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5｜为什么日本天皇不用为战争负责？

《日本最长的一天》

“甲午战争结束于1895年，清朝败给了日本，这标志着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崩溃和日本霸权的初步确立。之后，经过日俄战争、一战和二战，日本不断扩张其领土和势力范围。……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宣布投降。战败后，日本不仅要归还甲午战争之后侵占的所有领土，还要接受盟军的占领，日本的版图又恢复到了1895年之前的状态。可以说，日本在50年中经历了一个历史轮回。”

然而，中日两国曾有着十分相似的历史条件，近代以前，中国一度是日本学习效仿的对象，两国却在日后的岁月里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近代之路。

“为什么明治维新可以帮助日本成功转型，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为什么仅有中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日本，能够侵占中国的半壁江山，又将半个亚太收入囊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商兆琦在《“无责任”的帝国》的序言中提出了这些疑问。

也正是这些问题，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日本最长的一天》

作为了解日本近现代史的不二选择，《“无责任”的帝国》用4条线索，分别从日本的内政、外交、战争和历史人物四个维度，全景式呈现了日本帝国的兴亡史。

商教授在书中填补了大量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与过程，清晰还原了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珍珠港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与发生机制，进一步揭开日本帝国从崛起到崩溃的多重原因。

“我最初对日本历史感兴趣，是想要了解日本成功的秘诀，但到后来，反而对日本的失败更感兴趣。这是因为，成功的经验往往可以被复制，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被遗忘。正因人类不愿意吸取教训，历史才经常上演重蹈覆辙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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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日本的战后处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广播电台播放昭和天皇录制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同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职。铃木首相利用天皇的权威，使日本宣布投降，成功完成了“终战内阁”的任务。不过，从宣布投降到实现投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在本土有300万军队，海外也有300万军队，而美军远在冲绳，怎样才能让这600万日军放下武器？这是个艰巨的课题。

铃木辞职后，重臣集团推荐东久迩宫担任首相。东久迩宫是皇族，东久迩内阁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皇族内阁。此时成立皇族内阁，为的是借助皇室权威来收拾残局。东久迩宫一上台，便竭力控制军队，向各条战线派出使节，传达天皇的投降命令。同时，还要努力维持国内秩序。因为前一天政府还在呼吁“一亿人总玉碎”，但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亿人总投降”。如何让民众忘记他们被政府和军部背叛的事实，而主动分担战败的责任，这也是个难题。

为了敦促国民保持团结，并防止政府和军部成为“众矢之的”，东久迩内阁提出了“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一亿人总忏悔”并不是说全体国民要对侵略战争进行忏悔，而是要对战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政府呼吁全体国民反思：最终的战败是否是由于缺乏努力、心存邪念和道德败坏？政府还要求国民忏悔：为什么天皇如此英明，如此希望和平，但国民却不理解天皇的真意，执意发动了战争？说白了，“一亿人总忏悔”实际上是要全体日本人向天皇忏悔。日本国民作为天皇的臣民，在天皇面前罪孽深重，为了洗心革面，他们要听从天皇的教诲，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结束战争。

《日本最长的一天》

丸山真男说，“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就像乌贼在拼命逃生时喷射出的黑烟，其目的在于模糊战争责任。这是因为，它没有触及发动战争导致国内民众受苦的政府责任，更没有反思导致中国和亚洲人民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责任。“一亿人总忏悔”表面上号召全体国民忏悔，但实际上却是和稀泥，到头来无人忏悔。一个在深山老林里种地的文盲老农能够与陆海军的高官承担同样的战争责任吗？这当然是讲不通的。

而且，“一亿人总忏悔”更是要回避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因为该口号的潜台词是：天皇是维护和平的英明圣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国民，如果盟军要追究，那就追究一亿人的责任，但天皇是无辜的。这样一来，天皇就巧妙地从首要加害者转变成了主要受害者，而前政府和军部高层官僚、支持战争的财界领袖、鼓吹战争的知识分子和右翼团体的责任也被无限淡化了。但是，昭和天皇在内政、外交和军事方面是最高主权者，太平洋战争也是一场由他宣战并结束的战争，天皇怎么可能没有责任？他无疑是第一责任人。

02

未被追责的天皇

昭和天皇很清楚，他才是最大的责任人，所以他在拜访麦克阿瑟时曾坦言：自己负有最高责任，准备接受惩罚。那么，盟军为什么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呢？

《日本最长的一天》

首先，麦克阿瑟和他的手下认为，如果天皇被起诉，可能引发日本国民的骚乱。天皇是日本国民的最高精神领袖，相当于西方人心目中的耶稣。如果天皇被绞死，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像蚂蚁一样奋战到死，军国主义也将被无限巩固。其次，前面提过，日本并非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而且盟军也基本同意了。如果还要审判天皇的话，有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嫌。第三，为了顺利占领日本，美国人还想利用天皇和他的官僚机构。昭和天皇一声令下，600万日军乖乖投降，这种强大的权威让美国人吃了一惊。因此，美国人还想继续利用天皇的权威，来服务他们的占领政策。

由此可知，盟军不起诉天皇的决定，根本不是出于法律原因，而是出于政治考量。可如果不起诉天皇，那么盟军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就非常不彻底。因为一个拥有外交和内政大权长达20年之久的国家元首，一个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送到战场上进行杀戮的陆海军统帅，一个给数以千万计的亚洲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主权者，都无须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甚至不用承担道义责任的话，怎么能指望官员和普通人去担责呢？

