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朝廷通缉令上的“叛党”，却在中法战争中“出尽风头”，打得法国侵略者四处喊娘，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法国入侵中国的时间表。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刘永福这个名字，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1

刘永福，本名义，字渊亭。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生于广东钦州防城古森垌小峰乡。老刘家数世务农，自小颠沛流离，难得温饱。十三岁时在船上当雇工，跟随父亲习拳棒技击，武艺超人。

咸丰年间，刘永福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在朝廷官军的镇压下，于同治四年率部二百余人投吴亚忠反清起义军，在归顺州安德县北帝庙祭七星黑旗，号称黑旗军，以后威震中外的黑旗军从此诞生。

同治六年，清军围攻吴亚忠根据地安德，起义军势孤力薄，粮械奇缺，刘永福自树一帜，率部二百余人脱离吴亚忠进入越南六安州，创立中和团黑旗军。

黑旗军自入越南后，开辟山林，聚众耕牧，设卡抽税，尽力解决军需；并严申军纪，勤练士卒，保持着起义军的本色。由于越南人民和广西等地百姓支持，黑旗军人数增至二千余人。

时法国图谋北侵，企图吞并越南北部。黑旗军固守保胜一带，沿红河设卡收税，使法国阴谋不能得逞，因此“越南人欢迎这些坚强战士的保护”，越南王朝亦将其倚若长城。

同治十二年末，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先后侵占河内、海阳、南定等地，妄图建立包括全越和中国西南各省的“法兰西东方大帝国”。

刘永福应越南王朝之邀，援越抗法，一战毙安邺于河内城边，迫使法军退出河内，延缓了越南北部的殖民地化，同时也打乱了法国入侵中国的时间表。

随着法国侵略的加紧，抗法斗争日益成为中越人民的首要任务，因此，刘永福黑旗军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中、越王朝为了利用黑旗军抗法，分别授予刘永福官职。

同治六年，越南王朝授刘永福八品百户，后又授兴化、保胜防御使及三宣(兴化、山西、宣化)副提督职，命防守红河两岸；清广西提督冯子材曾授刘永福蓝翎功牌数枚、木质关防一颗。光绪元年十二月，清政府又授予刘永福四品顶戴，并令广西地方设法笼络刘永福一军。

02

光绪八年二月，法国驻西贡殖民总督卢眉派海军上校李维业率法军北侵，以“驱逐黑旗军和保护法国国民”为借口，再度侵占河内。

这时，刘永福已由越南回家乡省亲，听闻法军入侵的消息后，表示“法人如吞并疆土，自当鞠躬尽瘁，率部下三千勇士，相与决战，以彰中国声威”。

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国总理茹费理再次组阁，决定发动侵越战争。他狂妄声称：“越南、中国皆不足畏”，并诬蔑黑旗军是无赖之徒，乌合之众，可以不攻自散。

刘永福再次应邀率黑旗军来到河内城郊，以助越抗法为己任。他指出法国名为侵越，实为觊觎中国西南，表示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卫边疆。四月十三日，刘永福挥军三面夹击法军，击毙李维业，取得威震中外的“纸桥大捷”。为此，越南王朝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并加封义良男爵。

此后，刘永福在怀德、丹凤等地，抗击法国海陆军四千人的进攻，他领导的黑旗军十多年来，“大小数十战皆捷，法无一次获逞”中国人民盛赞黑旗军“为数千年中华吐气”；越南人民誉之为“北折长城”；海外有些舆论则称刘永福为“铁汉”。

纸桥大捷后，法国对刘永福束手无策，曾软硬兼施，妄图诱迫刘永福屈服，刘不为所动。越南王朝却乘纸桥大捷之机，向法投降，逼使刘永福退驻离丹凤四十里之山西。

自法军第二次侵占河内后，清政府内部对是否利用黑旗军抗法发生分歧。李鸿章等主张将其调防或解散。西南各省督抚，均主利用黑旗军抗法。经过反复讨论和激烈斗争，清政府终于确认刘永福一军可以利用，于光绪九年九月明令奖励刘永福，并发给抗法饷银十万两。

