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启朝：年味里的旧时光

朋友邀我去南阳建业凯旋广场参加正月十五的投壶饮酒比赛，我欣然应允。吸引我的从不是什么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是那份久违的过年乐趣——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关于贫瘠岁月的温暖印记。

我家曾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紧巴巴，整年难觅饱食，唯有春节才能换上一身新衣裳，更不知玩具为何物。可穷人自有穷人的欢喜，于我而言，过年便是天大的乐事。在孩童纯粹的认知里，过年是白馍的麦香，是肥肉的油润，是新衣裳的挺括，是无拘无束的疯玩。于是，过年成了心底最殷切的期盼，最真切的快乐，最踏实的幸福。如今想来，这大抵就是咱小老百姓最朴素的“中国梦”吧。

年究竟是什么？为何要过年？为何唯有过年才能吃好穿好？当年的我懵懂无知，也无人细说。但那些过年的片段，却如老照片般清晰烙印在记忆深处。

俗语说“进入腊月都是年”，可真正让年味漫开的第一个日子，是腊月初八。这一天，家家户户要喝腊八粥。资料里记载的腊八粥极尽讲究，黄米、白米、江米、小米掺着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再用染红的桃仁、杏仁、瓜子点缀，白糖红糖调味，堪称精致。可我小时候喝的腊八粥，从没有这些繁杂配料，不过是家里仅有的几种米和豆子，加水一熬便成。如今才懂，腊八原是年的序曲，像一场郑重的新闻发布会，昭告着腊月已至，年关将近，该着手准备年货了。

真正的过年倒计时，要从腊月二十三小年算起。这天要吃火烧，白面掺着油和葱花，揉成团压成长椭圆，放进大缸炉里烤熟，咬下去又香又脆。那时不懂这是祭灶、扫尘的传统节日，只知道过了二十三，年就越来越近了。“二十三、吃火烧，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儿，捏鼻儿，初一作揖儿！”这句歌谣把年前的忙碌安排得明明白白，“捏鼻儿”是包饺子，“作揖儿”是拱手拜年，跟着歌谣的节奏，年味儿便一天天浓了起来。

过年还有诸多禁忌，大人们反复叮嘱不许说不吉利的话。灶台里的木柴掉在地上，不能喊“失火了”；烟雾呛人，不许说“熏死我了”；碗摔碎了，更不能叫嚷“破了破了”。可小孩子哪记得住这些，总免不了犯错，虽没少挨批评，却也挡不住对年的期盼。有时大人干脆守着厨房门不让进，即便进去了，也得捂着嘴不敢吭声，那份小心翼翼里，藏着对年的敬畏与欢喜。

大年三十是过年的重头戏，也是最难熬又最热闹的一夜。大人们忙着贴对联、放鞭炮，天黑后还会在院门口横放一根大木棒，说能阻挡妖怪进门。我那时满心疑惑，却不敢多问，只跟着瞎起哄。长大后才知晓，“年三十”又叫“除夕”，传说“夕”是岁末害人的凶兽，最怕红色与声响，于是家家户户贴红春联、燃爆竹驱赶它，初一再相互道贺，这风俗便成了最隆重的过年仪式。

当年的我们哪里懂这些典故，只知道大人们忙碌的身影里，藏着满满的期待。那时家里没有电灯，没有暖气，更没有春晚，全家人围坐在堂屋的大火盆旁。一向节俭的父亲，会把院里的大树疙瘩都搬进屋里，说过年要把火盆烧得旺旺的，既能取暖，也盼着来年兴旺发达。火焰跳跃着，把每个人的脸庞映得通红，暖意从身上蔓延到心底。父亲会召集全家，盘点一年的收成，畅谈新一年的打算，我只管烤着火，在大人的话语声里，感受着团圆的安稳。

