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会议，英国不同意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罗斯福出言点醒了他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是二战期间一次关键的盟国首脑会晤。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齐聚伊朗首都，商讨对德、对日作战策略，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蓝图。这场会议不仅关乎战场上的胜利，还涉及战后世界的权力分配。

中国作为一个饱受战火蹂躏却仍在抗击日本的国家，其国际地位成为会议焦点之一。罗斯福力主中国成为战后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而英国的丘吉尔却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最终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中国的地位得以确立。

1943年11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盟军在欧洲战场逐渐扭转局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让苏联开始反攻，而美英联军也在北非和意大利取得进展。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作为抗击日本的主力，牵制了大量日军，为盟军减轻了压力。

就在德黑兰会议召开前几天，开罗会议刚刚结束，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会面，明确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这一定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中国八年抗战对盟军全局的贡献。

德黑兰会议的召开地点选在伊朗首都的苏联大使馆，时间是11月28日至12月1日。伊朗当时处于盟军控制之下，德黑兰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会晤地点。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协调“霸王行动”（即诺曼底登陆计划），以及讨论对日作战的战略部署，比如缅甸战场的推进。

此外，战后国际组织的框架也首次被提上议程，这为后来的联合国奠定了基础。罗斯福尤其重视战后秩序，提出由美、英、苏、中四国共同领导新国际组织的设想，以平衡全球力量，防止单一国家独大。

然而，英国对中国的角色并不看好。丘吉尔代表的英国，仍沉浸在帝国思维中，优先考虑欧洲战场和英属殖民地的利益。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如印度、香港等地，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

丘吉尔认为，中国内政不稳，国民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军事和经济弱势，使其难以承担大国责任。相比之下，罗斯福的眼光更为长远，他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抗战贡献以及在亚洲的地缘战略价值，主张赋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角色，以打破殖民体系并制衡苏联。

苏联的态度则较为复杂。斯大林关注远东战场，希望中国继续牵制日本，减轻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压力。他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像罗斯福那样积极推动。德黑兰会议的背景因此充满张力：罗斯福试图重塑全球秩序，丘吉尔固守旧有帝国利益，斯大林则在观察中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的地位问题，成为会议中一场关键的交锋点。

德黑兰会议的讨论中，战后国际组织的框架成为核心议题之一。罗斯福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即后来的联合国，并建议由美、英、苏、中四国担任常任理事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这一提议直接挑战了丘吉尔的立场。英国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缺乏足够的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力量，无法与美、英、苏并列。丘吉尔在会议中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强调中国的内政混乱和抗战中的表现不足以支撑其大国地位。

丘吉尔的观点有其历史背景。1943年的中国，国民政府正面临多重挑战：日军侵占了大片领土，经济濒临崩溃，内部派系斗争不断。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使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戒心。

丘吉尔担心，若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可能威胁英国在香港、印度等地的控制权。此外，英国在二战中依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国力已大不如前，丘吉尔更希望维持英帝国的传统影响力，而非让新兴国家分一杯羹。

罗斯福则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力主中国的地位。他指出，中国自1937年以来在抗战中牵制了日本百万军队，极大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人口规模，使其在战后亚洲的稳定中不可或缺。

罗斯福还提到开罗会议的成果，强调中国已被确认为“四强”之一，这一地位不应在德黑兰会议上被推翻。他进一步指出，战后世界需要一个平衡的权力结构，中国的参与能够防止亚洲重回殖民支配的旧格局。

在讨论中，罗斯福的立场得到了斯大林的某种程度支持。苏联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长期消耗，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提供了空间。

斯大林的默认态度，增加了丘吉尔的压力。丘吉尔试图将话题转向欧洲战场，强调“霸王行动”的优先级，但罗斯福坚持将中国的地位问题放在议程中心，迫使丘吉尔不得不正面回应。

罗斯福的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人口和抗战贡献。他指出，中国的五亿人口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的力量，而抗战八年来的坚持，证明了中国在盟军全局中的作用。罗斯福还提到，战后亚洲的和平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支柱，否则殖民体系可能卷土重来。这一观点间接批评了英国的殖民政策，使丘吉尔的立场更加被动。

丘吉尔的反对并未完全消退。他在会议中反复提到中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弱点，认为这些问题会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然而，罗斯福的论点逐渐占据上风。他强调，战后国际秩序需要超越殖民时代的狭隘利益，中国的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罗斯福还提到，忽视中国可能导致亚洲的不稳定，这对盟军的整体利益不利。

斯大林在讨论中保持了相对中立的姿态，但他的发言倾向于支持罗斯福。他提到中国在抗战中对日本的牵制，减轻了苏联在远东的压力。

斯大林的表态，进一步削弱了丘吉尔的立场。丘吉尔在会议中逐渐退让，虽然没有明确同意，但也没有继续公开反对。

这场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的地位问题，还反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罗斯福的立场代表了一种新的全球视野，试图打破旧的殖民体系，赋予新兴国家更多话语权。

丘吉尔的反对则体现了英国对帝国利益的固守，以及对新兴国家崛起的戒备。斯大林的沉默与默认，则显示出他在大国博弈中的谨慎策略。这场交锋的结果，为中国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争论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考量。罗斯福推动中国的大国地位，不仅是为了平衡苏联，也希望通过中国的崛起削弱英国的殖民体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如香港、印度等地，是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支柱。丘吉尔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动摇这些利益。罗斯福则认为，战后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权力结构，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会议的讨论并非一帆风顺。丘吉尔多次试图将议题转向欧洲战场，强调诺曼底登陆的紧迫性，但罗斯福始终将中国的问题拉回中心。罗斯福的坚持，结合斯大林的默认支持，逐渐改变了会议的氛围。丘吉尔的反对声音在美苏的联合压力下逐渐减弱，最终未能阻止中国地位的确认。

这场争论的细节在会议记录中被完整保留。罗斯福的发言被记录为：“平等对待中国，是避免东西方对立的唯一途径。”这句话不仅总结了他的立场，也成为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地位确立的关键依据。丘吉尔的退让，标志着英国在战后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德黑兰会议后，联合国的框架逐步成型。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罗斯福继续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并多次要求英国归还香港，试图削弱殖民体系的根基。

丘吉尔在美苏的联合压力下，逐渐接受了中国的地位。1945年4月，旧金山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团签署《联合国宪章》，正式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