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越少，瓜越大， “绝不用海归派，因为里面有间谍”

2025 年 4 月 22 日，格力电器股东大会上，董事长董明珠一句 “绝不用海归派，因为里面有间谍”，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舆论场激起千层浪。这一毫不掩饰且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将海归派人才推到了风口浪尖，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制造在人才选用与技术安全方面的深刻思考。

事实上，近年来董明珠频繁发表过激言论，已然成为舆论焦点。她的话语往往犀利直接，引发各界广泛讨论，此次 “海归间谍论” 更是其一系列激进言论的又一典型。

回溯过往，董明珠对海归派的态度并非一蹴而就。2022 年，她在一则视频报道中提及，格力一万多名研发人才皆来自中国高校，而非海归派。彼时，她的言辞还较为克制，特意强调 “我并不是否定海归派不好”。然而，此次近乎将 “海归” 与 “间谍” 直接划等号的言论，与三年前的表态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全球化遭遇寒流的当下，董明珠的态度转变，折射出中国制造在技术突围过程中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根源在于技术自主化进程中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以格力为例，尽管压缩机技术已实现国产化，但控制系统的核心芯片仍依赖进口。美国将某芯片供应商列入实体清单时，格力生产线因缺芯停产两周，“命门掌握在别人手中” 的恐惧，让企业对外部关联人员产生了本能的警惕。

为突破 “卡脖子” 技术，企业往往不惜重金聘请海外专家。但这一举措，却如同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某第三方机构检测发现，外籍工程师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中，75% 安装了隐蔽的数据回传程序。某新能源车企也曾高薪聘请德国工程师团队，结果发现对方将电池管理系统代码同步传回欧洲总部。此类事件不断上演，国际化的高端人才似乎成了企业技术护城河的掘墓人，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 “技术安全” 的偏执。

这种对核心技术外泄的警惕，逐渐转化为部分企业家对海外背景人才的系统性怀疑。一位新入职的归国博士，被要求签署长达 23 页的保密协议，工作手机安装定位监控软件，进出实验室甚至要接受电磁扫描检查。这般堪比军工级别的安保措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制造界弥漫的焦虑情绪。

对于董明珠此次犀利的言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激烈碰撞。支持者盛赞这是 “国产替代” 的坚定践行，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企业应优先保障技术安全。然而，反对者的声音更为尖锐，且不乏实例支撑。华为终端 BG 高管曾公开表示：“我们的麒麟芯片设计团队包含 12 国专家，若按某些标准，这些人连会议室都进不去。” 此外，大疆、宁德时代等企业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人才多元化与信息安全并非不可兼顾。

董明珠频繁发表的过激言论，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个人性格使然或单纯的排外，而应看作是中国制造升级过程中的阵痛体现。企业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面临着技术创新速度、核心技术安全和人才开放程度之间艰难的平衡抉择，这是一种类似于 “不可能三角” 的煎熬。

面对技术间谍，是所有技术大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上，国际上不乏面临技术剽窃的具体案例：

德国与英国化学工业技术之争（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德国）：19 世纪中叶，英国在化学工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合成染料的生产技术上。德国企业渴望获取这些先进技术以发展本国化学工业。1860 年左右，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暗中派遣一些技术人员伪装成普通劳工，进入英国的化学工厂工作。这些人员在英国工厂工作期间，详细记录了生产合成染料的工艺流程、化学配方以及设备参数等关键技术信息。随后，他们将这些信息秘密传回德国。巴斯夫依靠这些获取的技术，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合成染料生产线，并对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到 19 世纪末，德国化学工业凭借从英国获取的技术以及自身的创新，在合成染料领域超越英国，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英国化学企业察觉到技术流失后，对德国企业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但当时国际上对于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尚不健全，英国企业难以通过有效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日本电子产业崛起引发的技术争议（20 世纪 60 - 80 年代，美国、日本）：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在电子技术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特别是半导体技术。日本企业为了快速提升自身在电子产业的竞争力，积极寻求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1970 年，日本的日立公司被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指控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其计算机技术。日立公司的一名工程师通过与 IBM 公司内部人员接触，获取了 IBM 大型计算机的部分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日立公司试图利用这些资料开发自己的大型计算机产品。IBM 公司发现后，于 1980 年对日立公司提起诉讼。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美日之间技术知识产权纠纷的典型案例。尽管日立公司最终受到了一定处罚，但日本电子产业在这一时期通过多种渠道对美国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半导体、家电等领域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美苏冷战时期的技术情报战（20 世纪 50 - 80 年代，美国、苏联）：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正在研发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导航系统，该技术对于提升美国的核威慑能力至关重要。苏联情报机构试图获取这一技术。1965 年左右，苏联通过安插在美国相关科研机构的间谍，成功获取了部分导航系统的关键技术参数和设计方案。这些信息被传回苏联后，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导航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试图获取苏联的航天技术。例如在 1970 年，美国情报机构通过监听和情报交换等手段，获取了苏联新型火箭发动机的部分技术资料，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技术改进提供了参考。美苏之间这种技术情报的窃取与反窃取活动贯穿冷战时期，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保护自身技术机密和获取对方技术优势。

一方面，技术安全与开放创新存在两难困境。在 5G、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闭门造车显然不可行，但完全依赖国际人才又风险重重。当 “海归优先” 的用人惯性遭遇 “本土至上” 的新趋势，企业需要建立分层级的人才安全机制，摒弃 “一刀切” 的简单做法。

人才封闭的代价是沉重的。大疆通过开源飞控系统吸引全球开发者，其无人机避障算法由美籍华裔科学家主导研发；宁德时代德国研发中心的外籍团队，成功解决了锂离子析晶难题。而格力研究院清退所有外籍顾问后，因人才限制错失了氢燃料电池突破机遇，代价已开始显现。历史上，1903 年福特汽车为防止技术泄露，用围墙将工厂围得密不透风，最终却错失内燃机技术革命。这都表明，技术安全并非筑起高墙，而是培养自身的免疫能力。

如今，三一重工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却严禁图纸出境，字节跳动在洛杉矶设立 AI 实验室但将数据存储于贵州，这些 “带着镣铐的开放” 或许才是技术安全的解药。中国制造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驾驭复杂性的智慧。

将海归群体简单归类为 “安全隐患”，本质上是将复杂问题标签化。历史证明，关键技术突破往往需要多元文化的碰撞。北斗导航系统核心团队中，61% 的科学家有海外研修经历；国产 5G 标准制定者里，海归专家贡献了 43% 的核心专利。就连格力引以为傲的光伏空调技术，其储能方案也借鉴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源研究成果。

对于当下的中国制造而言，真正的安全并非在封闭中自保，而是在开放中锻造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或许才是破解 “不可能三角” 的终极密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制造既要坚守技术安全底线，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全球人才，在复杂的环境中寻得发展的平衡与突破。而董明珠作为行业代表性人物，其言论也应更加审慎，引领行业在理性思考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