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杀后，舒乙产生心结，只愿称其“老舍先生”，晚年终于改口

“妈，电话又响了！”1966年8月26日晚上八点，北京前海北沿的一间平房里，舒乙拽着听筒，嗓音发抖。对方报出一个地址，短短几秒，他整个人像被掏空一样瘫坐在板凳上。原本就阴沉的屋子瞬间凝固，只剩挂钟的滴答声。

不到二十四小时前，老舍彻夜未归。25日拂晓，胡同口传来杂乱脚步，市文联的人挤进小院翻箱倒柜，嘴里只剩一句：“他在哪儿？”舒乙跑前跑后，依旧回答不了。父亲前一晚脸色蜡黄，头缠纱布，却仍坚持说“明天去单位”，谁都没想到他竟一去不回。

三天前的孔庙批斗像一记闷棍。老舍主动站到队列最前，回家时上衣领子被撕裂，雪白衬衫上沾了血。胡絜青给他上药，手一直抖。凌晨一点，老舍忽然蹙眉低声念道：“人民了解我，总理了解我。”随后补一句：“又要死人了。”当时谁也没当真。

接到电话后，舒乙飞奔德胜门西路豁口外的太平湖。杂草半人高，初秋阳光刺眼，他几乎是跪着扑到那具裹着破黄席的遗体前。老舍面部苍白，眉心却舒展，脚上一双千层底干干净净，衣袖斑驳的血迹触目惊心。年轻文联干部递来一张证明，上面歪斜地写着：“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他还补上一句冷冷的提醒：“晚上有野狗，抓紧火化。”说罢转身上车扬长而去。那辆车，昨日还是老舍的专属座驾。

舒乙没有立即动身，他在父亲身旁坐到月明星稀。雨点噼啪落下，他分不清脸上是泪还是雨。深夜十一点，火葬场的车才晃着微弱灯光驶来。胡絜青扑到遗体上失声痛哭，雨水、泪水、血迹混作一团，连车灯也照不清。

办理完后事，舒乙心里多了一道裂缝：父亲留下了文学，却没给家人留只字片语。他想知道父亲为何偏选这个湖。走访目击者、查派出所记录，得到的只是零碎线索——有人见老舍从上午坐到深夜，身旁散落几张抄写的毛主席诗词，没有真正意义的遗书。

答案在十二年后意外浮现。1978年，他翻阅1940年代的旧京地图，赫然发现太平湖离观音庵胡同不过数百米——那里是祖母的晚年居所。舒乙恍然：父亲或许想借这条水路去见母亲。想到这一点，他长舒一口气，却也更痛：这场告别，他提前毫无防备。

父亲去世前，舒乙在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做技术，科研道路算得上稳当。但葬礼一结束，他写信办理调动：我要写字，我要研究老舍。家人拦不住，他一句话顶回去：“我得和他面对面谈谈。”自此，他用“老舍先生”代替“父亲”，就像把情感关进保险柜，以学者身份观察那位已逝作家。

1984年，《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连载，他跑遍北京城口述采写，采访过百人。排版前夜，他对编辑说：“先别叫我作者，我只是做笔录。”1985年到1988年，他连出数本回忆与研究专著，同时把旧居一屋子手稿磨得纸角卷起。有人质疑：难道他跟父亲没感情？舒乙摇头：“感情太重，怕写不动。”

1995年，一场小型画展开在北京图书馆，展板上署名“舒乙”。没人想到他会画画。其实早在9岁那年，他就在徐悲鸿、郭沫若、茅盾中间画过一只小鸡。那天给父亲祝寿，老舍笑着招手：“傻小子，你也来一笔。”这种游戏般的鼓励，被舒乙珍藏了半辈子。

后来，他常说自己真正释怀，源于一次与冰心的闲谈。那是1997年的初夏，冰心语气平静：“你爸如果要走，多半是跳水。他笔下的好人就是那样谢幕。”短短一句，把舒乙内心纠结拨开。回去后，他把父亲作品里所有与水有关的章节标注一遍，结果发现自杀情节的确屡见不鲜，而且常与“气节”二字并列。那一夜，他读到天亮，忽然理解了父亲的生死观：死亡并非软弱，而是对尊严的守护。

进入七十岁，舒乙动笔《父子情》。文章一开始便写：“我的父亲，曾亲手把我抱上八仙桌，让我念第一首唐诗。”几十年首次改口，他自己也愣了一下笔。未曾张扬，他把样稿寄给母亲，胡絜青批了简单三个字——“这就对”。

再有人问他怎么看父亲自杀，他再不绕弯：“年轻时不信，后来琢磨明白了。那是他的选择。他以为那样更体面。”言罢，他微微一笑，像终于把石头放下。

当年太平湖边那张破黄席已不知所终，老地图却一直摆在舒乙的案头，角落里他用铅笔圈出两个小点：太平湖，观音庵。圈与圈之间，他画了一条小小的虚线，没有批注，也不再需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