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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X.L.Y

前言

“300亿，我来出。”

虞仁荣把设计图往桌上一放，说得轻描淡写。对面几个项目负责人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是三亿，是三百亿？”有人小声确认。

他点头，“学校我来建，十年内，要建成全国最好的理工大学。”

那年，是2022年，地方政府刚规划一块新校区，他站在那块荒地上。

没人想到，眼前这个穿着运动服、说话不紧不慢的男人，竟然是中国芯片界的首富。

他就是韦尔股份创始人，中国芯片界的“隐形首富”身家曾高达900亿——虞仁荣。

这手笔一出，立马就让人想起了另一位同样在教育领域挥金如土的实业家曹德旺。

曹老爷子捐百亿建福耀科技大学，那也是一桩轰动全国的大善举，解决了多少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焦虑。

不过啊，这两位“狠人”的路数和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

虞仁荣混的是芯片这个高精尖、高风险的科技圈，他深知咱们在核心技术上被“卡脖子”的痛。

所以他要建的东方理工，瞄准的就是培养能啃硬骨头、搞原始创新的顶尖科研人才，目标直指国际一流。

虞仁荣非常有商业头脑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慷慨捐出300亿的人，却出身贫寒，小时候家里穷得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全靠苦读才一路走出大山考上清华。

在清华毕业后，虞仁荣先是进入浪潮集团当工程师，干了两年。但他很快发现，虽然工程师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却无法决定产品的方向和公司命运。

于是，他毅然辞职，转行加入一家香港的电子元器件企业，从技术岗位跳到了销售一线。

他在销售岗位上快速成长，深入了解行业的市场需求、客户运作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积累了宝贵的商业经验。

积累经验之后自己创业

在两家大企业混到宝贵经验后，1998年虞仁荣成立了华清兴昌科贸有限公司，开始创业之路。

20世纪末，中国经济腾飞之时，也是各种电子产品生意最好之时，虞仁荣的华清兴昌也算是赶上了风口。

虞仁荣先后拿下了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代理权，如松下、安森美等，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经销商，每年的利润高达1个亿。但在虞仁荣深知“做经销商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搞自主研发。”

2007年，虞仁荣在上海成立韦尔股份，开启“分销+研发”双轨模式，他用分销利润支撑芯片设计，率先攻克技术门槛较低的功率器件与电源管理IC。

2017年上市后，他上演“蛇吞象”并购以159亿元收购全球第三大图像传感器企业豪威科技。

这场并购让韦尔股份市值突破3000亿，其CMOS芯片装入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打破索尼、三星垄断。

从代理到主角，只隔着一场豪赌

转型谈何容易。当时国产芯片没品牌、没市场、没信任，纯靠烧钱。虞仁荣很聪明，他没有一上来就砍掉利润丰厚的分销业务，而是玩了一招“以贸养技”。

用分销赚来的钱，去养活那个嗷嗷待哺的研发团队。这个策略让韦尔活了下来，并且在2017年成功登陆A股。

上市，意味着拿到了进入决赛圈的门票。也正是在这时，虞仁荣展现了他作为棋手的真正野心。他策划了一场震惊行业的收购——吞下全球第三大图像传感器（CIS）供应商，美国豪威科技。

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蛇吞象”。当时韦尔的体量远小于豪威，但虞仁荣利用资本杠杆，辗转腾挪，最终完成了这笔不可思议的交易。

这一仗，直接把韦尔从一个二线设计公司，抬进了全球顶级牌桌。华为、小米、OPPO、大疆，这些一线品牌都成了他的客户。

从代理商到行业巨头，从赚差价到掌握核心技术。虞仁荣用二十年时间，走完了一条别人可能一辈子都走不通的路。他沉默的性格之下，藏着的是猎豹般的耐心与果决。

四十年前，一个少年看见了光

要理解虞仁荣，必须把时钟拨回到1984年的宁波。

那一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到故乡，宣布捐资兴建宁波大学。在欢迎的人群里，站着一个18岁的少年，他就是虞仁荣。

他亲眼看到了一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如何将财富转化为对故土最深沉的回馈。那个画面，像一颗种子，悄无声息地落进了这个农家少年的心里。

虞仁荣自己，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产物。他从宁波镇海中学考入清华大学，读的是无线电系（后来的电子工程系）。他所在的85级，日后走出了大批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半导体的梦之队”。

关于他的大学时代，流传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个说他能通宵打完麻将，第二天照样拿回数学竞赛一等奖，是同学眼里的天才。另一个说他会倒卖考试辅导资料赚零花钱，早早展现了商业头脑。

这两种特质，恰好预言了他的人生：既有顶尖技术人才的智商，又有市场一线销售的敏锐。

毕业后，他短暂进入国企浪潮，很快就因为觉得“一眼能望到头”而辞职，南下香港，在销售一线摸爬滚打了6年。这段经历，补全了他从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块拼图。

他想用钱，买回一个时间的闭环

虞仁荣曾说，只要持续投入，中国一定能出现几千亿美金的芯片巨头。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缺的不是市场，甚至不是钱，而是最底层的原始创新能力和能撑起这份雄心的人。而这些，都只能从教育的土壤里长出来。

他要办的东方理工，对标西湖大学，定位就是高起点、研究型。目标只有一个：培养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人才，为整个产业的未来“供血”。

这不再是一门生意，这是一项事业。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人生轨迹的一次呼应和闭环。

四十年前，他以一个受教育者的身份，仰望着捐资办学的“船王”。

四十年后，他自己站到了那个位置上，试图为更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创造一个看见光的机会。

从宁波到清华，他因教育而改变命运。从北京到上海，他因市场而成就事业。如今，他带着这一切回到宁波，用一种最纯粹、也最长远的方式，完成了一场跨越四十年的回响。

信息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