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明湖西南古城：《山海经》柔利国？

——大明湖西南遗址的发现对《海外北经》古国推论的影响

如果是一座孤零零的遗址，脑洞大开地在《山海经》里寻找对应，肯定被认为是捕风捉影。

如果是一个系统呢，一个系统对应另外一个系统，结果都能吻合，你还会怀疑这种关联性吗？

是不是应该怀疑自己旧有的认知体系，还有顽固不化的旧观念。

笔者将《山海经》的人文地理部分即《海外四经》四十二古国与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后期古城遗址系统对应，始于2019年3月9日，最初讨论的是“海外东南角”与连云港8处地点（含考古遗址）可以对应。历年来陆续发布了《海外东经》《海外北经》直至《海外四经》全部古国与考古遗址的系统对应。其中也走了些弯路，也存在缺点和不足，也在不断的更新、纠正和补充完善。

现在看来大的框架还是可靠的，“海外四经”四十二古国90%以上都有考古遗址甚至城址与之对应，这绝非偶然。笔者也一直在研究《山海经》所本之古图即《山海图》产生的时代，最终推断为3800年前即夏朝帝杼东征，竖亥徒步之后所绘，包括《山经》《海外四经》两个部分的底图。后代又有类似的地图册。战国末期楚人越遗，面对这些古图册看图说话，形成了《山海经》文本。传至汉代，官方进行了校理。

东南角连云港，东北角莱州湾，西北角辽东湾、西南角洛阳，这四个点大致构成了一个不等边的四边形。现在看辽东湾方位不在西北，恰恰说明这是古图绘制的误差，更为真实可信。

字耕农还原的“海外四经”古国与考古遗址对应分布示意图

最近考古发现的济南大明湖西南遗址，地层包括大汶口文化直至当今，五千年历史从未断绝，尤以龙山后期古城最为重要。发掘成果表明，大明湖西南遗址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发展至今，文化序列完备，将济南古城区内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进一步将济南建城史上推至距今约4200年。

这个古城遗址并不是孤立的，龙山文化后期中原与海岱地区的古城如雨后春笋般星罗棋布，山东一省即有十座以上，大明湖西南古城以西有聊城市阳谷景阳冈古城、茌平教场铺古城，东有龙山城子崖古城等等。

它对应的《山海经》“海外四经”中古国，最可能就是“柔利国”。之前笔者推断柔利国对应济南章丘龙山城子崖遗址。如果大明湖西南古城的规模比城子崖更大，说明当时它的地位比城子崖更重要，那么大明湖西南遗址就要取代城子崖遗址，对应柔利国了。为什么不能往东顺延，因为往东有“系昆山”这个参照，而往东下一个古国是“深目国”，是在系昆山以东的，就是在邹平长白山以东，考古发现有邹平丁公遗址。可见，城子崖遗址不能往东顺延对应深目国。

说系昆山就是邹平长白山，因为玉皇顶、泰山山脉和泰沂山地，是狭义、中义、广义的山东昆仑。还有西北昆仑。《山海经》中共有19条关于“昆仑”的内容。笔者多年来通过多篇文章进行了探讨解读，最终得出10种答案。

字耕农《山海经》昆仑概念示意图，1-19为原书“昆仑”条数编号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

上述三段文字分属于《山海经》书内不同的三个部分，所述内容基本相合，在全书所述数百个地理对象中是不多见的。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同一地点在不同部分的名称不同，甚至特征也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海外北经》是说这些台是禹建造的，而《大荒北经》却说这些台是群帝各自建造的，显然表述有误。“群帝因是以为台”应为“因是以为群帝台”。

“柔利国”如表三所示，即指济南大明湖西南古城，系昆山（邹平长白山）在其东，与原书所述方位相合。而对系昆山及包括喾、尧、丹朱、舜及共工五位帝王的众（群）帝之台，其可信度无疑大大增高。

