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修建人民大会堂，要求面积超过故宫，能抗下8级地震

1958年，这一年的北京城显得不一般，在天安门南面有一处工地，每天都有超过一万人在这里施工。这工地上，每天都是人声鼎沸，大家伙分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的施工。留给大家伙的工期可不多，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要赶在1959年的9月完成整个施工任务。

任务是艰巨的！目标是一致的！精神头是充足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给的指示是要控制大会堂的建筑规模。但是，实际设计下来，发现给的建筑空间实在是不够施展的。只能是突破原有的建筑面积，才能完成对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会堂，就是修改之后的模样，整体的建筑面积扩大到了171800平米（故宫的占地面积是15.5万平方米），整的空间总计达到了60万立方米。面积扩大了，也就意味着施工的任务变得更重了，如何在不到一年的工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就成了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难题。

在行动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协调好设计、建材、施工这三个环节，如果这三个环节不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一定会掉链子的。为了协调好这三个环节，工程指挥部直接进驻到施工现场，他们每天都熬到凌晨时分。吃着炸馒头，喝着小米粥，再添上一些小咸菜，这就是他们每天的一日三餐。

作为设计者和施工者，他们的精神头都很充足，毕竟谁不想在首都北京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杰作呢！

在年老的时候，面对后辈子孙，他们能骄傲的拍着胸脯：当年我可是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

最初在设计大会堂的时候，周公就明确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大会堂要能抗下八级地震！

原本给的工期就不多，再加上前期的设计又花费了不少功夫，等到进入到拆迁工作环节的时候，大家伙的眉头都皱起来了。

经过实地的多次测算，发现需要拆迁的各个机关单位多达67家，涉及到的房屋总计1823间；涉及到拆迁的民房多达2170间，总计需要迁移684户居民。

大家伙看到这些数据，心头不免也变得很沉重，按照正常的工作推进，仅仅是拆迁这一项工作，就得花费不少时间啊！但是，万万没想到，拆迁动员发出去以后，不管是机关单位还是普通居民，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大家伙都主动配合拆迁工作，有的居民没有住处，甚至直接去投奔亲朋好友。

我在书里面看到这段内容的时候，刚开始是有些不理解的，就这个问题，我同爷爷谈起过。

“国家遇到难事了，配合是应该的，那是人民大会堂，给大会堂腾地是应该的，国家是不会不管的”

这是我爷爷的原话。

我这才感悟了，原来是我不懂那个年代人们朴质的感情，他们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对于新中国的感情和热情，是我难以理解的。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于他们而言，是纯粹的热爱和珍重。如果谁要夺取这份难得的幸福生活，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奋起反击。

1958年，这一年的10月10月号，大会堂地基上的房屋拆迁工作顺利完成。

17天后（27号）的下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一次听取 关于大会堂的各项设计进度，以及正式施工前的各项准备情况之后。在会议上一锤定音，确定下来，就在第二天正式破土动工。

于是乎，1958年的10月28号，这一天，古老的北京城，天色还没亮，在天安门的西侧，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还有热闹的人声。

这一天，是人民大会堂正式破土动工的日子。

那初升的太阳，静悄悄的唤醒了古老沉睡的北京城。迎着初升的阳光，古老的北京伸展了一个大大的拦腰，面带慈祥的看着工地上忙活的人儿。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有的人正埋头干活；有的有说有笑挖着土方；有的人累了，看着太阳逐渐挂上天空，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

毫不夸张的说，大会堂的施工不亚于是一场大兵团作战。

那时候，在施工现场进驻了多达30多家施工单位，总计有1.4万人参与交叉作业施工，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万人大会战”了。

面对大兵团作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好“组织和协调”。

工程总指挥部建立一套责任制度，具体说来就是这么十六个字：

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分层负责、分片包干。

这还不算完，工程总指挥部还成了“三级指挥机构”：工地总指挥部、分指挥部、工段指挥部。

这三个指挥机构，都分别配置了各自的施工队伍，按照“分区负责/分项施工”的八字原则工作。这样一来，上有总指挥机构进行全局的统筹安排，总指挥部进行全局的综合施工计划规划，在平行流水作业的同时，还要协调好多工种的立体交叉作业；下有分指挥机构进行落实和职责分明。这样能恰如其分的，让各个环节都能独立自主的进行运转。

但是，给的工期不到一年，这是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

于是乎，在施工过程中，需要针对新的情况，多次进行新的调整。

1958年的12月22号，为了抢夺工期，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次紧急会议召开得很有必要，再次明确了新的打法，并且还借鉴了军事作战的指挥方法。集中优势的人力物力进行重点突击；而那些薄弱的环节，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采取“若干战役”的方式来完成。而每次“若干战役”又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比如分解工序等手段，又分为若干的小战役。

这种把工程推进量化到极致的方式，让大家伙的目标变得很精准，大大的节省了不少时间。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一个“四定到组”的分配模式，每个施工小组要做到：定进度、定质量标准、定材料、定劳动效率；而且还要采取包干分片、分层负责的方式配合，不能埋头苦战。

这样一来，劳动效率获得了成倍的提高。

1959年9月，凝聚了众多汗水和心血的人民大会堂呈现在大家伙面前。而这大会堂，在当时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