03

无责任体系

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官员逃避责任、推脱责任的问题一再浮现。许多甲级战犯嫌疑人口口声声地说，他们怀抱着和平的意愿，但结果事与愿违。也有人声称，他们是反对战争的，但因是国家的决定，只能奉命行事。

这种说辞无疑是在逃避罪责，因为政治责任“论迹不论心”。也就是说，认定政治责任的关键，不在于动机或意愿，而在于结果。政治家内心的善良意愿、美好动机或伟大信念，在其外在的实际行为后果面前微不足道。无论这些官员怀有怎样美好的意愿（假使真有），也无法一毫一厘正当化侵略战争的罪责。但在另一方面，官员逃避责任的事实，也生动地反映出日本权力构造“无责任”的特点。而且，战前日本政坛山头并立、割据纷争的结构特征，也使得政治家更加倾向于推卸责任。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丸山真男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进行说明，那就是“抬神轿”。

《影武者》

所谓“抬神轿”，是指人们在某些节日，把供奉在庙里的神像“请进”神轿，然后抬着神轿游街。丸山说，日本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类似于“抬神轿”。一开始，一群人抬起神轿，但走了一段路后，他们就累了，于是把神轿从肩上卸下来，换了另一群人继续抬。但是这群人走了一段路后，同样卸下神轿，由第三群人继续抬。接下来“抬神轿”的人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当它再次被抬起来的时候，便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呢？

最初抬轿的人不愿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并没把神轿抬到悬崖上。”后来抬轿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会说：“我们抬的时候，神轿已在悬崖边上。”轿子里的“神像”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他会说：“我坐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一来，最终无人肯承担责任。丸山真男的比喻非常形象。日本一步步走向战争的过程，正像“抬神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4年里，日本换了13个首相、19个陆相和15个海相。他们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属于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势力，奉行着不同的政策，但就是这么一拨一拨的人，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将日本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南京照相馆》

04

为什么无人负责

《明治宪法》有几个特征：首先，天皇掌握国家主权，是唯一的正统性来源；其次，天皇只有权力，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最后，国民对天皇和国家负有无限的责任，却无权判定权力体系的正当性。

在这样的规定下，日本人民无权质疑天皇制。日本这个国家的一切，包括国土和国民，都属于天皇家族。而且就日本官方意识形态而言，天皇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天皇是真、善、美的化身和完美的道德典范。生为日本国民，已经是人之为人的最高荣幸。日本国民对于天皇，要像对待父亲或活神一样，感恩戴德，俯首称臣。任何对于天皇的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还是文化，都必须为天皇服务。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天皇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而国民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权利和责任的极度不匹配，最后造成了责任归宿不明的问题。

《金陵十三钗》

而且，日本天皇有绝对君主的一面，又有立宪君主的一面。尽管天皇享有绝对的权力，并是统治的唯一正统性来源，但在国政运营层面，他却往往是“沉默”的，如同神轿里的神像一般（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军事事务中，天皇作为大元帅并不“沉默”）。可如果天皇不说话，日本的政治要如何运营呢？

答案是：只有元老、重臣、首相和内阁成员把“神轿”抬起来，日本政府才能运作起来。这些政治家一边揣摩着天皇的“圣意”，一边通过向天皇进言来运营国政。但在此过程中，他们要努力将决断主体模糊化，不能让民众发现是谁在拍板、谁在做决定。比方说，一个决策明明是首相做出的，但它仍要被说成特别符合天皇的意愿，以避免架空和篡夺天皇大权的嫌疑。这样一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就变得非常暧昧和模糊，从而构成了“无责任体系”的一个主观因素。

造成无责任体系的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便是我们一开始谈过的日本政权构造“多头一身”的属性。

在战前的日本，元老、重臣、内阁、官僚、议会和军部，各自分享一定的权力。最开始，元老的权力最大，他们可以决定“神轿”的前进方向。元老们死后，原敬和加藤高明等强势政治家也可以决定“神轿”的行进方向。可再到后来，由于政党争斗、议会腐败和军部专横，权力又分散开来。“抬神轿”的过程，变成了各方势力不断的斗争，而所有的政治决定都成了各方角力的结果。由此，“抬轿人”的责任意识变得更加淡薄。

《日本最长的一天》

由此可见，日本的无责任体系，归根结底是天皇制造就的。那些“抬神轿”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如首相、大臣、高级外交官、陆海军将领，看起来权势熏天，但就天皇制国家的构造原理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天皇的奴仆而已。他们尽管掌握国家权力，但绝对不会产生像希特勒那种掌控国家命运的独裁者的感觉。因为他们享有的一切权力，既不来自宪法，也不来自人民的授权，而只来自天皇的授命。换言之，他们的荣耀，只不过是“抬神轿”的荣耀，他们的骄傲，只不过是“恃宠”的骄傲。例如，东条英机作为战前最有权势的首相之一就曾说过，他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而已，像石头一样卑贱，天皇的光芒照耀在他身上，他才能发光闪亮。

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日本没有真正的政治家，有的只是谨小慎微、奴颜婢膝的官僚。这些官僚掌控着行政机构，掌控着大工业和军队，掌控着亿万民众的身家性命，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理念，也没有为实现理念付出行动的勇气和责任。他们作为天皇的奴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深陷形式主义的泥沼，毫无抵抗时流的勇气。一个由一群缺乏主见的奴才所构成的政治体制，必然是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一个由一群没有责任感的奴才所引领的国家，迟早会在历史的迷雾中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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