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新科进士初入仕途都有一定的候选期，其时间长短取决于官缺的多寡。此外，也与殿试名次、保举题补等因素有关。据统计，清代新科进士外放各省的平均候选期为8.1年，在候选期间，新科进士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收入。

科举时代，进士是稀缺品种，属于社会精英分子，考中进士后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出现生计问题，一日三餐自然是有保障的。但是候选进士作为准官员，交际应酬比较多，如果要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就不得不自谋出路。

那么，清代的进士在候选期间都有哪些谋生之道呢？大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交接官府、请托攀附

清代的选官制度很大程度上依靠朝廷大员或封疆大吏保举题补，进士在初仕候选期内，交接官府、请托攀附是普遍行为。但是这类行为不了台面，具有隐秘性和私利性，很少见于记载，只能在人物年谱中有所透露。

比如安徽桐城人姚莹，他是嘉庆十三年进士，殿试之后就进入了漫长的候选期。第二年，姚莹离开北京来到浙江，拜访会试座主刘凤诰。当时的刘凤诰由于受到科场案的困扰，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出任浙江学政。

不过刘凤诰毕竟是朝廷大员，人脉很广，姚莹就是想利用座师的影响为自己谋求早日入仕。姚莹从浙江回安徽原籍后，恰巧遇见百龄上任两广总督过桐城，他邀请姚莹与他同往广州。

于是姚莹到了广州主讲缆山书院，后来松筠接任总督，赠400两银助其行资。因为松筠与桐城名士方苞有旧交，而姚莹正是方苞的高足。

嘉庆十六年，姚莹在广东学政程国仁署中授经，次年程国仁离任，姚莹改投从化知县王蓬壶署中，为广东名流黄培芳诗作序，还曾往惠州谒见乡试座师惠潮道赵某。

嘉庆二十一年，姚莹经过八年的漫长候选期，终于被实授为福建平和知县。可见他在八年中，以讲学、唱和、作文等形式，交接政要名流，为自己的仕途和前程打下了基础。

第二类是充当幕僚

幕僚俗称“师爷”，介于官与民之间，且一般都有功名在身。人数众多的举贡、生员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入官府为幕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

进士候选期间迫于经济压力，也会选择入幕，但与举贡生员不同，他们入幕多为临时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谋生和积累行政经验。类似的案例很多。

比如乾隆四十年进士蒋基，候选期间就在山东学政署中为幕。乾隆三四三年，又在姐夫家教授外甥，四十五年在云南布政使汪欣延署中为幕，其工作性质是充当家塾，每月得银八两。

后来，蒋基又到了会试座师、浙江学政王杰署中为幕，王杰升任左都御史后，继任学政窦光鼐仍挽留他充幕一月。

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蒋基在京师参与《四库全书》的编写工作，交接甚广。终于中乾隆五十年八月被选为福建莆田知县，候选十年，当时已是43岁。

第三类是在书院充当教员

新科进士在候选期中，属于初出茅庐，社会交往资源有限，其乡居活动能力和影响力也不大。而且有些进士颇为清高自傲，不愿意交接官府也不愿充当幕僚，所以只能在县级书院中作为教员以谋生。

比如乾隆元年进士王今远，候选期间在原籍曲周县毓英书院充当教员；乾隆二十二年进士陈典，候选期间被祁县知县聘请为延为书院山长；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曾公元，候选期间被德化知县聘为图南书院山长。

县级书院影响力有限，收入也不高，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而有些进士则会被地方高级官员聘请为省级书院教员，这一类进士的社会资源往往比较深厚。当地的督抚也会上奏保举，其候选期也就大大缩短了。

进士任书院教员，一方面可以将他们科举考试的成功经验传授学生，另一方面任教的收入可以补助家用，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士子甚至还须举债还贷。如果运气好，被督抚委任临时差事，那么就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授。

比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广东清远人郭志融，他候选期间在本籍修筑虎门炮台出力，经两广总督保奏，奉旨选为四川大邑知县，候选期一下子缩短为三年。

以上三类出路是清代候选进士的主流，当然也有少数的新科进士从始至终都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候选期间始终以教书维持生计。

比如雍正元年进士，河南偃师人武绍周中式后，时任礼部侍郎登封人景日畛就暗示他，如果愿意投在他的门下，就可以向皇上保举他为庶吉士，但被武绍周拒绝，后来回乡后在一个富商家中担任私塾教师。

事实上，清代的新科进士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光鲜亮丽，他们在没有获得实职之前，同样也要面临一日三餐，同样也有应酬交际，根本不存在当地缙绅富商无缘无故送钱送房子的事情。说到底，只要没有做官，就不可能平白无故获得巨大的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