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那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冒死守护12本书的女人，终究还是走了！

96岁的迪塔·克劳斯作为《奥斯威辛的图书管理员》原型，上周五在以色列家中安详离世。

可她留下的回忆，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头皮发麻。

她曾亲眼看见吉普赛妇女啃食人肝脏，曾在尸堆里踩着污水求生，14岁谎报年龄才逃过毒气室。

这些刻进骨子里的恐怖，她藏了一辈子，直到出书才敢说出口。

如今老人走了，可她经历的地狱般过往，不该被遗忘！

从布拉格到“儿童区31号”

1929年迪塔出生在布拉格，1939年德军占领后，她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

1942年，全家被押往特雷津（泰雷津）隔都，随后转至奥斯威辛“捷克家庭营”。

父亲不久去世。青年导师弗雷迪·赫希在营里推动设立儿童看护点“31号营房”，让孩子们还能有一点课和书。

迪塔被托付看护那几本“违禁书”，她后来回忆，藏书一旦被发现，就是性命之忧。

那批书只有大约一打，常被反复传阅。最让她记得的是H·G·威尔斯1922年的《世界简史》（捷克语译本）。

营里也出现过地图集、外语课本等，她在营房里把书分给同伴，孩子们用耳语接力，每次读完立刻收回，再塞进衣服夹层或床铺缝隙。

撤离中的“地狱”

奥斯威辛的“家庭营”维持了几个月，随后迪塔与母亲被编入赴德国的劳工队，再转到贝尔根—贝尔森。

这里的景象，她在战后口述中讲得很直白：缺水、饥饿、疾病蔓延，甚至亲眼见到有人烹煮人肝。她说自己“像关闭了感觉，只剩活下去的本能”。

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了贝尔根—贝尔森。

大量尸体尚未入土，约六万人极度营养不良。迪塔获救后短暂担任翻译，帮助英军处理善后，不久她的母亲在营外病逝。

许多年后，迪塔在档案里看到了自己：一名英军士兵给她点燃香烟的画面被保存在“国家记忆”馆藏与口述史资料中。

这一小段镜头，把她与那段历史再次连在一起。

战后她回到布拉格，与在营内做辅导的奥托·克劳斯重逢、成婚。

1949年两人移居以色列，长期在教育机构任教。她晚年仍常对年轻人讲述营里的书和孩子。

一本小说与一本回忆录

2012年，西班牙作家安东尼奥·伊图尔贝据她的经历写成小说《奥斯威辛的图书管理员》，让更多人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图书馆”。

2020年，迪塔出版自传《被延宕的人生：奥斯威辛图书管理员的真实故事》，把自己的版本完整留给读者。

家属在社交平台发出讣告后，以色列主流媒体与耶路撒冷当地报纸第一时间刊发讣闻。

捷克通讯社（ČTK）与多家权威媒体也在当天确认：“出生于布拉格、在四座营地里活下来的女孩走了”。

2014年，她在以色列国家级悼念仪式上点燃六支火炬之一。

今年4月，雅德瓦谢姆公布的纪念日主题材料继续收录相关史料链接。

她的身影，也因此常被用来向学生说明“解放之后如何重建生活”。

在当时那个非人的环境中，营房里的藏书既是课本，也是“道具”。

老师把故事压到最短，用最小的声音讲。孩子们学会了看图、记地点、背人名。

传书的动作像玩接力，有人值守，有人放哨，有人收回、掖好。迪塔的任务是“看住书”，让它们在下一节课前“完好无损”地出现，那时的她十四岁。

馆藏里最常被点名的，是威尔斯的《世界简史》，也有地图集、俄语教材等，书与书之间并不成套，这完全取决于新到囚犯行李里“有没有书”。

这些细节在她的访谈与近年的媒体回访中，都能找到交叉印证。

离开营地后，迪塔在以色列教了许多年书，也画野花。

她常把那批书与后来课堂上的课本连在一起：孩子来，书也得来。她与奥托在青年村任教，直到退休仍会回到捷克与学生对话。

近年，布拉格与耶路撒冷举办的多场公开活动，都留下她与中学生交流的影像与记录。

关于贝尔根—贝尔森的惨状，今天的观众能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IWM）的专题中看到修复影像、听到当年军牧与军医的原声。

迪塔的口述与这些官方影像相互对应：缺水、疾病、营外兵营改成“流离失所者营地”、以及战后快速审判，都是可查的、留档的。

对于迪塔·克劳斯，她留下了两条线索。

第一条是书，小说与回忆录把“八到十二本小书”的细节写进了公共记忆。

雅德瓦谢姆与捷克记忆机构把她的证言、相片、访谈集中整理，学生能直接在课堂材料里读到她的经历。

第二条是人，她在2014年点燃火炬，在今年1月仍回到布拉格参加纪念日活动。

去世前数月，她还在以色列媒体的采访里提到那句朴素的话：“书救了我。”

一个女孩在最黑暗的地方护住几本书，后来又用一生把那些书里的路，交给更多的孩子。

名字会走远，证词会留下，愿她安息，也愿这些书页继续被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