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潜伏台湾，暗战活阎王，因为给蔡孝乾办证暴露身份，实在可惜

在真实的历史中，吴石最终暴露身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在与“活阎王”谷正文的博弈暗战中，他自身并没有露出明显破绽，他之所以暴露身份，乃是因为受同志请托所累，另外就是当时对台、在台情报工作，存在激进乐观、麻痹大意的情况。

因为《沉默的荣耀》正在热播，很多人对吴石的潜伏故事很感兴趣，但是网上的信息很乱，尤其是吴石暴露、被捕的经过，关键的细节、具体的符合逻辑的过程，都没有说清楚。这两天，老黑查阅了一些权威资料，现将这一段历史真实地还原出来——

1949年11月，朱枫赴台与吴石接头、执行密取情报任务时，随身带了两封短信。这两封短信是她的上级万景光写给吴石和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可以明确的是，吴石和蔡孝乾只是彼此知道，但在台湾并没有见过面，他们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朱枫此次赴台是与吴石接头，密取情报，如果严格执行地下工作的保密纪律，她是不应该同时带两份信过去的，更不能轻易跟蔡孝乾见面，因为他们一旦见面，就意味着吴石与蔡孝乾发生了间接的横向关系。鉴于吴石的情报价值，这样的横向联系是极其危险，且严重违反纪律的。

可是真实的情况，比这个还要糟糕。

朱枫赴台后，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代号“老郑”的蔡孝乾。

两人在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见面后，蔡孝乾对朱枫说，保密局在追查一份流传在南部某学校内的涉共刊物《光明报》而进行的大搜捕中，逮捕了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因为风声太紧，他和一些同志正在做随时撤离城市、隐蔽山林的准备。但是，他有一位内亲是大陆人，在台居住已很不方便，想尽早送她出去。听说贵婿在警务部门公干，有没有可能帮她办一张出境证？或者请“大舅”办也行。

“大舅”，是朱枫此次赴台，吴石的联络代号。

而蔡孝乾所说的他的一位内亲，其实就是他的小姨子情妇马雯鹃。

对于蔡孝乾的这个请求，朱枫应该拒绝的，但是出于同志间的情谊，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很爽快的答应了。

两人见面结束，约定每周三同一时间在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接头。分别时，蔡孝乾要了朱枫在台北的女儿女婿家的电话（朱枫赴台的掩护理由是探望在台的女儿女婿，因此也住在女儿女婿家），并随手将号码记在了一张十元新台币上。

敏感重要的信息，必须记在脑子里，这是地下工作的常识。蔡孝乾的这个举动，可见其对敌斗争的状态是多么的松懈、危险。

与蔡孝乾见面的第二天，朱枫顺利地与吴石接上了头，考虑到朱枫赴台的掩护理由是探亲，为避免外界怀疑，吴石将他们接下来见面、交接情报的地点放在了自己府上。

第二次在吴公馆见面，两人之间的情报交接非常顺利，完成工作后，朱枫拿出蔡孝乾交给她的一张照片和字条，低声对吴石说，还想请吴次长帮另外一个忙。“分店”（指在台地下机构）里有位刘桂玲小姐急着回大陆，想办一张出境证，不知吴次长能否交给手下办一下？

吴石想了想，同意了。

这次见面以后，两人商定，每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朱枫都会来到吴公馆，将吴石准备好的情报密件取回。

一切进展的非常顺利，就在朱枫即将完成全部任务，心底已在计算归期时，意外却发生了。

1950年1月下旬，朱枫按约定来到“建昌行”与蔡孝乾接头，出乎意料的是，蔡孝乾托人带来一张字条，他本人并没有露面。

那张字条上写着：“陈太太（朱枫代号）：老吴（台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代号）的生意亏本了（被捕的意思）。眼下市价低落无法推销，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郑字。（刘小姐事，请告诉大舅不用办了，谢谢。）”

看到蔡孝乾的预警字条，朱枫立即前往吴公馆，商量撤台事宜。网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吴石冒险给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朱枫紧急飞往舟山，没用《特别通行证》，而是通过吴石太太王碧奎堂弟王参谋在空军的关系，由吴石最得力的助手聂曦直接送上的飞机。

