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全球化的丧钟为谁而鸣？（万字长文）

一个大国的“乡下人悲歌”，带来了世界的“全球化黄昏”。当国内的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的矛盾到一定程度无法调和时，美国MAGA主义盛行而去全球化及退出国际事务，导致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缺位，普惠式的全球经贸体系就走向黄昏。美国国内的铁锈地带向全世界蔓延。阴晴圆缺、花开花谢、生老病死，一切都是轮回和周期。全球化高歌猛进了近一个世纪，今天终于在特朗普的折腾下走向支离破碎，甚至是有寿终正寝的危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暴力关税都能真正落实，也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间没有了贸易往来，而是过去建立在有国际规则的、普遍自由的、全球普惠的、效率导向的全球化时代终结，一个掺杂着地缘冲突、历史仇怨、大国博弈、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孤立主义、霸权主义、小院高墙、出尔反尔、尔虞我诈等种种丛林规则因素的粗鄙的全球化时代开始。在这样的逆全球化环境里，原始落后的丛林规则代替了文明普惠的ＷＴＯ规则，高风险、高成本、不确定的、区域化的、双边的、转口的、泛意识形态的、暗网的、走私的交易取代光明正大的国际贸易。

全球化的丧钟为谁而鸣？为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而鸣。当特朗普这样的投机政客们为获取一己之利挑起关税战而置全人类利益于不顾时，自身也注定会遭到去全球化的反噬。要知道今天的国际贸易秩序是全世界人类积淀了近一个世纪的文明成果，甚至可以说是以战争付出的代价打造的文明秩序，先后经历了二战后的全球化1.0（关贸总协定），冷战后的全球化2.0（WTO）。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交叠的新的时期，一个充斥着大国博弈、地缘冲突、战争风险的新的全球化进程，直到新的全球化3.0形成。

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将不仅仅是见证，还要担负这沉重的时代之轭。我们将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便捷高效的谋划公司的国际生意，也没有办法方便轻松的规划家庭的国际旅行和孩子的未来教育，很多普通人的工作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的问题将更加严重。生活中一般人很难再享受到高品质的进口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无法正常地获取用来救命的进口医疗设备和药品。而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同样面临各种困境，日常生活用品市场短缺，物价高企，农产品和石油卖不出去，专利等服务无法再获取丰厚稳定的回报，高端研发的尖端机器和材料没了销路，经济很可能会陷入一场滞胀之中。如果新的贸易协议没有办法尽快达成，其灾难级别可以类比1970年美国的大滞涨，甚至是1930年的美国大萧条相媲美。

说到底，失去了过去并不十分珍惜甚至是广为诟病的全球化，普通人的日子大概率是更难了。供应链、销售渠道、客户关系、职业岗位等等，都因此需要一次巨大的再平衡，直到新的用以补充旧全球化体系崩溃而内生再平衡的新的全球化体系——全球化3.0——出现。显然这个新的全球化经贸网络，难以与过去的那个全球化相媲美。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更多的是以转口，走私等贸易暗网的形式存在，但毕竟还能勉强维系着国际经贸往来，不至于让各国、各经济体变成真正的孤岛。但全球贸易的成本如此之高，加重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负担。一旦全球贸易的经济和政治成本高过军事和动武的成本时，采取战争的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就会纳入国家的可选策略集里——事实上大国的政客们都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这种情况在和平了太久的人们看来似乎概率太小，但就今天的形势来看已经到了需要我们每个人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20世纪末发生了两件大事，足以载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史册。一个是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思路全面西方化。另一个是1993年中国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也是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这两大事件意味着，一个资源大国，一个人口大国共同加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人类历史上惠及绝大数人口的真正的全球化正式开启，其标志就是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事实上，全球化2.0的核心引擎是中美经贸大循环：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和甲方，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和乙方。即美国负责消费、研发、创新、制定标准、金融化，中国负责生产、代工、模仿、组从标准、产业化。从全球大的分工合作来说，中美之间是珠联璧合、天生一对，共同组成了世界经济大循环。在这个循环结构上，美国的金融业越来越强大，美元世界霸权的地位越来越强；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工业产能横扫世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冷战后的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从冷战结束后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在这个阶段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WTO员国不断增加，多边贸易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球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贸易额大幅增长。从 1991 年到 2006 年，全球加权平均的适用国关税税率从 6.2% 下降到了 3.2%。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也日渐活跃。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它们利用各国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和投资。例如，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1991—1997 年全球矿产勘查投资年均增长 14.6%，增速较快，反映出国际投资的活跃。国际投资的增长促进了技术、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WTO的普惠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等。这些组织通过进一步降低内部贸易壁垒，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欧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成员国范围，深化经济一体化程度，实现了货币统一等重要举措，推动了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整合。

第二个阶段是调整放缓阶段，从2008 年金融危机后至特朗普贸易战之前。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出口额与全球 GDP 之比从 2008 年的 25.9%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22.9%；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全球 GDP 之比从 2007 年的 3.8%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1.2%。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一定阻碍。

全球贸易的放缓也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些缺陷，促使各国开始重视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二十国集团（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取代了此前八国集团（G8）的部分职能，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通过 G20 等平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发达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爆发危机走向衰落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崛起。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在全球高附加值出口份额明显上升，2016 年以超 14% 的份额居各国之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它们在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发展。

总的来说，冷战后到特朗普贸易战之间，在中美大循环的超级动力下，全球化在曲折中快速发展。前期在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后期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化进程面临一些挑战和调整，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

冷战结束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繁荣的背后持续积累着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是，美国作为全球化2.0的独一主导者，也是最大的甲方或消费国，与最大的乙方和生产国为代表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持续的积累着赤字。而赤字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到利润高的国家和地区逐利，却给美国本土的普通劳动力留下一片铁锈地带。

