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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春，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报告显示，他倚重的一名高级将领——吴石，竟与中共长期联络。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下八个字：“殊为寒心，令即逮捕。”

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第一起高层军政间谍案。十天后，吴石被捕；三个月后，他在台北马场町伏法。案件震动整个岛内，也成为蒋介石政权早期最敏感的政治事件之一。

潜伏的轨迹

1949年初，内战已近尾声。随着渡江战役展开，国民党高层相继迁台。吴石以参谋次长的身份随军抵达台湾。他的职位极高，权限涵盖军方机要、人事与作战规划，接触层级几乎直达核心。

吴石早在1947年便与中共建立接触。其背景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门正在布局台湾潜伏体系。吴石对国民党军内部状况熟悉，提供过多项战略资料，包括战区部署与军官名录等。此后，他被列为“中共中央情报系统重要内线之一”。

1949年10月，情报员朱枫从香港经澎湖抵台。她使用假名入境，任务是与吴石建立定期联络渠道。她随身携带缩微设备和密写工具，代号为“玉兰”。

朱枫抵台后，与吴石在台北接触六次。地点包括中山北路、南昌路与南京东路一带的民宅。这些会面持续数周，时间短暂、节奏固定。每次会面均由吴石亲自安排路线，并派副官聂曦接应。

吴石提供的情报范围极广。包括台湾地区防务部署、军队番号、驻防位置、空军及海军兵力统计、后勤储备及武器装备清单。

他手绘过地图，标注了东南沿岸主要陆军阵地。所有资料经朱枫收集后，通过地下交通线转至澎湖，再转往香港和上海。

在当时的台湾，气氛紧张。1949年底，岛内实行戒严，保密机关严查“通匪”嫌疑。与此同时，台湾省工委系统因成员被捕已处于瓦解状态。

1949年11月后，台共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并在审讯中供出组织结构。毛人凤麾下的保密局据其供词，锁定了新的嫌疑对象。

1950年2月初，保密机关通过截获通信和口供，掌握了吴石与朱谌之的联络线索。报告显示，他们往来频繁，接触时间集中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此时，毛人凤决定亲自整理材料，呈报蒋介石。

蒋介石的“寒心”与命令

2月27日上午，毛人凤抵达士林官邸，向蒋介石递交《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这份文件是关于吴石案的第一份系统汇报，内容涉及情报来源、通信证据和被控人员名单。蒋介石当日阅读后，在日记中写下“殊为寒心，令即逮捕。”

“寒心”两字，显示震惊与失望。蒋曾在1949年调任吴石为参谋次长，视其为可平衡各派的军事技术型将领。他曾在日记中称吴石“清正谨慎”，并期望其协助整顿军务。吴石的突然落网，对蒋而言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权力结构被渗透的警讯。

“令即逮捕”，表明蒋的决断。当天晚间，保密局开始外围行动，首先监控吴宅，封锁通信。3月1日夜间，吴石、聂曦在台北住所被捕。同日，朱枫与助手陈宝仓在另一地点被拘押。行动全过程仅数小时完成。

3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录“保密案件进展”，字迹简单，未作更多说明。此后，吴石案成为蒋直接过问的“特别案件”。毛人凤向其每日呈报进度。审讯由保密局主导，采用隔离审问方式，讯问重点在情报来源及通信网络。

吴石被押入台北警备总部。审讯期间，调查人员搜出其所绘地图及缩微设备。报告称，其中部分情报与解放军当时掌握的台军部署资料吻合。此发现被视为主要证据。

3月20日，毛人凤向蒋再次提交《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补充本》，汇总讯问记录与证据。文件提出“罪证确凿，建议移送军法审判”。蒋批示“依办”。

至此，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审判与处决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当晚即移送至台北保密局专所，接受隔离审讯。这场突如其来的拘捕没有公开通报，军中多数将领事后才知内情。蒋介石的命令由上而下，仅限特定人员传达，避免外泄。对一位现任参谋次长而言，这种处理方式极为罕见，也说明此案在初始阶段即被视为“特殊绝密”。

审讯由毛人凤亲自部署，保密局高级干员主导。根据台湾后期解密档案，吴石被关押在台北圆山一处保密设施，位置隐秘，编号不公开。讯问持续两周，先是围绕朱谌之提供的情报链展开，随后延伸至吴石本人的供述。聂曦、陈宝仓等人被分开关押，供词内容用于交叉比对。

此阶段，毛人凤先后两次向蒋介石呈报“侦查汇总意见书”。第一次汇报时间为3月5日，第二次为3月20日。两份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吴石参与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情节重大。蒋在3月20日文件上批示：“依军律审之。”由此，案件正式移交军事法庭处理。