为什么说系昆山即今邹平长白山，主要源自对昆仑的考证确认，详见附文二，以《山海经》为中心的“昆仑”考。结论就是《山海经》中的昆仑至少有二指，或为西北高山，或为今山东泰沂山地甚至特指泰山。“系昆”之“系”，原文繁体为“係”，《太平御览》三十五引作“傒”，训同“繫”，即“系”于昆仑之义。邹平长白山向南紧邻泰沂山地，泰沂山地北侧较为平直，东西长达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唯独系昆（长白山）一座小山向北突出，与整个昆仑（泰沂山地）若即若离，就像用绳子系着一样。近现代修筑了公路、铁路，才将长白山与泰沂山地分隔开来。

长白山东北方向的群帝之台，大致分布在今邹平县城东南方向的八柱台村、马家台村、台头村、以及北台村、西台村、东台村一带，另外县城以北还有九户镇古王台村。这些以台取名的村子，可能是“群帝之台”在沿革地理上的证明。邹平除了南部为长白山地之外，大部分地方为黄河南岸的冲积平原，这些古台成为当地重要的地理参照，因而这些村落以台取名。

原书上述内容反映了大禹时代，洪水退去之初当地的地貌、水文及土壤情况，为海滨潟卤、浅滩湿地，不宜耕作，因而大禹反复围堰排涝，力图将滩涂变为良田。这里说的相柳，既是人名，也指海滨滩涂湿地的植被。

大禹治水成功，筑众帝之台以慰灵彰功。其实很可能是全新世大暖期结束，降水减少，海平面下降，洪水自行退去，当时人不懂，以为是禹治水成功。显然，这里治理的并非黄河而是渤海沿岸滩涂。据《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华北平原的成长》提供的4200年前海岸线及黄河入海口位置，可知前2300-前602年之间黄河入海口在今石家庄以东百余公里的华北平原腹地武强、献县一带。黄河口移至今山东境内最早是在公元前10年。

自从2019年3月份笔者指出《海外四经》所言古国实为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古城以来，数年间陆续发布多篇文章持续探讨该话题。也给出了多个方案，2024年1月4日发布的《海外四经》古国与龙山后期遗址对应一览表（修订版）基本确定了框架。当然，笔者预见到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认为如果有新的考古发现，将会调整相关推论。

比如2023年12月河南平顶山叶县余庄遗址的发现，就调整了对《海外南经》三苗国的对应，因为余庄遗址的时代是符合的，地理位置更合理，遗址规模更大，文化特征显现了大汶口-山东龙山、石家河与王湾三期（中原龙山）三种不同文化融合的局面，与三苗国的对应更为合理。

叶县余庄遗址出土器物的九七五这3种规制的密码，暗含三苗文化序列

由于目前还不清楚大明湖西南古城的规模，规模是笔者开列的“四要素”之一，在时间、地点、文化特征之外，规模是确定这个“古国”地位的最重要的参照。因为这个时期，在山东、在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龙山文化中后期的古城遗址实在不少，可以称为繁星满天。

我们说的龙山文化，就是以这种考古文化首个发现地城子崖遗址所在的济南章丘龙山镇命名的。大明湖西南遗址的发现，在原有的聊城阳谷景阳冈古城以东、城子崖古城以西，中间新增了一座古城。如果大明湖西南古城遗址规模不小于景阳冈的35万平方米和城子崖的22万平方米，则笔者推论中的《海外北经》古国也会因而进行调整。就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该城墙相当的高大厚实，环壕很深，推测其规模即占地面积也不会小，古城地位不会低，应属于《海外四经》“古国”之列。

大明湖西南发现之前的龙山文化后期海岱地区主要遗址

关于考古遗址要素包括年代、规模等方面的数据，也是经常有问题的。比如茌平教场铺最初宣称规模20多万平方米，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古城。后来又说仅有几万平方米，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居邑，与同时代周围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古城相比，明显相形见绌，如果要与古国对应，就会因为规模不够而被排除。