这次见面，朱枫告诉吴石，刘小姐事，不用办了。

但是，朱枫这话说晚了，经聂曦出面，刘小姐的出境证已经办好了，并且留下了致命痕迹。

朱枫飞赴舟山，很顺利。

但是在舟山，朱枫正准备找船去上海，却突然遭到了搜捕。

在舟山被抓后，朱枫立刻就意识到肯定是蔡孝乾出问题了。

1950年1月29日，在谷正文的持续追捕下，蔡孝乾首次落网，谷正文从其身上搜出了马雯鹃的假身份证，根据假身份证上的真照片，谷正文推测这个女人有出境逃跑的可能，于是到警务部门把所有登记申请出境者的照片拿来一一比对，结果发现一个叫“刘桂玲”的年轻女子出境登记用的照片，跟马雯鹃一模一样。

再查“刘桂玲”的出境证，谷正文发现是以“军眷”名义交办的，所填关系栏内有“刘永榘高参之女”的字样，本人去向是“由台湾到定海”；更关键的是，在申请文件的右上角还留着一张代办人的名片，上面写着“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刘小姐的住所，则是“杭州南路某巷某号”。

根据以上三条线索，谷正文很快查明：“刘永榘高参”并无此人，“杭州南路”的那个地址现在属于某电力公司招待所，目前是座空房。唯一能够直接追寻、核实情况的对象，就是受人之托前来办证的“交际科长聂曦”，谷正文知道聂曦是吴石的得力助手，因此认定这是吴石露出的重要破绽。

聂曦遭扣押后，为掩护吴石，在保密局特务的逼问下，不得不供述：“我是吴次长的旧部，常到吴次长家去。这张出境证，是吴太太托我办的。我并不认识刘桂玲，因为要作为军眷办，我便造了‘刘永榘’这个假名，地址也填了吴次长家原来的地址。出境证领来后，交给了吴太太，其他情况我都不清楚。”

谷正文非常毒辣，拿到聂曦百般周旋的口供后，他知道动吴石的火候还没到，于是把吴石的太太王碧奎“请”进了保密局。

吴太太在保密局审讯室里尽力应付，为保护丈夫，最后不得不说，她是受一位来自香港的陈太太委托，办的这张出境证。

陈太太是谁？

蔡孝乾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第一次被捕之后，他半真半假地叛变，在带特务去抓人的时候，他抓住一个空档，逃跑了。然而，逃跑之后的蔡孝乾，依旧麻痹大意，极度缺乏斗争意志，所以很快他又再次暴露，中了特务的埋伏。

二次被捕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蔡孝乾就彻底叛变了。

谷正文在他身上进行了严密的搜查，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一张面值十元的新台币，钞票背面的边角上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谷正文要蔡孝乾交代电话号码的来历，蔡孝乾在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之后，交代说：“是我······负责联系的一个大陆来的女干部的电话。”

谷正文进一步逼问：“她叫什么名字？”

蔡孝乾交代：“朱谌之（朱枫赴台使用的名字），我们也叫她陈太太。”

为了证实蔡孝乾的口供，谷正文拿起电话筒，给“陈太太”家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他问电话那头的人：“陈太太在家吗？”

电话那头不知有诈，回答说：“她两天前乘空军飞机去定海了······”

由此，谷正文得知“陈太太”朱枫已逃向定海，于是在舟山群岛立即启动了大搜捕。

很不幸，那时候，朱枫距祖国大陆仅一步之遥，最终却没能从这张暗黑的大网中逃脱出来。

在第一次抓捕蔡孝乾时，谷正文在其笔记本上就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但是吴石贵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仅凭这三个字，谷正文是不敢动吴石的。

但是，随着蔡孝乾二次被捕，陈太太身份的谜底被揭开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谷正文非常阴险，为了顺利拿到口供，他麻痹诱骗吴太太，谎称吴次长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自己还只是一个科员，多亏吴次长的提拔才升为上校，现在有人怀疑吴次长有问题，只要说出他和陈太太的真实关系，他一定设法帮助吴次长，渡过这一关。

吴太太既不知陈太太的真实身份，亦不知道谷正文话中有诈，因为急于为丈夫开脱，最后她便吐出了一个她认为不致命其实很致命的细节——吴石在家中几次与陈太太见面交谈。

谷正文得到这个口供，基本上就明白了吴石的底细以及与陈太太的实际关系，经过请示，谷正文未放吴太太，直接带特务来到了吴公馆。

听到勤务兵的通报后，身穿睡衣的吴石从卧室里走出来。谷正文站在会客厅里，软中带硬地说：“吴先生，这么晚来打扰您，是因为您太太的事，上峰说还必须请吴先生亲自去一趟才能解决。”

