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荃：24岁嫁郁达夫，8年后惨遭离婚，24年后她等来一纸烈士证书

1920年，浙江富春江畔的一场婚礼，没有花轿鼓乐，没有宾客酒席，甚至连红烛鞭炮都省去了。

新娘名叫孙荃，23岁的她穿着一身素色布衣，被一顶简陋小轿抬进了郁家大门。

这场寒酸的婚礼，成了她与民国文豪郁达夫婚姻的起点，似乎也预示了这段感情终将走向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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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荃本是富阳大户之女，自幼饱读诗书，以《戒缠足文》抨击封建陋习，被私塾当作范文传阅。

她与郁达夫的结合，源于一场“包办婚姻”中的意外浪漫。

1917年，郁达夫因母亲催促回国相亲，却意外在与孙荃的通信中被她的才情打动。

孙荃曾以诗寄情：“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而郁达夫则回赠：“他年来领湖州牧，会向君王说小红。”

两人以诗文互诉衷肠，一度让这段包办婚姻蒙上了自由恋爱的色彩。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郁达夫回国后，对孙荃的外貌和裹小脚的旧式做派大失所望，竟在婚礼前提出“一切从简”：

不拜堂、不设宴，甚至拒绝媒妁证婚。

面对丈夫的冷漠，孙荃以一句“我嫁得是人，不是面子”。

她咽下委屈，却在婚后发现，郁达夫连“尊重”二字都吝啬给予。

他在日记中直呼她为“可怜的女奴隶”，甚至将她的关怀视作理所当然。

婚后的孙荃，以旧式妻子的标准堪称完美：她侍奉婆母、生儿育女，随郁达夫辗转安庆、北京、上海多地。

七年内，她生下三子一女（长子夭折），即便孕期也未曾停下操持家务的脚步。

然而，郁达夫的风流本性却让这段婚姻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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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北京与“银娣”同居，在安庆与“海棠”缠绵，甚至在上海流连风月场，将妻子缝补寄来的皮袍随手丢在妓院。

真正击溃孙荃的，是1927年郁达夫对“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的疯狂追求。

彼时孙荃正怀着第四个孩子，而郁达夫却写下露骨情书：“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

为了迎娶新欢，他不惜以死相逼离婚。

1928年，当孙荃在老家独自生下幼子时，郁达夫正与王映霞在上海举办盛大婚礼。

这场婚礼的排场，正是孙荃当年为“体恤丈夫”而主动舍弃的。

离婚后的孙荃，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富阳老宅。

她拒绝了郁达夫的赡养费，靠变卖嫁妆、织布缝补维持生计。

战乱年代，她亲自教授子女读书，甚至翻山越岭借阅旧教材。

孩子们回忆：“母亲总说，再穷也要活出体面。”

在她的坚持下，三个儿子先后考入名校，长女郁黎民更成为新中国首批女外交官之一。

令人唏嘘的是，孙荃始终以“郁达夫夫人”自居。

1931年，郁达夫因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回乡求复合，她以礼相待却紧闭心门，在卧室外贴上“卧室重地，闲人勿进”的纸条。

即便晚年得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她也只是默默挂起他的照片，逢年节添一双碗筷，将半生恩怨化作无言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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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郁达夫因抗日活动在印尼被日军杀害。

1952年，中央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当一纸证书送到孙荃手中时，距离两人离婚已过去24年。

她平静地整理郁达夫遗稿，将出版所得稿费均分给所有子女，包括王映霞所生的孩子。

有晚辈不解，她却说：“他是为国而死，孩子们都是他的血脉。”

晚年的孙荃，常被问及是否怨恨郁达夫。

她总以一句“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升入天堂的”作答。

这位被时代亏欠的女子，用58年独居时光，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

她不再是“郁达夫弃妇”，而是“郁家守护者”“子女教育家”，更是民国女性在传统与变革中挣扎求存的缩影。

郁达夫以笔为枪批判封建，却对包办婚姻中的妻子极尽冷落。

他追求自由恋爱，却将王映霞的青春消耗在争吵与背叛中。

而孙荃的“不争”，恰恰是旧式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生存智慧。

她以隐忍保全家族体面，以坚韧赢得后世敬意。

如今回望这段往事，孙荃或许从未得到过爱情，但她用一生诠释了何谓“深情不负”。

正如她诗中所写：“秋闺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那份穿越时代的孤独与坚守，至今仍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