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正常化”的争议

1/5 从鲁迅的烟，到丘吉尔的雪茄

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被某一游客投诉，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与我国控烟的有关规定不符，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引发巨大的争议。

这一类名人有关的控烟争议事件，在控烟更严格的欧美发生过多次，比如2010年，英国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博物馆推出了“战时英国”主题展览，其中有一张丘吉尔的著名照片、

在那张广为人知的原图中，丘吉尔用手指比出“V”字形手势——同时嘴里叼着一支雪茄。

但这个展览中，这张照片的复制品被改成了不吸烟的样子。

这应该是某一个控烟主义的工作人员所为，博物馆馆长约翰·韦尔奇在得知展品被改动后他感到震惊：“我们博物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图片，有的叼着雪茄，有的没叼。我们甚至在通往防空洞的电梯里还有战争时期香烟的广告，所以我们不会要求不能有雪茄。”

作为一个有20多年吸烟史，后来成功戒烟的人，我一开始从内心深处是支持这个投诉的。没有人喜欢吸第一口烟的感觉，第一次抽烟都是在模仿，名人吸烟的画面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暗示。

所以2019年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

“要加强电影和电视剧播前审查，严格控制影视剧中与剧情无关、与人物形象塑造无关的吸烟镜头，尽量删减在公共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出现未成年人吸烟的镜头。对于有过度展示吸烟镜头的电影、电视剧，不得纳入各种电影、电视剧评优活动。要把烟草镜头作为向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的重要评审指标，对于过度展示吸烟镜头的，不得纳入影视剧推荐目录。”

但我也知道，大部分人虽然认同控烟，认同在影视作品中少出现吸烟的镜头，但在“鲁迅纪念馆”这类具体场景中不让鲁迅“吸烟”，就很难接受了。

要理解控烟主义者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异，首先要知道在全球控烟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去正常化”理论。

2/5 “去正常化”的控烟理论

在控烟政策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去正常化”，即让社会逐渐把“吸烟”视为“不正常、不体面”的行为。

这个理论认为，经典影剧中，吸烟这一动作不仅仅是角色的一个习惯，更是一种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视觉符号，而吸烟这个形象往往代表了很多有魅力的特征，比如：

1、成熟、深沉与复杂性，比如鲁迅

2、酷、潇洒与叛逆，比如詹姆斯·迪恩、马龙·白兰度的形象

3、性感与魅力，比如《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奥黛丽·赫本，《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

4、权威、掌控力与领导力，比如丘吉尔，比如《教父》中的教父

但现实中，如果不吸烟的你，身边坐着一个烟鬼，他留给你的形象往往是：不卫生、猥琐、自私自利、缺乏公德心，不尊重他人、不自律、失败者，等等。

所以，这个“去正常化”的理论认为，去除这种“吸烟浪漫化”是控烟的关键，要求尽量减少烟草在公共场合和大众文化中的可见度，让吸烟恢复到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形象，所以这个理论特别关注在影视作品、广告宣传、公共场所等大众传播领域内减少吸烟形象的暴露。

这个“去正常化”的策略非常成功，深圳的一项调查发现，81.2%的公众支持人行道禁烟令，91.2%对路边吸烟持负面态度。

当社会普遍认为吸烟“不正常”时，吸烟者也产生了羞耻感和边缘化，他们在公共场合吸烟时，会刻意避开非吸烟者，或表现出“偷偷摸摸”的行为。

“去正常化”理论的影响巨大，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经典的烟嘴造型几乎成了流行文化符号，导演 Blake Edwards 回忆为“当时为了时尚和角色形象所用的道具”。可到了后来，Edwards坦言，如果现在看到剧本中出现吸烟，他就会立刻删掉，因为社会“再也不能容忍看到吸烟”。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墙画或丘吉尔雪茄，不仅是“个人习惯”，还被视为“重新正常化吸烟”的风险符号，被控烟者所警惕，无论我们是否认同“投诉”这个行为，我们都应该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诉求。

但当这个“去正常化”政策涉及真正存在的历史人物时，人们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里有比“禁烟”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公众反感在控烟宣传中过度“去正常化”呢？我总结为三个原因。

3/5 对修订历史记忆的抗拒

名人纪念馆、雕像，本质上是“集体记忆的再生产”。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吸烟在社会上是普遍且被接受的行为，历史名人和影视作品首先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吸烟的巨大健康危害，肺癌、心血管疾病等，以及全球控烟运动的兴起，社会对吸烟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是近几十年才被人们接受的事。

这个争议点在于，我们是应该忠实再现历史全貌，还是要根据当代价值观“修订”历史记忆？

举几个引发大众反感的过度“去正常化”的例子：

披头士《Abbey Road》经典封面中，过人行横道的四个人中，麦卡特尼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这个形象引发了控烟主义者的不满，2003年多家美国海报公司在未获授权情况下，把麦卡特尼手中的香烟偷偷给P掉了，被歌迷斥为擅改文化遗产。