吴石站起来，平静地说：“好，我这就去。”

说完，吴石回到房间，换上一套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招呼隔壁的小女儿，小声地要告诉她什么。谷正文见吴石与小女儿耳语，连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话就公开说。

吴石觉得谷正文很可恶，走回客厅坐下后，冷冷地说：“我不去了，你能将我怎么？”

谷正文威胁说：“这是我们的公务，请吴次长见谅。要是不去的话，上峰有命令，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说完这话，谷正文掉头出门，一辆黑色轿车早已停靠在门外。

吴石知道抗争已经没有用，这个时候，两个小特务已经摆出挟持的架势。

小女儿学成见状，从卧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爸爸，大声嚎哭起来。

吴石摸了摸小女儿的头，安慰说：“学成，别怕，爸爸去了，妈妈就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带好弟弟，好好念书啊！”

说完，吴石留下身后小女儿呜呜地哭泣，跟着两两个特务坐进黑色轿车的后座，再也没有回来。

以上吴石被捕的经过，是国民党情治单位在审理完“吴石、朱枫”案后，于1950年7月在香港《新闻天地》周刊发表的“破案始末”长文中透露的。

但据谷正文1994年写给台湾《传记文学》编者的一封题为《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的信中说：在保密局逮捕吴石之前，吴先一日已服用多粒安眠药，被捕时又以左轮枪企图自杀。

如果谷正文此言属实，那么吴石被捕的真实情况就应该是这样的——

吴太太被保密局带走后，吴公馆已遭到特务的严密监控，吴石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当晚曾服用安眠药试图自杀，但是他的异常很快被特务发现，于是特务立即入室阻止，这时候，意识尚清醒的吴石又拔出左轮手枪，再次试图自杀，但枪被特务抢走，最终遭到逮捕。

吴石被捕后，被单独关押在台北市青岛东路的保密局监狱（前身为日据时期军人监狱），牢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空气流通极差。特务通过频繁提审（有时持续24小时以上）和“车轮战”审讯，试图摧毁其意志。

据参与侦讯的国民党官员李资生回忆，“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因其始终拒绝配合 。

各种资料表明，吴石在保密局的监狱中遭受了种种酷刑。

纪录片《沉默的荣耀》中提到，特务用竹签钉入吴石指甲缝，试图迫使他招供，但他始终只吐出“死不足惜，自由可贵”八个字。

台湾媒体《星岛日报》曾报道，吴石在刑讯中被灌辣椒水，导致左眼永久失明。

台湾狱友刘建修在2009年的口述中提到，吴石被特务“粗暴地丢进牢房”时，“浑身是伤，皮肤红的、紫的，腿肿得很大” ，侧面印证了其遭受暴力对待的程度。

另据吴石狱中手记显示，他在3月5日至4月7日期间“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结合同囚者描述的“肋骨断了三根”、“皮肤红紫”等伤痕，可推测其遭受过反复毒打和电击。

面对酷刑，吴石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

据台湾“国防部”档案记载，吴石在受审时“始终沉着应对，坚贞不屈” 。当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劝降，提出“只要写悔过书即可官复原职并送日本治疗”时，他用血在纸上写下“死不足惜，自由可贵”，并加一句“来世仍选此路”。

1950年6月10日下午16时，由蒋鼎文担任审判长，韩德勤、刘咏尧等担任审判官的“特庭”，在“国防部”军法局开庭审理“吴石、朱枫案”。

审判长只简单过问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籍贯后，就匆匆“宣布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

此案审判之所以如此草率，总共只有十分钟，那是因为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蒋鼎文扮演的不过是个“照本宣科”的角色罢了。

在马场町刑场，临行前，吴石从容吟了他写在《自白书》中的那首绝命诗——

五十七年一梦中，

声名志业总未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

泉下差堪告我翁。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吴石将军是穿着西装倒下的，两颗子弹穿透他的胸膛，将他的心脏拱出。他迎面卧倒在血染的坡地上，那份悲壮，如此真实地兑现了他的临终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