母亲是家里最辛劳的人。年三十前，她就把肉、丸子、青菜、豆腐、馍馍都收拾妥当，三十当天便开始包饺子。她的手极巧，包好的饺子又快又周正，一圈圈排列整齐，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饺子包完，大家都困倦入眠，母亲却还在忙碌：打扫屋子、清洗衣物，最后把每个人的新衣裳从柜子里取出，一一放在床前，只为大年初一醒来，我们能第一时间换上新衣。每年三十夜里，母亲总是忙到深夜，等我们进入梦乡才歇息，而第二天凌晨睁开眼，她又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成了我对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大年初一清晨四五点，村里便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夹杂着孩子们的脚步声，忽远忽近。我知道，拾炮的时刻到了，急忙叫醒弟弟，穿上新衣裳，迫不及待地冲出门去，加入拾炮的队伍。

拾炮也是门学问，讲究眼疾手快。听到鞭炮声，要立刻判断是哪家燃放，飞速赶过去。此时已有不少小朋友等候在旁，大家捂着耳朵，等鞭炮声一停，便一拥而上，争抢那些未响的哑炮。老家有两句话形容人麻利：“看你慌得跟狗吃红薯皮儿一样”“看你慌得跟拾炮似的”，足见拾炮在当地孩子心中的分量。除此之外，还要摸清村情：谁家鞭炮放得多、放得晚，谁家的鞭炮里有大雷子，都得打探清楚，不然再快的速度也难有收获。

我们村有户姓邓的人家，主人在南召县四棵树乡政府工作，家境殷实。这家人大年初一从不起早，总要等到八点太阳出来后才放炮，且一放就是上万响，还缀着不少粗粗的大雷子，响声不是普通鞭炮的“啪啪啪”，而是“啪啪嗵，啪啪嗵”，格外响亮。每年初一早上，小伙伴们拾完其他人家的炮，都会齐聚在邓家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主人起床、开门、刷牙，急得抓耳挠腮，人家却依旧按部就班。等一切准备就绪，主人把一大盘鞭炮摊在地上点燃，炮声刚停，我们便拼命扑上去争抢。

有一年，我眼见一个电池大小的大雷子落在眼前没响，急忙扑过去攥在右手里，谁知“嗵”的一声，雷子在掌心炸开，瞬间疼得钻心。弟弟连忙过来查看，万幸没伤着骨头，也没流血，只是手麻得厉害，只好草草收兵。回到家我不敢告诉家人，怕挨父亲的打骂。后来听说，村里杨家的孩子拾炮时，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被炸开一道口子，大年初一就被拉去卫生院缝针，实在不吉利。

当年只觉得拾炮有趣，从未深究为何如此痴迷。如今想来，许是因为穷，生活单调，文化匮乏，孩子们没钱买鞭炮，只能靠拾炮满足玩乐的心愿。拾到有引线的鞭炮，便直接点燃；没有引线的哑炮，就剥开外皮，用红纸卷成炮筒，装上火药、安上引线，做成新的大雷子。在那个物质极度贫瘠的年代，即便拾炮充满危险，却因能带来纯粹的快乐，成了农村孩子大年初一的保留节目，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淡出视野。

拾炮的热闹过后，正月里最郑重的仪式，便是串亲戚。这是老家刻在骨子里的风俗，自打记事起，每年正月初二起，父母就带着我们开始“走亲戚”：先去舅爷家（奶奶的娘家），再去舅家（母亲的娘家），接着是姑家、姨家，一圈走下来，往往就到了正月十五。老辈人说，过了十五，年就算过完了，再串亲戚就不合适了，免不了会遭人打趣：“真是大忙人呀，这时候才来拜年？”

今年正月初三，我再次驱车前往舅家，只是这一次，出发地不再是魂牵梦萦的老家，而是二十五公里外的城里。出发前，表弟侄的电话早早打来，语气里满是熟稔的叮嘱：“安皋街堵得水泄不通，车子排了几公里长。你别往街上凑，到杨嘴屯或是杨庄就往西拐，走九女岗的岗脊向南，到周岗再折向西，顺着盆底坑水库下来的干渠西侧往北，过了安皋街西头再往西，穿过张九思岗就到了。”