《海外北经》“一目国”对应最西边的阳谷景阳冈古城，柔利国在大明湖西南遗址发现之前本来对应章丘龙山城子崖古城。再往东“系昆山”即邹平长白山，这是一个重要参照。长白山以东的“深目国”即丁公遗址，这个结论并不受大明湖西南遗址发现的影响。

邹平丁公遗址：《海外北经》深目国

系昆山（邹平长白山）以西《山海经》原书中只有一目国和柔利国，而目前考古发现有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大明湖西南和龙山城子崖4座古城。阳谷景阳冈古城规模大于茌平教场铺，应即一目国首都，而教场铺为其属邑。大明湖西南古城就目前发现的城墙与壕沟情况推测，该城规模应较城子崖古城为大，地位也更为重要。也可以通俗理解为，大明湖西南古城对应柔利国，而城子崖古城为其属邑。此山以东的丁公遗址对应深目国，深目国及《海外北经》剩余的古国原推论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大明湖西南古城遗址的规模将来如果能大于城子崖的22万平方米甚至大于景阳冈古城的35万平方米，那么它就应该对应《海外北经》的柔利国，也叫留利国，亦即《大荒北经》牛黎之国。

《山海经》柔利、留利、牛黎与沿革地理中的“泺”、“历下”

关键词：济南、历城、历下邑、泺邑：柔利国、留利国、牛黎国

关于济南的沿革地理，济南市政府官网称：

“泺”，指泺水，发源于趵突泉。甲骨文中就已有泺字，是济南见于记载最早的地名，那时的济南被称为“泺邑”。战国时期改称“历下邑”，汉代初年称为“历城县”，这两个名字皆因城南历山而得名。

泺，一般认为读“洛”音，指济南一带的泺水。亦同“泊”，指湖泊。另外也读“历”音，是中药贯众的别名。亦偶作量词义同颗、块，似为“粒”之借字。

以“乐（樂）”为偏旁的字较多，主要读音有“落”、“硕”、“立”三个。

从乐（樂）读“落”音的字有：泺、跞、擽；

从乐（樂）读“硕”音的字有：䀥、烁、铄；

笔者颇疑泺水之“泺”本读“历”音，因为“栎”、“砾”、“轹”、“瓅”、“跞”、“皪”等从“乐”的字皆读此音。也就是说，“历下邑”本来是“泺下邑”。泺水之泺后讹为更常见的字“历”，泺字“历”的读音也消失了。

泺可读为“历”，“ 泺”（音历）在《海外北经》被写为“柔利国”、“留利国”，在《大荒北经》被写为“牛黎国”。这种同音假借的用字习惯在战国文献中十分常见。经常根据一个字无法理解器词义，需要借助音同音近的其他词来转换进而理解，才能说的通。

《海外北经》：柔利國在一目東，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这显然是朱熹所谓“描摹图画”之语，就是当今说的看图说话。

《大荒北经》：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

我们知道《山海经》文本是战国末期楚人越遗在历代古图的基础上看图说话而来。这些古地图据笔者研究认为是3800年前夏代帝杼时期所绘，包括《山经》和《海外四经》，图上偶有标注，战国文本引用一般会说“是惟”、“是谓”、“是为”、“实惟”，意思为“这就是（古图上）所谓的”，这个主谓结构后面跟的宾语为专有名称，当今一般会对其加上引号，如“日次”、“飞兽之神”等等。这些概念很多在书中仅仅出现一次，并无来龙去脉而显得突兀，推测应为夏代地图上标注的名称，所以战国作者才会用这种口吻进行叙述与解释。

这与笔者在《穆王西征新解新证》中指出《穆天子传》书中几十例“无主之曰”一样，是战国编者引用西周原始文献内容的标记。那个时候并无标点符号，引用一般也不注明出处。这些没有主语的“曰”是谁在“说”呢？只能是原始材料里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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