军法审判采取闭门方式，未经媒体披露。由于吴石职阶特殊，军法局提前召开审前会议。会议成员包括时任国防部法律事务主管、军事检察官及军政高层顾问。参与会议的军事法庭法官日后在档案中记载：“上峰关切，速结勿延。”

4月15日，法庭宣判日期定下。开庭地点为台北宪兵司令部第一大礼堂，被特别清场。吴石、朱谌之、聂曦、陈宝仓四人作为主要被告，其余数名中共地下党人员作为证人或附属被告。

庭审仅进行一轮。审讯内容围绕情报传递、军务资料外泄、联络方式、交通路线、地下党联络机制五个部分。吴石并未进行自辩。判决书称其“对事实供认，拒不悔改”，据此依据《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第一款，判处死刑。其余三人同案同判。

法院最终判决日期为1950年5月30日。当日裁定后，即送交“总统府核定”。依当时制度，任何死刑需经“总统核可”，方可执行。总统，即蒋介石本人。

此阶段，一度出现“缓判”建议。理由为吴石虽罪证确凿，但未造成实际军事损失，且未进入攻台战事状态。该建议由军法局内三位审判官联署送交总统府。相关公文记录于台湾“监察院”在2019年重检吴石案时公开，文中记载审判官提出“暂缓执行，待总统裁夺”。

6月7日，蒋介石阅毕案卷，作最终批示。当日其日记仅书四字：“郁结未解”。这些字后被研究者多次引用，称之为蒋对本案最终决定前的犹疑。

档案显示，蒋并未采纳“死缓”建议。其最终签署《总统宁高字第390084号令》，命令：“四人即予执行。”公文随即转送军法局与宪兵司令部，要求三日内完成枪决。

6月10日下午4时30分，马场町执行枪决。执行队由宪兵部队负责，现地布防由保密局部署。每名被执行者均由两名宪兵押送。依命令，先由法官宣读执行令，再由三人组成执行小组开枪。

吴石为首位被执行者。执行采用“点射法”，即瞄准心脏部位，一次完成。官方文书记载：“执行顺利，未发生意外。”朱谌之、聂曦、陈宝仓随后依次执行，流程一致。

全案执行完毕后，军法局向总统府回报。蒋介石未再书写评语。次日，日记仅写：“事了，阅文。”

吴石之死，并未公开通告，军中通过内信传达处理结果。家属在半月后才获准领取遗体，安葬于台北六张犁。

蒋介石的“寒心”与“未解”

吴石案之于蒋介石，不止是一宗情报案，更是一场内部信任危机。

吴石身份特殊。出身保定军校第六期，资历深厚，既无明确派系归属，又被认为“政治态度温和”。从北伐起历经数次战役，是典型的技术型将领。1948年后，蒋亲自调其回国防部，意图平衡派系。赴台后，立即授予参谋次长，兼军事教育规划。

按一般逻辑推断，吴石是安全的。他不属嫡系，也非异见分子。此前无政治表态，亦未传过反战言论。正是这种“中立性”，让蒋格外信任。

因此“殊为寒心”四字，并非情绪用词，而是判断失准的自我警醒。

这一反常日记出现在6月7日，即其签署《死刑执行令》当天。为何犹疑？档案无法给出明确解释。仅从字面理解，可能意指：吴石动机复杂，超出其认知。

这类不解并非情绪，而是政治判断的失败带来的制度性冲击。

从蒋的角度看，吴石所处位置不应叛变。他既无政治压力，亦不属排斥群体。若连这样的将领都“通共”，意味着用人系统失效、忠诚体制动摇。

蒋未在后续日记中再谈吴石。即便军方事后提出“加强军中政治教育”、建议“修正人事安排机制”，他也未书评语。

吴石案最终被保密局归档为“高阶人员通敌特案001号”。文件被移入军情局密档，直至20世纪末才部分解密。岛内研究者普遍认为，该案后期处理显示“高层震荡过重”。

多年后，台湾官方陆续公布早期政治案件档案。吴石案被列入“白色恐怖”早期个案之一。档案中保存的判决书、移送令、审讯记录、蒋批示影印件，均证实了案件全过程的行政链条。蒋的那两段日记，成为最为关键的文字证据。

“殊为寒心”体现政治领袖对权力体系中背叛的震惊。“郁结未解”则显出处决后未能释怀的复杂情绪。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叛乱案件，而是制度内部信任断裂的象征。

从1949年至1950年短短一年间，台湾政治格局急速收紧，军政关系重组。吴石案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也在这一背景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