握着方向盘，听着这绕绕弯弯的路线，心中只剩一声慨叹：变化真大啊。记忆里的安皋街，本就是个热闹得能挤出水的地方。一进腊月，集市便沸腾起来，人挨人，脚挨脚，我这小不点被裹挟在人潮里，啥也看不见，只能透过大人头颅的缝隙，望见巴掌大的一片天空。那份拥挤与惶恐，总让我吓得哇哇大哭。父亲曾告诉我，安皋自古就叫“铁安皋”，不是因为这里产铁打铁，而是它与金赊店、银石桥、铜瓦店并列为南阳四大名镇，名头响亮得很。父亲还说，安皋街是个“老母猪集”——吃的多，泄的也多，意思是集镇上货物丰沛，销量惊人，远至四棵树、老庄、黄村铺、柳泉铺的乡亲，都会赶来赶集。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安皋街留给我的印象，除了人多货杂，便是挥之不去的饥饿。街边成篓的大白馍，一个个又大又暄，稳稳地摆在篓子最上层当招牌，引得我直咽口水。店主接待顾客时，从篓里往外拿馍，最上面的那个招牌馍却始终不动。就是这个从未尝过的白馍，在我记忆里留了一辈子，我只能悄悄舔舔嘴唇，想象它的香甜。还有别人家孩子手里的油馍尖儿，用细铁丝或竹篾串着，洋火盒大小的平行四边形，又软又香，人家一片片慢慢吃，油香顺着嘴角往下淌，我站在一旁，馋得口水直流，却从未有过尝一口的机会。

思绪在回忆里打转，车子已不知不觉到了杨庄。按照表侄的指引，我拐上了九女岗。这岗子藏着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古代一位皇家女子猝然病逝，其父令军队连夜将她安葬，又怕墓穴遭人盗掘，便又造了八个假冢，合称“九女冢”，这岗子也因此得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当地农民挖开了其中一个冢，却没发掘出什么文物。我只记得那冢子大得惊人，直径足有一百多米，像座三层楼高的小山，登上冢顶远眺，十里八乡的景致尽收眼底，安皋街的轮廓也清晰可见。如今的九女岗，漫山遍野都是杨树。听说当年是一家叫App的公司种下的，后来不知何故撤了资，树也没人回收，当地百姓伐不得也种不得，十几年过去，树干也才小碗口粗细。倒是岗脊上的水泥路修得平坦，车子行驶其上，稳稳当当。

绕开了安皋街，自然没见到堵车的盛况。但在我的印象里，安皋街似乎从来都是堵的——过去堵的是架子车、自行车，如今堵的是各色小轿车。上世纪九十年代，秦鹏鸣书记修了西大街，后来的白振国、冉建国、于若文、孙震、王宏波几任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又修了东大街、建了橡皮坝，交通状况早已大为缓解。今日的拥堵，是时代发展太快的见证，是返乡过年的轿车太多的缘故。同乡于金献说，他老家于岗村，十户人家有八九户都开上了返乡轿车，这在过去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小时候串亲戚，拎的都是果子包、果子盒，里面装着饼干，或是白糖、黑糖、黄糖，约莫二斤重，用黄纸或黄盒子包好，上面压一张三公分宽的红纸条，透着浓浓的吉庆。有一年去舅家，遇上大风雪，我拎着果子包从小屯老家出发，走到庙岗上时，一阵大风把盒子上的红纸条刮跑了。我急着去追，眼看就要追上，又一阵风袭来，红纸条再次飘远，我一路追，足足追了二里地到张庄，才把那张象征吉庆的红纸条捡回来。

