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瘟神

1949年，解放军追击残敌到江浙一带，突然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大量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的解放军战士，莫名的病倒了。

特别是解放上海以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驻扎在上海郊区的松江、嘉定一带，在进行水上作战训练的过程中，一下子病倒了3万多人，所有人的症状都一样，发烧，咳嗽，胸痛，腹泻。

解放军的军医集中诊断，很快发现大部分战士得的都是同一种病，感染了血吸虫。

早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河道湖泊发达的南方地区，血吸虫感染就已经开始泛滥了，1905年，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医生，就在湖南常德发现了第一名血吸虫感染者，这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位患者。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一开始只是发烧腹泻，到了后期会肝硬化，腹部会积水肿大，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直至死亡。

当时老百姓都称这种病为“大肚子病”，因为当时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大家只是觉得是风水不好，所以有点家底的就举家搬迁换风水，穷人就只能等死。

其实民国时期的医生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病了，但是没有能力去大规模治疗，战争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漠视。

当时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几乎都是是贫民，地主和城里人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血吸虫主要生活在江南的河道湖泊稻田里面，只有贫民才会为了生计下水干活。

一个腐败凋零的政府，根本不会去关心最底层贫民的生死。

解放以后国家针对血吸虫感染进行全国大普查，最终在全国南方12个省份，370几个县市都发现了血吸虫，感染者有1100多万，还有上亿人在感染区里生活，随时可能被感染。

在那时候的南方，血吸虫感染率高得惊人，浙江、江西有些地区的感染率超过50%，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的上海，9个郊县有5个是感染区，有个县的感染率高达95%。

在南方很多地区都发生过，因为一个春天集体感染血吸虫，导致整个村庄绝户的惨剧。

因此也导致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南方的县区，都没有征兵名额，因为那些县区超过一半的青壮年都感染了血吸虫。

1949年全国共计人口也就5亿出头，全国2%的人感染血吸虫，全国将近20%的人生活在感染区内，这种情况，无论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绝对的大事。

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南方各省全部开展消灭血吸虫的运动。

虽然那时候条件不好，科学技术方面也不够先进，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防治措施，还是很出色的。

当时以上海为基地，组织了当时医疗相对发达的上海和南京两地的2000多名医生，最早开始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之后将防治站推广到了南方各个县市。

除了紧急开发治疗药品以外，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花在了防治上。

首先是消灭感染源，首先就是当时糟糕的卫生习惯，运动开始以后，这些地区都修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场所，人的粪便统一处理，牲畜的粪便集中堆放，然后派专人定期管理。

紧接着就是饮用水，宣传队下乡宣传不可以饮用生水，各个村庄都统一规范全村人打水的水源，甚至新挖一口井，供给全村人饮用，严禁去自然河道湖泊溪流打水喝。

然后医疗专家们发现，河道里的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这怎么办，这玩意数量庞大，根本杀不完。

当时的南方人想出了一个更为有效彻底的办法，直接把原有的老水渠放干，再填上石灰然后给埋了，然后挖一条新的。有些地方甚至把稻田的水放干，用火烧的方式处理完了再使用。

针对钉螺，早在1958年制定了严格的检查标准：钉螺每平方市尺不超过0.05只；在一平方市尺内不能有两个钉螺同时存在。

同时，血吸虫不仅会感染人类，还会感染牲畜，有些地方的耕牛，感染率高达94%，于是南方各地区又针对牲畜集中检查，集中治疗。

北方的朋友可能对血吸虫运动没啥记忆，但是在南方，几乎是全民记忆，我们的父辈几乎全都参加过。

比如在我出生的湖南，很多县区都把一半以上的劳力投入到消灭钉螺的运动中，大规模的整治粪便，填平老河道，挖新河道。

听我父亲说，在工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工人用压缩喷雾器配上一个自制的喷火头，用柴油为原料，发明了“压缩火焰灭螺器”，直接把旧河道，水渠的水放干，暴晒以后再用火焰喷射器烧，彻底消灭钉螺。

南方几乎所有邻水的地方都有防治血吸虫的站点，就连小学里，每个学生都要背诵血吸虫防治手册。

一年以后，效果就开始显现了。

1958年6月，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宣布消灭了该县境内血吸虫病 , 主席听闻此事以后，写下了著名的 “送瘟神 ”一诗。到1958年国庆节，湖北省宣布有8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22个县市“基本治完了血吸虫病人”。

1985年，上海市宣布全面消灭血吸虫病。

现如今，血吸虫这个曾经威胁五分之一中国人的传染病，只有在教科书里才能看到了，9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

来源：三线厂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