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为何当今自由贸易体系会被民族主义击败

大约200年前，全球化初期的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的原因。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饱受矛盾困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60年间，尽管美国、德国、俄罗斯、法国和日本等新兴保护主义强国不断提高关税壁垒，但全球贸易仍迅速增长。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战也日益频繁。这些矛盾正是当时工业化世界围绕自由贸易和经济民族主义展开的激烈辩论的核心所在。

当今兴起的经济民族主义令人惊讶地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其矛盾性更是前所未有。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民族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然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却因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相互依存格局，这或许连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奈都难以想象。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间，贸易自由化似乎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主旋律。英国率先掀起这场自由贸易热潮，其自由主义者成功废除了谷物法。这项对进口谷物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法律，虽然有利于地主贵族，却迫使工薪阶层为购买粮食付出更多代价。英国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向公众有力地论证，废除谷物关税将带来一个物美价廉、粮食充足的新时代，从而缓解涌入工业中心的贫困人口的生存困境。

但他们也有力地论证了，如果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也实行贸易自由化，那么一个和平繁荣、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是可能的。毕竟，如果可以通过和平的市场竞争获得世界各地的商品，又何必争夺殖民地或为争夺原材料而发动战争呢？正如19世纪中期英国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所说，贸易自由化将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那些好战的土地贵族阶层不再能够“把民众卷入战争”。

民族主义经济体系

一些人，例如德裔美国保护主义经济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持不同意见。李斯特在美国流亡期间，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8世纪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重新诠释并应用于19世纪40年代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回到德国后，他于1841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旨在反驳自由贸易的国际主义主张。

他警告说，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强国，正是因为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现在，他们却试图“毁掉这根阶梯”，以阻止其他国家挑战其“世界制造业霸主”的地位。李斯特呼吁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通过高关税来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并通过殖民扩张来掠夺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原材料。

当时，李斯特提出的帝国保护主义方案在欧洲和美国并未得到任何重视。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似乎已占据上风。1846年，英国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庆祝《谷物法》的废除。在科布登及其中产阶级支持者的推动下，英国成为第一个单方面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强国。科布登在议会中的非干预主义派系也曾试图阻止英国在印度和中国等殖民地强推自由贸易政策，但最终未能成功。

柯布登及其追随者随后将自由贸易的目光转向美国和欧洲大陆。1846年，美国效仿英国，大幅降低关税。然而，要实现欧洲贸易自由化，还需要更多的外交努力。1860年英法（或柯布登-谢瓦利埃）贸易协定的签署表明，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强国或许已经准备放弃争霸，转而致力于和平发展。该协定创新性地加入了最惠国条款，规定其他欧洲国家只要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就能享受与英法相同的低关税待遇。此后约有50至60个贸易协定相继签署，这标志着欧洲建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事实上的共同市场。

技术工具

一个更加自由的经济秩序正在到来，而全球化第一阶段的技术工具似乎也恰好能够将这一切联系起来。跨大西洋的蒸汽轮船航线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和航程时间。1866年，跨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成功，这意味着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区的消息传递只需几分钟。1869年，苏伊士运河在埃及通航，美国横贯大陆铁路竣工，世界仿佛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发展激发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想象力，例如儒勒·凡尔奈的《八十天环游世界》（1872）。

然而，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快使工业化国家陷入了难以预测的经济繁荣与衰退周期。较低的运输成本、大规模工业化以及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消费者的成本，但价格的剧烈下跌也意味着许多出口国的利润空间大幅收窄，甚至出现亏损。以英国为首的黄金本位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其导致的通货紧缩却给许多负债累累的农业生产者和制造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正值第一次大萧条时期（1873-1896），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成为当时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政策。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日益高涨。正如经济危机期间常有的现象，追求民族自给自足的呼声盖过了倡导国际合作的呼声。自由贸易在英国的帝国竞争对手那里逐渐失去了市场，他们重新拾起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思想，这使得李斯特从一个被冷落的学者一跃成为思想先驱。

