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力：潢川与红安 亲情紧相连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

因杭州那边妻与小外孙都因病住院，急需照料。我提前到位于谈店乡先父墓地祭扫。今天又恰是老人忌日，缅怀先辈，不由得打开记忆的闸门。

八十年前，父亲年少只身从红安到潢川打工，以后就定居于此。

潢川古称光州，红安旧谓黄安，分处于大别之山北山南。老家祖父母去世早，大伯父刚成家就参加了红军，并在战场牺牲，三伯母亦是烈士遗孤（解放前，红安有48万人口，其中有14 万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参加红军的青壮年，曾经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到建国时仅存 600 余人，在这些人中，产生了两位国家主席、二百多个将军，这在世界军事地理史上也是罕见的。红安的地域特性和战斗精神在一首著名谚语中充分体现：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战争和烈属家庭，生存环境更恶劣，加之田少家贫，兄弟中最小的父亲就以羸弱之身外出寻个生路。

说起来，两个县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黄国黄姓根发于潢川，后因国灭人散，往南迁徙，有了湖北的江夏黄，并出现黄冈、黄安、黄梅、黄陂等以黄定名的地点。两地人们来往频繁，苏东坡在贬谪流放期间常在光(州)黄(州)之间走动;清初黄安麻城移民信阳多县；民国时，黄安人外出谋生的主要方向:南下武汉，北上潢川。

位于江淮之间的重镇潢川，自古繁华。特别是作为明清时期的人烟辐辏之地，是豫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成为辐射方圆数百公里的手工业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城关大巷街作为光州的金融商业中心，吸引了众多外地商人，其中黄安籍知名商人商号，有袁子清李文斌的“新生布店”、曾学顺曾省三的文房用品商号“三省斋”以及周少臣开设的“玉田斋”笔墨店，还有工商界进步知名人士刘理葛等。父亲来潢就在黄安老板开的“同和布店”帮工。还有一点就是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三省苏区密切相连，很多黄安籍共产党人在潢川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如革命先驱、烈士江梦霞和江家桂等。

父亲享年79，大半生在潢川。解放后，他怀抱感恩之心，尽管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一些党的活动，他还是把参加工作时间定格在1949年10月1号，认为这是他翻身解放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父亲的工作和人生，我觉得可用“克己奉公、克勤克俭”来概括。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再苦再累，无怨无悔，尽职尽责，时常按“三老四严”要求自己，就像螺丝钉一样铆在工作岗位上。对人和事也不占派、不当权、不走资、不投机、不整人，就一普通公职人员。出身贫苦，又谨言慎行，历次运动也无大的起伏和冲击。

他简单朴拙，文化不高，但很勤奋，喜读写，五、六十年代常被评为读书学习模范。坚持做笔记，还爱整理收藏一些感兴趣的史料书报。在我弟妹三人上学读书方面他也鼓励支持，但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他没权力没能力也不愿意帮我们去安排个好的工作岗位，全靠你们自己去谋生找职业，这对我们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六七十年代，家中生活困难，他省吃俭用，一个钱掰成两半花也不愿接受组织救济。珍惜公家财物，办公出差不图享受，绝不浪费。对家人特节省，小时候母亲在乡下，有几年我跟他两人一起过日子，总是吃不饱。但对同事和下乡驻村队时，遇到急难特困农民，常常挤出一点钱和粮票接济人家。

他不世故，不圆通。常怀真诚待人之心，又失之生硬，吃了亏也不记恨；对家人和亲戚也少和悦交流沟通，很少会和我们说家常，不爱也不擅做家务，在他的心目中，单位和公家的事更重要；老人因文化程度所限，爱读书，不求甚解，缺乏研究学问的潜能，我亦如此，浅尝辄止。他的这些性格、行为方式很多都传输给我，成为秉性，伴随终生。

红安和潢川，家族几十年时代变迁，瓜瓞绵绵。年少时寒暑假常回老家探望前辈，与兄弟姐妹们聚欢，捕鱼捉蟹，越岭翻山。如今老辈人都已辞世，五年前又至故里见堂弟及家人，近年本欲再回，因疫阻隔。今年清明弟带妻和子专程到老家给祖父母和伯父母祭扫，也表达了全家的孝意和对故土的眷念。

由此口诵四言，以抒怀念之情:

年少别乡身孑然，传承四辈续江烟。

光黄古道今依在，两地胞亲一脉连。

乙巳年三月初六于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