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近二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总有一个令人后怕的假设的:如果当年决策层全盘采纳了许小年的保守主张,放弃高铁、芯片、新能源等领域的重点布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答案令人心惊——或许会比现在落后整整二十年,被牢牢锁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在科技竞争中任人牵制。
这个曾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为何会暗藏如此大的风险?当年决策层的抉择,又藏着怎样的远见与智慧?

先明确一点,不否定许小年的学识与研究能力,作为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的学者,他在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曾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权威机构,其观点在当年也影响了不少人。
但问题的关键的是,他的核心经济主张,完全脱离了当年中国的基本国情,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区,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忽略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性和紧迫性。

许小年最核心的主张,就是彻底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力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他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观且不科学,只会扭曲市场规律,甚至指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浪费了调整机会”,声称这一计划会延续落后产能、恶化经济结构,透支后代的发展潜力。
在他看来,中国应该彻底放开市场,放弃政府对基建、制造业、科技产业的扶持,让市场“无形的手”完全主导资源配置,哪怕短期内经济出现下滑,也是“必要的调整”。

那当年的中国,是什么处境?彼时,我们刚刚加入WTO不久,产业基础还十分薄弱,大部分企业集中在低端制造领域,核心技术被西方“卡脖子”。
基础设施更是严重滞后,很多农村地区不通高速、不通高铁,城市路网拥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农村贫困人口还有近亿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悬殊。
如果按照许小年的建议,放弃政府干预,放弃基建投入,放弃对民族产业的扶持,后果不堪设想。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会彻底停滞。许小年反对政府投入资金建设高铁、高速、机场等基础设施,认为这是“政府越位”,是浪费财政资金。
但他忘了,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没有便捷的交通,就没有产业的集聚,没有商品的流通,没有城乡的融合。

当年,中国正是顶住了各种质疑,坚持推进基建建设,才有了如今4.5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世界2/3以上、18.4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稳居世界第一,才有了遍布全国的机场、港口,才有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的奇迹。
这些基建投入,不仅方便了亿万群众的出行,更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让无数农民工、产业工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基础。

反观如果听从许小年的建议,我们可能至今还在为“出门难、运货难”发愁,农村地区难以融入全国市场,产业发展无从谈起,脱贫攻坚更是无从下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可能至今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会越来越大。

其次,民族制造业和科技产业会被彻底击垮,陷入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境。
许小年主张彻底放开市场,淡化国有和民营的“身份”区别,反对政府对制造业、科技产业的扶持,认为“市场会自动选择优质产业”。
但当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产业挤压,民营科技企业刚刚起步,资金不足、技术薄弱,国有企业也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政策的倾斜、资金的支持,根本无法与西方企业竞争。

当年,中国坚持推进“中国制造2025”,加大对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才有了如今的新能源汽车、5G通信、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产业的崛起。
2023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达22.4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新能源汽车产量、销量均居世界第一,5G基站数量占世界总量的60%以上,航天航空领域实现“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空间站建成”等重大突破。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和大力扶持,若是听从许小年的建议,放弃对这些产业的扶持,我们至今可能还在依赖进口汽车、进口芯片、进口高端设备,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永远无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再者,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会大幅落后于现在。

许小年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认为“GDP增长无关紧要”,主张“忍痛进行结构调整”,哪怕经济出现下滑也无所谓。
但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有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民生、教育、医疗、科技;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经济增长了,才能增强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到202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7.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0%的增速,GDP总量从2003年的13.7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增长了近9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从2003年的1.03万元,增长到2023年的8.9万元,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2万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8%,家电全面普及,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达49.7辆,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中国坚持了“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的发展模式,拒绝了许小年“纯粹自由市场”的错误建议。

许小年的错误,不在于他推崇市场经济,而在于他把市场经济神化,陷入了“一刀切”的误区,忽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
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几百年的发展基础上,是建立在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业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的。
而当年的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调节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没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只会陷入“弱肉强食”的无序竞争,只会被西方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

更值得警惕的是,许小年的建议,本质上是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忽视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自身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短板,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
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纯粹计划经济的僵化,又避免了纯粹市场经济的无序,是中国发展的“密码”,也是中国能够在短短二十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真的满心后怕。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通过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加强调控,都在逐步解决。
而许小年当年的建议,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而是导致问题的“毒药”,因为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背了发展的规律。
更新时间:202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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