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46岁那年应稿约写过一篇《相信情商》。大意是说智商标志着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情商则标志着一个人是不是热忱、努力、善于沟通等等。并且还用自己如何拼搏的案例来佐证这个观点，相信对人一生影响最大的是情商而不是智商。自感“写得不错”，“相信情商”便成了经常引用的观点。

历经岁月，转眼已75岁，在提笔写《我的路》回忆录连载时发现了这个观点的偏颇。岁月的沉淀告诉我，对人一生影响最大的不是情商，是人品。当然，这并不完全否认“相信情商”，深层次的理解或可以这样说: “真正的高情商是好人品”。

这一路走来，结识的好友还真不少，有的走着走着就散了，有的则长长久久，情同手足。想想那些长长久久的好友，有的还真谈不上高情商，他（她）们或不善表达，或不够才华，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诚善良，为人厚道，懂得尊重体谅对方。应了那句: “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久于善良。”

还是在北京做记者时遇到一位特邀记者，文笔不错，经常投稿，报社有活动常邀请他来北京。他热情又健谈，每到一处总能成为谈话的中心，算得上高情商了。我也喜欢和他聊，感觉他距正式调入报社仅一步之遥了。没想最终却是“特约记者”资格都被取消了。原因是遭遇了大量“抄袭”的投诉，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也好几次发现他大段落地使用了我的文字，只字不提是“引用”。那些文字是我用录音笔一字一句整理出来，再经消化分析写就的内容，就这样成了他的采访。这心中的气愤与厌恶让曾经的好感一落千丈。

还有那年战友聚会，我到一个大房间去会几位女战友，还没寒暄几句，就被其中一位的高谈阔论震住了。一开始还认真听她侃，但侃来侃去，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夸耀自己。这时军中闺蜜贾瑞芬来找我，她与那几位战友不熟，就静静地坐我身边等。我真想马上就和她出去说话，可人家那位谈兴正浓，我们离开不礼貌。我几次抱歉地看向瑞芬，她一直安静地聆听，给了我有礼貌听下去的底气。一边是滔滔不绝地自夸，一边是安静礼貌地聆听，让我感受到了两种人品。

三天的聚会，那位能侃的战友总找我说话，说张三贬李四，弄得我很累。这位战友，在部队和她不在一个单位，只听说她挺有才，还得过什么奖。没想近距离接触却是这么一个人，聚会一结束我就把她拉黑了。人的生命有限，不能让这种人耗费了精力。也可见人与人相处，最在乎的还是人品。

一个人，只有人品与才干相辅相成，才能走得更高更远。这是一个再古老不过的话题了，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言：“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这道理都懂，现实中却常常走偏，都是欲望给害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欲望谁都有，重要的是，要在欲望面前守住底线，先做人后做事。

最近读了几本历史书，对人品与情商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理解。吴三桂，印象中是小丑形象，是引清军入关的明朝叛臣。可在历史学家张宏杰的笔下，吴三桂相貌堂堂、骁勇善战、情商极高。还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曾在16岁时率家丁冲入四万清军大阵救出父亲。虽是名门之后，却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遇人有难还能慷慨解囊，“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每每赢得他人的好感”。

然而，他在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和清军入关的巨变中却没守住做人的底线。先是想投靠李自成，后听说爱妾吴圆圆被李自成部下霸占转而投靠清军。一旦背弃了道义，他在为清军而战中，对同胞的屠杀就比满族人下手还狠。明朝已经灭亡了，可他仍不罢休，居然对逃到缅甸的南明永历皇帝动了杀手，借老主子后裔的头颅向新主子献媚。这些反叛之举，不但没赢得新主子欢心，反而对他鄙薄厌恶，又极不放心，“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果然，他在康熙帝“撤藩”诏书下达后，又第二次举起了反叛大旗，起兵五年后在绝望中死去，子孙后代被斩尽杀绝。

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课。看到了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真是情商越高，结局越可怕越可悲，以至历史学家张宏杰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为他做了盖棺定论——“无处收留吴三桂”。

《我的路》回忆录连载，该写的差不多都写了，今天决定再写这一篇，不仅仅是为自己的一篇文章纠偏，更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经常在家里听女儿女婿谈论外孙的学习成绩，查阅孩子在班级乃至学校的排名，这没什么不对，但我更希望多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优秀品德的培养，这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

情商决定了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人品则决定着一个人最终能走多远。好人品是为人的立身之本，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以此自勉，也是对孩子们能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

（《我的路》回忆录连载之十九: 纠偏“相信情商”）

图文/丽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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