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他是东北少帅，手握重兵，风光无限；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因推动抗日统一战线而名垂青史，却也因此被囚禁半个多世纪。

晚年重获自由后，他在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时，曾经坦然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西安捉蒋”，最后悔的就是杀了杨宇霆。这俩事儿，一个关乎国家大义，一个涉及个人恩怨。

“西安捉蒋”：为国家民族豁出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国内国共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外面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东北早就丢了，华北也岌岌可危。

那时候的蒋介石，脑子里只有“攘外必先安内”，一门心思剿共，对日本的威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张学良呢，作为东北军的头儿，东北沦陷的痛他是亲身经历过的，眼看着日本鬼子步步紧逼，他心里急啊。

他不止一次劝蒋介石，别打了，咱们得联手抗日，可蒋介石压根不听。这让张学良憋了一肚子火，觉得再这么下去，国家就真完了。

1936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负责剿共任务，可他俩看着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实在坐不住了。尤其是张学良，东北丢了是他心里的痛，他不想再看着中国一点点被蚕食。

于是，他俩一合计，决定干一票大的——把蒋介石扣了，逼他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的由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亲自带队，和杨虎城一起在华清池把正在视察的蒋介石给“请”了。

东北军和西北军行动很快，直接控制了西安城，断了蒋介石跟外界的联系。这事儿干得干净利落，蒋介石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扣下了。

事变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没闲着，赶紧发了通电，提出了八项主张，最核心的就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通电发出去，全国哗然，大家伙儿都盯着西安，看这事儿到底会咋发展。接下来，张学良和杨虎城跟中共的代表周恩来等人谈了好几轮，目标就一个：逼蒋介石点头，同意抗日。

蒋介石开始还不肯低头，但架不住形势比人强，最后在12月25日，他总算松了口，接受了条件。张学良为了表示诚意，亲自护送蒋介石回了南京，西安事变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的影响有多大？简单说，它直接把国共内战给摁住了，让国共两党开始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儿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

全国上下士气大振，大家伙儿终于拧成了一股绳，准备跟日本鬼子干到底。从历史角度看，西安事变加速了全面抗战的到来，实打实救了不少人的命。

可张学良自己呢？代价也忒大了。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当场就被扣了，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自由没了，权力没了，连跟外界说句话都难。

但晚年聊到这事儿时，张学良一点不含糊地说：“我不后悔。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事儿我干得值。”他觉得，西安事变让中国有了抗日的希望，哪怕自己搭进去一辈子，也没啥好抱怨的。

杀杨宇霆：年轻冲动的代价

再说说杀杨宇霆这事儿，得从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说起。张作霖一死，东北军群龙无首，张学良接了老爹的班，当上了“东北王”。

可这位置没那么好坐，东北军里派系林立，尤其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守旧派，跟张学良不对付。

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当年帮着打江山，功劳不小，资历也老。他觉得自己牛气哄哄，根本不把年轻的张学良放眼里。

张学良呢，刚上位就想干点大事，比如“东北易帜”，把东北归到国民政府旗下，走现代化的路。可杨宇霆这些老派人物不乐意，觉得张学良瞎折腾，还老跟他唱反调。

1929年初，杨宇霆给他爹办寿宴，请了一堆地方实力派和日本政要，张学良到场时，人家就当他是普通客人，随便招呼一下。

可杨宇霆一进来，大家伙儿全站起来迎接，那场面让张学良脸上挂不住，心里窝火得很。这事儿成了导火索，他觉得自己再不收拾杨宇霆，这少帅的位子就真坐不稳了。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在沈阳帅府的老虎厅把杨宇霆和另一个亲信常荫槐叫来。表面上是开会，实际上他早就下了决心。

会议没开多久，张学良突然说有事儿要处理，话音刚落，卫兵冲进来，当场把杨宇霆和常荫槐给毙了。这场面血腥得很，但张学良硬是没手软。

事后，他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发了布告，列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一堆“罪状”，比如结党营私、勾结外人啥的，还通电全国，把这事儿坐实了。

其实在这之前，张学良也不是没犹豫过。据说他还拿银元抛了好几次，想看看老天的意思，结果让他心里更乱，可最后还是咬牙干了。杀完人后，他自己都说：“这是一场凄惨的遗憾。”

杀了杨宇霆，东北军内部的反对声儿小了，张学良的地位算是稳住了。后来他顺利推动了“东北易帜”，把东北纳入了国民政府的体系，从某种程度上也为国家统一出了力。

可这事儿对他个人的影响就不那么美好了。杨宇霆虽然飞扬跋扈，但毕竟是老臣，杀了他让不少人寒了心。张学良后来也保了杨家人的安全，没让他们受牵连，可这桩血案始终是他心里的坎。

晚年住在夏威夷时，张学良聊起这事儿，满脸自责地说：“杀杨宇霆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他有错，可罪不至死。我当时太年轻，太冲动，没想明白。”他觉得自己要是能冷静点，换个法子处理矛盾，也不至于弄出这么个悲剧。

张学良的反思：两件事，两种心情

张学良这一辈子，干过的大事儿不少，但“西安捉蒋”和“杀杨宇霆”是他晚年提得最多的两件。一个是他觉得自己干得最对的，一个是他最悔不当初的。

这俩事儿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为国为民，一个是个人恩怨，可都反映了他性格里的那股劲儿——敢想敢干，但有时候也容易冲动。

“西安捉蒋”这事儿，张学良觉得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他晚年说过：“为了抗日，我不怕搭上自己。这事儿值千万人命，我不后悔。”毕竟那时候中国都快没了，他豁出去干这一票，确实扭转了大局。

可“杀杨宇霆”就不一样了。他晚年提起这事儿，总是一脸懊悔：“我要是再成熟点，可能就不会下这手了。”他觉得自己年轻时太意气用事。

不仅没能好好化解内部矛盾，还留了个终身的遗憾。这份自责，也让他后半辈子老琢磨这件事儿，甚至还信了点迷信，觉得自己是不是真不该干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