这一切反映在美国现任总统万斯的成名之作《乡下人的悲歌》里。书中描绘了阿巴拉契亚地区白人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他们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与富裕阶层相比，穷人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渠道，世代被困在贫困之中。这种经济机会的巨大差距，使得阶层之间的壁垒日益坚固，难以打破。

在经济出现分化的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资源分配也愈发不均。作者出身的社区学校质量低下，教师素质不高，教学设施陈旧。而富裕地区的学校则拥有充足的资金、优秀的教师和先进的教学设备。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导致不同阶层的孩子在起点上就不公平，底层孩子很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

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矛盾越来越尖锐。美国社会存在着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的明显分野。精英阶层强调个人奋斗、专业成就和世界主义价值观，而底层白人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如重视家庭、社区和宗教，但也存在着一些保守、排外的观念。两种文化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精英阶层往往对底层文化持轻视态度，底层民众则对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政策感到不满和疏离。

与此同时，美国原生的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也开始产生激烈的碰撞。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少数族裔文化不断涌入，与本土白人文化产生了碰撞。底层白人一方面感受到自身文化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对少数族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存在误解和偏见，导致文化冲突不断加剧。这种文化上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美国社会分化和割裂映射到政治层面就是政治极化。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诸多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两党更多地关注自身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而对底层民众的实际问题关注不足。在医保、就业、教育等关乎底层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两党常常陷入僵局，无法出台有效的政策来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导致底层民众对政治体制感到失望和愤怒。

底层民众政治参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底层民众由于教育水平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原因，政治参与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在政治体系中得不到重视，从而对政治参与产生冷漠和抵触情绪。这种政治参与的困境使得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的极化。

《乡下人的悲歌》揭示的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三重困境，为MAGA的出现创造了温床。MAGA 主义虽口上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在实践中，其部分政策倾向于保护传统白人利益，这可能加剧不同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分裂。例如，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态度，会加深本土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使美国社会的多元融合面临更大挑战。

在经济层面，MAGA 主义强调美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美国一些传统产业有短期保护作用，但从长期看，会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影响美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和国际市场份额，也会导致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损害美国民众的整体利益。《乡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底层经济困境，也表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MAGA 主义的一些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底层民众的经济状况。

在政治层面，MAGA 主义的盛行使美国政治极化更加严重。支持和反对 MAGA 的阵营之间分歧巨大，政治对抗加剧，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受到影响。《乡下人的悲歌》所展现的底层民众对政治体制的失望和愤怒，也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在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方面存在不足，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受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MAGA主义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全面退缩，只想享受美元、科技、产品标准、高科技和稀缺资源等的垄断地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MAGA 主义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了全球贸易摩擦，打乱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布局。许多国家的出口产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例如，中美贸易战使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一些依赖中美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同时，美国的政策调整也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发展。

MAGA 主义使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发生变化，其单边主义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和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下降，其他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寻找新的合作模式和伙伴。这可能导致全球政治格局更加多极化，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提升。

《乡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美国底层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以及 MAGA 主义所蕴含的保守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形象。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度和认同感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这种文化上的内部矛盾也会影响美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促使其他国家更加重视自身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当全球化的矛盾在中美两个主要贸易大国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与全球化相反的进程——逆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就出现了。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全球化也是一个周期。

逆全球化，就是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潮 和做法。它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筑起关税壁垒，限制商品的自由流通。英国 “脱欧” 便是典型例子，其脱离欧盟，使得原本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波折，背后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全球化下人员、经济自由流动的担忧。同时，部分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进行巨额补贴，意图重塑本国产业链，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这是逆全球化在产业政策上的体现。

“去全球化” 则更进一步，试图主动拆解已有的全球经济联系网络。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无理断供、限制投资，将上千家中国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纳入管制清单，甚至推动 “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打造排他性的 “小圈子”“小集团”，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排挤出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体系，这是一种极端的去全球化行径。

但我们相信，世界发展的潮流不会轻易被阻挡，“再全球化” 的趋势正崭露头角。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了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不断扩大自身的开放程度，为全球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为再全球化注入动力。数字技术的进步让跨境电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全球经济联系以新的形式加强。

因此，我们对全球化的未来还是报以进步主义者的理念。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早期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之后三次工业革命更是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各国经济深度交融。如今，虽然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带来诸多挑战，但这也正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信号。面对各种共同问题、共同危机等“共同敌人”，各国应顺应再全球化的趋势，摒弃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地区贫困、债务泛滥、战乱、资源短缺和公共卫生危机等。

我们也应该洞见到，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主要反应的是大国政治的需求，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则对全球化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一个庞大的、超主权的、超级复杂的全球化生态系统已经形成，政客们线性的关税战风暴虽然看上去异常猛烈，但注定会被这个庞大的森林给解构掉，并孕育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一个没有大国主导和干扰的、数字科技（货币、支付、信用等）为基础设施的、各贸易联盟自组织的新的全球化形态，即全球化3.0。

然而，当下的问题并非是畅想和憧憬这个全球化3.0，而是向全球化3.0的转换过程中，全球化2.0的丧钟已经敲响，它在为每一个人而鸣。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相对于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的国际贸易，战争的相对收益正变得越来越高，战争的社会动员也变得并非天方夜谭、遥不可及。正如全球化1.0、2.0都是一种战后秩序，我们同样认为全球化3.0也是战争的产物。实际上，这场战争已经在中美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早已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大国博弈的争斗中，聆听全球化丧钟的悲壮与时代浪花的一遍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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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大幅扩大了赤字，但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明显的扩表，这是否会影响从通缩型去杠杆到通胀型去杠杆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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