法国政府利用李维业之死，煽动全面侵越战争。十一月十三日法军猛攻山西，中法战争爆发。守山西的越军、清军纷纷溃逃，只有黑旗军顽强抗敌。

光绪十年二月十一日法大军向北宁推进，刘永福星夜兼程救援北宁。当法军进攻北宁时，清军五十余营，不战而逃。北宁失守，太原、兴化相继失陷，法军逼近中越边界，广西震动。

03

黑旗军退出山西、北宁后，缺衣乏食，募勇千人，饷械不济，身处逆境，但锐气不减。刘永福重整旗鼓，积极准备规复山西等地。同时，派人至河内、海防，粘贴告示，号召越人奋起反抗，弄得法人坐卧不安。

中法战争开始前后，清政府的求和活动从未停止。在谈判中，如何处置刘永福成为一个中心议题。法国一直坚持“驱逐刘团，并吞北越”。茹费理在谈判中表示：只要黑旗军在，无论有何办法，皆属空谈。

而刘永福则忠义奋发，同仇敌忾，誓与法军战斗到底。越北西线的战局，全靠黑旗军支撑，云贵总督岑毓英也承认在越北西线抗法斗争中，“刘团为主，官军为客。”

七月六日在马尾海战后第三天，清政府发布上谕说：“刘永福本系中国之人，即可收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寄希望于刘永福收复法人侵占的越南失地。

越北西线法军于九月侵占宣光后，遭到滇军与黑旗军的围困，被歼大半，粮弹将尽，危如累卵。法军在东线取胜后，火速西援宣光。刘永福为断敌援，进驻左育，在形势险要的大茅坡布防。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法军六千人猛攻左育，双方血战两日,黑旗军弹尽粮绝，岑毓英坐视不救。黑旗军“勇敢无匹，以药筒、药包、石子、小刀掷击敌人”。法军死士兵四百六十七名，军官二十五人，伤者更多，河内医院无法容纳。

这是刘永福入越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但黑旗军也元气大伤，士卒所存不满五百。不久，法军六千人向临洮发动总攻。滇军、黑旗军誓死抵抗，歼敌千余人，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越北西线的抗法斗争，对爱国老将冯子材在东线的胜利进军是很大的支援。

在越北东西两线捷报频传时，清政府在胜利声中投降。刘永福之去留又成为中法交涉中一个突出问题，法军提出，如刘永福不退出保胜，澎湖亦须迟退。清政府十分担心“刘一日不离越，中国海防一日不能结局”，千方百计诱胁刘永福回国。

他们利用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受清朝官职之便，授予“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并给“三代一品封典”，诱刘回国。在光绪十一年三月至五月间，连下九道谕旨催逼刘永福入关，又谕令张之洞、岑毓英等劝导刘永福撤离保胜。

刘永福在接到前几次谕旨时，因对清政府停战撤兵不满，部众对清政府也心存戒心，加之越南人民苦苦挽留，故对谕旨不以为意。

张之洞、唐景崧等利用与刘永福的私交，信电劝诱，派人催促。一面威胁说： “若再恋恋保胜，必遭不测”；“倘若违延，祸将立至”。一面又说与刘永福性命相依，劝他回国是出于“至诚”。

张之洞还答应刘永福入关后发给军械粮饷。在张之洞等软硬兼施的劝诱下，刘永福率部入关，但仍提出由他的儿子刘成良留守保胜，团结越民，据险而守，但遭到张之洞的拒绝。

七月十二日，刘永福率黑旗军三千及随军家属撤入滇境。至南宁驻扎后，清政府令裁军二千人。光绪十二年三月，清政府授刘永福南澳镇总兵，后来又以黑旗军野性未改为由，将黑旗军裁减为数百人，实际上解除了刘永福的武装。

04

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旨率部援台，帮同办理台湾防务。刘永福扩军募勇成军，渡海赴台北，不久奉旨移驻台南，扩军至八营，仍称黑旗军。

刘永福至台南后，积极筹备战守，修筑炮台、营垒，练军、筹饷、备械，准备迎敌。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文武官员内渡，并命李经芳向日本交割台湾，宣布台湾百姓不愿内渡者，“改衣冠、易国籍”，作为日本“臣民”论处。