串亲戚的乐趣，莫过于收压岁钱和偷吃果包里的饼干。那时肚子总饿得咕咕叫，手里拎着满满一包饼干，不偷偷尝几块，实在按捺不住。可偷吃也是门技术活，最怕把果包弄破被亲戚发现。最高明的做法是，悄悄把捆果子包的绳子松一点，顺着纸缝往里掏，一次只能掏四五块，掏多了果包空出半截，很容易被察觉。掏到饼干后，要赶紧塞进嘴里吃完，擦干嘴角和衣服上的饼干渣，见到大人还要装作饥肠辘辘的样子，再把果子包稳稳地放在亲戚家的条几神坛上，用其他果子包压住，让人看不出哪一包被动过手脚。

那时串亲戚也藏着风险。上级号召“破四旧”，乡村干部会在各个路口设卡，要破除送礼的旧风俗，一旦发现有人拎着果子包，就会当场夺走。好在小屯村和秦岗村的干部心善，执行政策不那么死板，我的果子盒才从未被没收过，想来也是一种幸运。

去廖沟舅家串亲，是最让我开心的事。外爷走得早，外婆待我格外亲，一见面就往我手里塞糖、塞压岁钱。大舅、二舅，还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也都疼我，所以每次去舅家，我都要住上一阵子才肯走。妈妈常给我讲大舅的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国军进村抓壮丁，大舅转身就藏到了院中石磨上的三角形草盖子下边，可国民党士兵早已看清了他的举动。他们走到石磨前，一把掀开草盖，大舅当场被抓。外婆听说儿子被掳走，疯了似的追到二里外的张九思岗，只见大舅已经换上了国军的服装。外婆哭喊着大舅的名字，一个国民党士兵端起枪对准了她，外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舅急忙喊道：“这是我母亲！”士兵听后，才收起枪，拉着大舅离开了。

大舅走后，便杳无音讯。外婆整日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直到全国解放后，大舅才突然回来了。他说，被国民党抓走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就起义投靠了共产党，后来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因作战英勇入了党。在朝鲜战场上，他长期蹲猫儿洞，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抗美援朝结束后，大舅因病复原回到老家，当了秦岗村的支书。而我的父亲，当时是安皋区的农会主席，那时的安皋区管辖着谢庄、潦河坡、安皋和王村的一部分，地盘大得很。

今年再次踏入舅家的院门，外婆、大舅、二舅和两位妗子，都已像我的父母一样，离开人世，长眠于故乡的土地。表姐表妹们早已出嫁，如今都有了孙子辈。家里只剩下几个老表，守着这片故土。老表相见，依旧亲热得不得了。大家忙着搬礼物、握手、递烟，争相拉着我去自家吃饭。盛情难却，我只好在每个老表家里都坐了坐，吃一口菜，喝一杯酒，看着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心里也暖融融的。

亲人聚在一起，总免不了聊聊村里的新变化：新修了户户通公路，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再聊聊子孙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大家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朴实的话：这亲戚得常走，这亲情得延续，谁家有事了都要捧场，有困难了都要帮衬。

离开舅家前，我特意绕着老屋转了一圈。院中的老石滚还在，那片青翠的竹林也还在，只是外爷外婆当年种下的一大片花椒树，早已不见踪影。眼前的景致熟悉又陌生，唯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童年记忆，永远挥之不去。我拉着刚完婚的儿子、儿媳，轻声告诉他们：永远要记住这些老亲旧眷，永远要传承串亲的民风民俗，永远要记住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我们代代相传的亲人，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有讲不完的故事，更有我们血脉相连的根。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与牵挂，都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

除了拾炮和串亲戚，春节里的游戏还有很多，有的记忆清晰，有的早已模糊。

破甘蔗是极热闹的一项：有人把甘蔗立在地上，用刀面平压在顶端保持平衡，随后猛然拿起刀刃，自上而下猛劈下去，“咔”的一声，甘蔗一分为二，劈开者便能将甘蔗据为己有，若劈不开，就得掏钱买下。正因有这样的奖惩，参与者络绎不绝，无论胜负，都笑得开怀，热闹非凡。

