

万仞宫墙、棂星门等象征儒家礼制的建筑被毁，仅存的威远楼（鼓楼）成为屠城记忆的象征。战后重建的古建筑“徒有其表，内涵尽失”，失去原有文化意义。

3. 地方文献的散佚

战乱导致《陇西被兵记》等一手史料散落民间，后世研究多依赖零散的奏折与方志，历史细节难以还原。

四、长期历史影响

1. 区域政治地位的衰落

巩昌府战前为陇右军政中心，战后清廷将战略重心转向兰州。左宗棠平叛后，陇西降为普通县城，失去对洮岷、河州等地的辐射力。

2. 民族关系的持续紧张

战后清廷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将归顺回民安置于北关苏家堡，但汉回隔阂加深。1870年代黑头勇兵变再掀冲突，直至杨世俊率军镇压才告平息。

3. 灾荒与兵乱的恶性循环

同治五年的大旱是叛乱的导火索，而屠城加剧了粮食危机。战后“城内烽火烛天，积尸腐臭”引发瘟疫，形成“天灾—兵乱—饥疫”的恶性循环。

五、历史记忆与当代重构

今日陇西的威远楼、文庙大成殿等遗迹，成为屠城记忆的物质载体。地名如“北城壕”“腰门街”仍映射古城格局，但多数古建筑在20世纪被拆除，仅存地名提示战前繁华。当代旅游开发虽重建部分仿古建筑，却难以复原文化内涵，折射出创伤记忆的符号化困境。

威远楼，“同治回乱”的“诺亚方舟”，有千数人在其上坚守而存活

同治回乱对巩昌的破坏是多重维度的系统性崩溃，其影响远超单一军事事件。作为甘肃回乱中最惨烈的屠城案例之一，巩昌的衰落标志着传统府县制在西北的瓦解，也为左宗棠“善后重建”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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