经济阴谋论

全球各地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开始将李斯特的“民族经济体系”奉为经济学真理。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是英国精心策划的阴谋，旨在阻碍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不过是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损人利己的手段。受李斯特思想影响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将地缘政治视为零和博弈，认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不久前，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工具曾被人们寄予厚望，人们认为它能够将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一个和谐的普世主义世界。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技术工具似乎更适合将殖民地牢牢地束缚在帝国的核心地带。关税壁垒日益升高，新兴产业逐渐演变成垄断企业、卡特尔和财团。国内市场因垄断而效率低下，这很快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新市场的竞争，以期将剩余资本输出并获取原材料。贸易战、军事干预以及争夺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行动也随之加剧。

到1880年，经济民族主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帝国主义保护主义政策日益右倾。在美国，共和党重新定位自身，成为保护主义和大型企业的代言人，扭转了此前几十年自由贸易的趋势。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案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平均50%的关税，这使得美国与欧洲贸易伙伴陷入贸易战。

但本杰明·哈里森政府之所以大力推动关税法案的通过，其主要目的在于对加拿大这一潜在的“帝国版图”进行控制。他们希望由英国控制的北方邻国加拿大能够加入美国，而不是继续承受高额的关税负担。然而，加拿大保守党却选择加强与英国帝国内其他成员的经济联系；新通建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更是将加拿大打造成了连接英国与太平洋沿岸殖民地的陆路交通枢纽。

在德国，奥托·冯·俾斯麦据说把《国民经济学》作为枕边书，他效仿李斯特的思路，巩固了德意志各邦，建立了关税壁垒，并积极寻求海外殖民地。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则着手修建柏林至巴格达铁路，以加强各邦之间的联系。而在俄罗斯，谢尔盖·维特伯爵更是公开效仿李斯特。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无论担任铁路局局长、财政大臣还是总理，维特都一直处于要职，并着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以实现俄罗斯对满洲的扩张野心。类似的经济民族主义故事也在法国和日本的帝国中上演。

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为了抵制日益强盛的保护主义浪潮，开始转向基层群众运动。在美国，旧金山记者亨利·乔治撰写了《进步与贫困》（1879），这部著作成为国际畅销书，并提出了一种打破铁路大亨、贵族和投机者土地垄断的方案：即对土地的潜在价值征税。他的这一理念被称为“乔治主义”或“单一税制”，因为其主张废除除土地税以外的所有其他税种，包括关税。

单一税制运动倡导一个相互依存、完全自由贸易且没有土地垄断的世界，这一理念在国际上广受好评。俄罗斯作家、和平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成为其热烈拥护者，他认为单一税制是消除封建农奴制的良方。1904年，一位名叫莉齐·梅吉的年轻的乔治主义者（Henry George的追随者）在美国的单一税制实验社区居住时，发明了一种棋盘游戏，旨在让人们认识土地租金剥削的危害——这便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大富翁”棋盘游戏的雏形。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致力于推广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思想，并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勤劳、爱好和平、繁荣富强的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

20世纪初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试图探究垄断、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三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共同塑造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特征。乔治主义的“土地颂歌”曾是自由党集会上广为传唱的著名歌曲。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J.A.霍布森在其著作《帝国主义论》（1902）中，对垄断资本主义和殖民地争夺进行了最为尖锐的批判。八年后，记者诺曼·安格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深感忧虑，他警告人们不要相信“任何国家都能从战争中获利”的“巨大幻觉”：世界市场高度相互依存，即使所谓的“胜利者”也会最终蒙受损失。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实显而易见。从1846年废除谷物法到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25年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空前，与冷战结束后25年的情况如出一辙。正如19世纪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低估了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给自足的政治吸引力，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思想继承者也草率地预言了民族国家的终结——甚至预言了人类历史的终结。

历史并未终结，因此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今倡导经济互助的国际主义者应该了解，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是如何努力将当时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全球化模式，转变为更加和平、公平的自由贸易体系。他们取得的长期成就充分证明，国际合作能够有效遏制由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