推桶箍（也叫推铁环）全靠自制。家里没有现成的铁环，就拆了木桶外的铁箍，再用粗铁丝弯成“U”字形，安上木柄，便是玩具。小伙伴们推着铁环奔跑，比谁推得稳、推得快、推得远，欢声笑语洒满村头巷尾。

打撵转儿（即打陀螺）也充满乐趣。找一段短圆木，一头削成圆锥形，顶端钉上小钢球，再用粗布条拴在木棍上做成鞭子。把鞭子绕在陀螺上用力一甩，陀螺便在地上旋转起来，再用鞭子不断抽打，让它持续转动，谁的陀螺转得久，谁就是赢家。

还有占方、蛤蟆跳井、打翘儿、套圈儿。占方是在画好的格子里摆木棍，组成正方形就能吃掉对方一根；蛤蟆跳井是两人对战，在方块与对角线构成的棋盘上移动棋子，困住对方即为胜利；打翘儿是用粗木棒击打两头尖的小木棒，谁打得远谁取胜；套圈儿则是在三米外投掷竹环，套中布上的小玩具就能带走。小时候套圈总输多赢少，曾暗下决心要好好练习，把所有玩具都套回来，可转身便抛到九霄云外。

长大后的一天，我在南阳的汉画像石上看到投壶游戏，忽然想起儿时的套圈，二者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查阅资料得知，投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的礼仪，客人需射箭助兴，不会射箭者便以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成为宴饮游戏，集礼仪、竞技、娱乐于一体，投中多者为胜，负者按规定饮酒。如今朋友邀约的投壶比赛，正是这份古老民俗的延续。

无论是投壶还是套圈，无论是儿时的各种游戏，还是串亲戚这样的民俗仪式，这些健康有益的事物，只要能在春节期间让老百姓乐呵一番，忘却一年的辛劳与苦痛，在轻松愉悦中迎接新的一年，便极具意义。

今年过年，总能遇到勾起童年回忆的事物。回望那个年代，生活清贫，学习与生活单调，孩子们不用上幼儿园，玩到八九岁才读小学，上学后也没有补习班、兴趣班，还要帮学校割青草、拾粪勤工俭学，可那段日子，却充实得满是乐趣。

那些过年的欢喜，那些简单粗犷、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游戏，那些承载着亲情的民俗仪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民俗文化的鲜活印记，是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见证，更是现代文化的根与魂，滋养着我们不断前行。

如今，这些民俗大多已淡出生活，但它们承载的快乐与记忆，却从未消散。作为媒体人，我愿发挥自身优势，收集挖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申遗工作尽一份力；也希望联合新媒体与自媒体平台，让这些消失的民俗以比赛、活动的形式重现，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分享快乐；更盼着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通过动漫、微电影、小视频等形式，为古老民俗注入新的内涵，让它们焕发新生，代代相传。

年味或许会变，但藏在其中的团圆期盼、纯粹快乐与文化基因，永远不会褪色。那些旧时光里的民俗与乐趣，那些血脉相连的亲情与牵挂，终将成为我们心底最温暖的慰藉，指引我们在岁月长河中，不忘来路，奔赴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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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文章原标题：《郭启朝：我的童年我的年》，其中将《郭启朝：串亲戚》也揉了进去。原载于2018年2月21日微信公众号《大河新媒》。

作者简介：

郭启朝 汉族，河南南阳卧龙区人，先后就读于内乡师范学校，河南大学历史系，河大新传学院在职研究生，资深媒体人，主任记者职称，先后任大河报驻南阳记者站长，南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南阳市政协委员，宛城区政协常委，南阳大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阳刘秀研究会副会长，“一带一路”万里行活动组委会秘书长，中国先秦史学会范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财神文化研究中心特别顾问，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范蠡研究》主编，南阳市仲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