台湾各族人民闻割台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绅民恳请唐景崧、刘永福留台，主持抗日保台军政大计，成立以自主抗日、拒倭保台为宗旨的台湾民主国，公推唐景崧为大总统。

刘永福决心留在台湾，坚持斗争。他还专程至台北，察看防务，向唐景崧陈述战守机宜，指出台湾孤悬海外，四面受敌，必须南北联络一气，临时堵御呼应方灵，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筹划台北防务。唐景崧嫉贤妒能，不予允准。稍后，唐景崧逃回大陆，台北失陷，台中空虚，台南势孤。

早在日军进逼台北时，刘永福在台南发表盟约书，号召联合抗日，捍卫国土。“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

台南各界数千人集会，一致公推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坚决不受印，他一再说明，志在拒日保台，不务虚名。并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土地，保人民，杀敌疆场。刘永福任命各路人马，分头防守各战略要地，布置井井有条，严阵以待，抗击日军。

刘永福严已宽人，礼贤下士，志士义勇，愿为所用。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义军首领均愿为前驱。他依靠人民，推行联庄”，各乡办保甲，沿海练渔团，组织民众抗日。他团结友军，不分派系地区，一视同仁，为筹粮筹款，还派人至大陆向沿海督抚恳求接济，亲自六次致电张之洞求援。

刘永福领导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坚持四个月之久。六月二十五日，日驻台总督桦山资纪致函刘永福劝降。两日后，刘永福复函桦山，申斥日本背盟背义，无端侵略中国表示要与台湾共存亡，要求桦山及早改图，退出台湾。

日军随即抽调第二师团等二万人，增援近卫师团，到达台北。此后，日本陆军共四万人，军舰三十余艘，倾巢向台南进攻，形势十分危急。

日本大军兵临嘉义城下，刘永福亲赴嘉义前敌诸营，指受兵机，军威重振。但由于长期抗战，上万名义军战死疆场，黑旗军旧部仅余三百，抗日精华已基本丧失殆尽，军火粮食奇缺，军队乏食，财政濒临破产。清政府竟密令封锁东南沿海，切断大陆对台湾的支援。

到大陆求援的使者累告刘永福，“内地接济无望，公宜早自为计”。刘永福无可奈何，仰天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当时台南危在旦夕，战守皆不足恃。

八月二十三日，刘永福致书桦山资纪要求议和，条件是要日军“厚待百姓，不可残辱”，对所部不可侮辱，日本方面认为刘永福以对等国将领提出议和，且附有条件傲慢不逊，回书令刘永福无条件投降。

刘永福立即加以拒绝，并严正声明：“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守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会安居此地”。

和议不成，日本纠集海陆大军，三面夹攻台南。爱国官兵及义勇，誓死抵抗。九月二日，日军大举围攻平安炮台。刘永福悲愤满腔，亲自发炮，毙敌数十人。四日，日军侵占台南。

在侵占台湾的战争中，日军伤亡及因病遣回本国者三万二千人，占侵台日军总人数五分之三以上，较甲午中日战争中日军伤亡人数多一倍。侵台日军头目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等，亦均丧生于刘永福阵前。

在日军侵占台南之前二日，刘永福见大势已去，无法挽救，没有能实践“与台民共存亡”的诺言，乘坐英国商船爹利士号，于四日回到厦门。

时论赞扬刘永福忠肝义胆，说他虽败犹荣，为他坚守于前而未殉节于后辩解。爱国文人学士亦以诗文小说等盛赞刘永福黑旗军英雄业绩。而刘永福自认是“败军之将”，惭愤交集，郁郁不乐。回到钦州后，感愤时局，弃职隐居。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刘永福受命率军北上勤王，至湖南衡州，被电召返粤。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广东光复，粤都督胡汉民，请刘永福任广东省民团总长。

他上任后，通告军民，认为这是“烈士殉民，英雄救国，千载一时之机会”，并以注力于抵御外族，不同类相残相号召。不久，即辞职回钦州闲居。

民国四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刘永福闻之愤恨，抗电力争，请求为维护国家主权而重上战场。民国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永福忧愤交迫，卒于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