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东西方两场改革的差异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其实从地理位置上就已经决定了。两希文明环绕地中海，海洋孕育了商业文明的种子。而古老东方的华夏文明，是由大河和黄土高原孕育的农耕文明。

来到轴心时代，东西方几乎同时进行了变法改革。公元前三百多年，东方秦国的商鞅变法，后来又由韩非、申不害巩固了的法家制度。古希腊雅典也于公元前五百多年，进行了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尼克利改革。

梭伦改革的核心是废除债务奴隶制，按财产划等级，设立400人的公民大会和公民审判法庭，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加强了500人的公民大会和十将军委员会的权力，用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打破了贵族特权，将民主体制制度化。

伯尼克利改革，推行公职津贴制度，进一步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实行抽签选举制度，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鼎盛时代。

可以看出来，古希腊的三次改革层层递进，一浪高于一浪，共同推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而在古老的东方，商鞅的变法改革却以"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五术来弱化民众，强大王权。认为"五蠹"（学者、言谈者、佩剑者、商贾、技艺者）是社会蛀虫，必须以严刑峻法打击和限制。

法家倡导的法律，是王即是法，法律出于王，而又为王者服务。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军营，奖励耕战，压制一切社会不利于稳定的因素。

而在古雅典，鼓励公民参政议政，开启了公民判法制度，对王权和贵族权力进行制约。知识分子可以在广场上演说和公开辩论。这一切，不仅为民主政治打下基础，更为后世哲学和科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惜，与西方的学者大哲面向公共大众不同，东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几乎所有的圣贤大哲们都纷纷向君主进言，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过是向各国君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国人读书做学问，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希望在权力面前待价而沽。尤其恶劣的是，中国人对异端的态度是缺乏包容心的，孔老夫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徒，首先除去了被他认定为异端邪说的少正卯。这还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到了后世，文字狱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了解到雅典民主政治的改革之路，对今天西方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公正严明的法治制度，强大的公民自治力量，严谨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生生不息的创新和自由的力量，这一切的一切，其实是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孕育了。

反观古老的东方，从商鞅到韩非，从申不害到李斯，他们好像是设置了一个死局，让中国从文化到社会人群，人人身不由己的努力奋斗，却没有一个人有好结果。

所以说它是死局，就是每个人都是局中人，都不可能被善待，。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得善终。

在这样的局子里，军功奖励制度，似乎可以让任何人一步登天。而科举制度，同样可以让一个一名不文的穷书生光宗耀祖。于是每个人都想捷足先登，都希望平步青云，为了上位而不择手段的大有人在，因为一旦逆袭就会应有尽有，就可以对他人生杀予夺。

所以，在这个局子里，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能做到光明正大，更不可能是安全的。

商鞅以法家的制度建设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他逃脱不了被车裂的命运。韩非为秦国的强盛努力奋斗，最后一杯毒酒横死狱中。李斯登宰相大位，依然难逃腰斩命运。赵高把皇帝和宰相玩于股掌之上，最后竟被灭其三族。吕不韦被秦始皇尊为仲父，终是一杯毒酒了即残生。公子扶苏、大将蒙恬、杀魔白起、二世胡亥，一个个秦政下的大人物，无不横死非命，没有一个得以善终。

秦政之下，大人物尚且如此命运，小人物更是生如蝼蚁。

毫无疑问，东西方的两场改革变法，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们，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如果在公元前西方雅典的这场民主政治的改革，让自由民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名称，让公民人人拥有实则性的权力。但在东方秦国，商鞅却以严刑峻法帮助秦孝公将国家变成一座巨大的军营，人人都不过是这部国家战车上的大大小小的零件（螺丝钉）。

在西方雅典，公民政治走上了广场，知识分子在广场上演讲，观点不同的人在广场上公开辩论。正是这种自由的分围和对真理的执着，西方很早就诞生了逻辑学、思辨哲学、实证科学等等。

而在商鞅的秦制那里，一切服务于皇权，一切都必须统一在皇权之下。本来还存在的百家争鸣，在大一统的思维里，渐渐只认可一种声音。既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古老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都是诸侯国王。文言文的制式，本质上就是不想不愿向平民开放思想。他们不屑于面向普罗大众，他们只热衷于游说诸侯君王，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混个白衣卿相。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经常是达则助纣为虐，穷则摇尾乞怜。中国的士阶层尚且如此，其治下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西方雅典的改革，奠定了后世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基础，他们将公民请进议事广场，把政治从贵族的家族大厅，推向公民的广场。把王权的施行推进议会（公民大会），给执政官设置施政期限，将公共舆情引入审判程序，抽签决定公民审判团。妥妥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稚型。

如果说雅典的改革是将社会向民主政治和公民自治上推动，目的在于限制王权。那么商鞅的变法改革，则正好相反，他要把所有的权力聚集于君王，让君主的手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让全社会成为完成君主宏图大业的巨型机器，而人人不过是这座巨型机器上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如果雅典民主政治改革所追求的是文明与公平正义。那么商鞅变法改革所追求的则是效率，而且为了效率可以牺牲一切。

两千多年以后，东西方的两场改革早已结出了不同的果实。这果实的价值与代价，其实已不须我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