可可·香奈儿传记片《Coco avant Chanel》地铁海报，因香烟画面违反禁烟法，被巴黎地铁拒投，在法国社会引发“禁烟宣传过度严格”的争论。

杰克逊·波洛克有一张经典的1949 年《LIFE》照片，结果1999 年 USPS 发行纪念邮票，采用为原型，但把他嘴里的香烟修掉；文化史学者批评为“出于政治正确而改写历史”。

很多案例可以发现，公众虽然在原则上接受控烟运动“去正常化”的诉求，但在涉及共同历史记忆时，对擅自修正的行为非常排斥，这就好像在企图修正自己大脑中的记忆一样。

比如中国的革命战争影视剧，政治名人都是说方言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最高峰，很多历史剧里的政治人物也开始说普通话，结果引发了观众的反感，后面又都恢复成方言。

开头的案例里的博物馆馆长认为：“雪茄已经成了丘吉尔经典形象的一部分，也是他作为战时领导人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跟他的胜利手势和身上的军装一样重要。”

所以限制吸烟镜头在影视作品中，对历史名人可以网开一面，丘吉尔在《至暗时刻》《王冠》里，几乎都被还原为叼着雪茄。

因此，是否让鲁迅“吸烟”，不仅是艺术选择，也是社会如何建构和筛选历史记忆的问题。

只不过，我要多说一句题外话，公众对历史记忆修改的本能反感，注定会失败，史书从来都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叙事，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我们今天关于历史的记忆是真实的吗？如果有一天，一个绝对禁烟主义者上台，鲁迅吸烟的形象想必会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如果我们下一代从一开始就没有看到鲁迅吸烟的画面，他们会不会认为现在极力维护鲁迅吸烟形象的我们，非常矫情呢？

这恰恰证明了，为什么我们对共同历史记忆如此珍视。

4/5 对风险零容忍的厌倦

“去正常化”的控烟理论，还体现了一种对风险的零容忍态度。

身处中国，我们可能无法理解欧美对于禁烟的推动已经到了非常极致的地步了。

走得最远的是英国，《烟草和电子烟法案》是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2023年宣布的一项重要政策，2024年已在下议院通过二读。其中引发争论的是“禁止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购买烟草”，被认为是在“差别化公民权利”，甚至有批评者称之为“公共健康威权主义”。

芬兰政府提出目标要在 2030 年前实现“无烟国家”，不仅禁止烟草，还要逐渐禁止尼古丁产品。

在电子烟兴起时，很多禁烟主义者甚至坚持要求把电子烟等同于传统烟草全面限制，这一回连科学家都看不下去了。

在现代社会，不确定的风险被无限放大，人们倾向于将“可能的伤害”转化为“必须立即禁止的行为”，这一心态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众场所安检等领域非常普遍，以至于身边有各种各样的“极端食品安全爱好者”“极端地铁安检爱好者”“纯天然食品爱好者”“零化学用品爱好者”等各种各样的风险零容忍主义者。

不过，这类人（包括禁烟主义者）通常并不会像“极端环保主义者”一样令人反感，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与个人利益更相关的健康问题，吸烟的健康危害有坚实的医学证据支撑，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害，所以这种“零容忍态度”引发的过激行为，往往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宽容。因此，为了控烟大业，对鲁迅的传统形象作一些修改，也是正义的。

但这一回，禁烟主义踢到了铁板上，毕竟鲁迅并不是那个坐你身边吸烟的人。

5/5 对过度政治正确的反感

“去正常化”的控烟理论，还会把控烟作为道德制高点，对日常行为进行道德化批判，这种“过度政治正确”的行为，也是引发民众反感的原因之一。

公众对“风险零容忍”的容忍，让禁烟主义者进一步扩大了诉求涉及的范围，希望公共空间“零烟草”，并把个人行为上升到社会公共责任的高度，认为抽烟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伤害社会。

这一策略其实是把吸烟者污名化，造成社会排斥。

但大部分公众实际并不买账，我认同你的观点，但不代表认同你所有的做法，鲁迅纪念馆投诉事件，大家的反感就像陈佩斯在《主角与配角》里那句经典台词：“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

比如在此事中，大家最反感的是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乱投诉”背后的双标与虚伪。

举个例子，你可以不让鲁迅在公众场所“吸烟”，你有本事不让老板在公司办公室吸烟吗？你会要求给你带来巨大的订单的客户，不要在你面前抽烟吗？

“道德洁癖”式社会氛围，在监督别人时高标准，在处理自己时低标准，结果就是公共空间都是道德高地，私人空间里尽情放纵。

以崇高的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用“为你好”来禁止你干这干那，是远比公共场合吸烟更令人反感的事。

控烟这种事，原则上人人都会认同，但禁烟主义者都应该明白，把控烟作为至高无上的光荣，只是个人的道德标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排序，吸烟在大部分人的好恶排序中，并不会是“最讨厌”的行为。

如何平衡“去正常化”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控烟宣传到了一个深水区之后，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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