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十几万字的狱中手稿是如何得以留存的？

1935年8月6日，革命先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身陷囹圄期间，方志敏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十几篇狱中文稿。烈士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文字，影响深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永恒的精神财富。方志敏在狱中为何会写下这些文稿，又是怎样将它们传送出来的?本文对此进行了考证。

把斗争经验教训用笔写出来贡献给党

早在大革命时期，方志敏就是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与毛泽东、彭湃均建立了同志情谊。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在家乡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成为赣东北苏区（1932年11月改称闽浙皖赣苏区）的主要开创者。1934年11月，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向皖南浙西挺进，途遭敌重兵堵截，惨遭失败。已突出重围的方志敏令粟裕、刘英等迅速转移，自己却冒险返回敌人的包围圈，试图解救大部队。1935年1月29日，因弹尽粮绝不幸于怀玉山被俘。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方志敏

入狱之初，方志敏与他的战友刘畴西等被押于普通号。此时方志敏心情沉重，抱定了“一死以谢党”的决心，还与狱友商量好了临刑前的口号。接下来数日内，方志敏经受了军法处对他进行的多次劝降式审讯。

审讯者先“动之以情”，以亲情诱降方志敏，要他为已被国民党军掌控的妻儿着想。但方志敏坦陈，决不会因念及“小家庭”而抛弃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审讯者又“晓之以理”，劝他别“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主义”拼命。审讯者还告诉他，红军叛将孔荷宠已获国民党“少将参议”头衔，过着衣食无忧的“好生活”。方志敏鄙夷地回答：“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审讯者又以死威胁，方志敏亦毫不畏惧。

蒋介石将方志敏视为“特殊猎物”，不仅没有马上处置他，反而授意军法处为方便劝降，将他单独囚禁于看守所的“优待号”。方志敏没有“等待死亡”，而是展开了积极的狱中斗争。他记述：“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辞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我在狱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兵、卫兵等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

方志敏先后与看守所代所长凌凤梧和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骏等多名看守、狱卒交上了朋友。凌凤梧同情革命者，仰慕方志敏，曾帮助方志敏把重脚镣换成轻镣，还默许、掩护高家骏对方志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方志敏从凌、高二人处得知国民党当局对他的案子批有“缓办”的公文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创造条件越狱，即“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接着又给监狱中的红十军团干部乔信明秘传字条，指示他们组织狱友坚持斗争。方志敏还决心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党”，特别是把“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进入“优待号”为方志敏撰稿提供了便利。

前些年，个别学者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写作是受了鲁迅鼓励”的言论，但此说法很快被党史工作者否定。

江西《民国日报》载，1935年2月28日，方志敏在监狱与国民党省党部执委王某及江西《民国日报》记者见面，当记者问及是否向狱方提出“假以时间，俾写自传”时，方志敏说：“拟定数万言，唯以心绪不宁，迄未成就。”方志敏的谈话让记者感觉“态度颇为和缓”。记者还采访了军法处的钱处长，钱说，方志敏“曾要求假以时间，俾写自传，但所存无多，且曾经毁稿一次，故所谓自传，现无脱稿之望也”。由此可见，方志敏在狱中写作之念，早在2月28日前数日就萌生并付诸行动了。

方志敏一面抓紧写作，一面要与敌人周旋。他在《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中写道：“我在这炎暑天气下，汗流如雨，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还说，“这篇文稿，是决不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狱中文稿的传递

根据当年监狱相关人员凌凤梧、高家骏、胡逸民等人的回忆，方志敏的文稿曾多次从监狱传出。但其中有确凿依据成功送达党组织的只有如下两次。

第一次成功传送是由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交胡子婴转送党组织。

高家骏与凌凤梧都是浙江人，高家居杭州，毕业后为谋职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他曾担任“优待号”中方志敏的看守人。高属单纯的热血青年，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很快便被感化。6月中下旬，方志敏决定委托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将自己的狱中文稿从南昌送至上海。方志敏想，只有获得同情或支持共产党的社会名人的帮助，才可能将文稿转送给党组织。因此他让赴上海传送文稿之人带上自己的亲笔信。这些用米汤写的密信内容大致相同，除了给宋庆龄、鲁迅的，还有给生活书店邹韬奋、中华职业学校李公朴的。

方志敏在南昌豫章公园被“示众”，大义凛然之态让人动容

高家骏从杭州请来了女友程全昭。1935年7月初，身负重托、年仅18岁的程全昭来到上海，暂住在宝隆医院做护士的好友的宿舍里。次日，她挨个送信（有的没能送到），希望收信方尽快派可靠的人来与自己联系，取走文稿。

尽管当时邹韬奋远在海外，但生活书店立即做出反应。在程全昭送出信的当晚，她欣喜地迎来了生活书店的取稿者，即打扮成阔太太模样的胡子婴。由于胡子婴自称姓宋，所以程全昭误以为她是宋庆龄派来的，于是把一包文稿和未能送出去的信全交给了她。胡子婴对她说，上海不安全，要她尽快离开。程涉世不深，没回南昌复命便匆忙回了杭州。

胡子婴回书店后，将信和文稿转交给生活书店的经理毕云程。

毕云程是亲近中共的进步人士。当时的中共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回忆：1935年7月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

王世英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鉴于还收有给鲁迅的信（程全昭未能送达而留下的），于是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鲁迅过目，原件则存于上海特科。

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创办了《救国时报》（其前身为《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郊区，印刷出版在法国巴黎。当时，吴玉章受党中央委托，负责该报。他从共产国际东方部获得方志敏文稿抄件后，立即安排版面发表。1935年12月9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首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另一文稿抄件《在狱致全体同志书》次年也在海外得以出版发行。

第二次成功传送是由胡逸民交胡子婴转送党组织的。

方志敏被囚“优待号”后，还结识了一位囚友胡逸民。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下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志敏说服了，转变态度，同情革命。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南昌侍奉胡，可以经常出入牢房。方志敏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开列八篇狱中文稿，并说“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漂泊多年后回浙江永康老家颐养天年的胡逸民，多次向来访者讲述自己与方志敏的“囚友之交”，及将烈士狱中文稿送至上海的详细经过。

1935年，胡逸民在方志敏就义后不久，经人具保出狱了，暂时居住在杭州。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时时取出方志敏留给他的绝笔（《方志敏全集》中的《遗信》）来看：“为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我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的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由你答应交稿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等情。”

1936年11月，胡逸民来到上海。他带着方志敏给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密信去找人。但他未找到鲁迅（鲁迅已于10月19日去世），他不知到哪里才能找到共产党组织，焦虑踌躇中，他想到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章乃器。胡逸民寻摸到章家，恰遇要出门的章乃器夫人胡子婴。

胡逸民的讲述与胡子婴如下回忆文字相吻合：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因章乃器外出，便由我接待。送稿人介绍说，他是与方志敏同牢的囚友……此人还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被捕，胡子婴怕敌人抄家，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接着将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尽快送到宋庆龄处。

《可爱的中国》手稿

后来，宋庆龄又将文稿交与当时能代表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冯雪峰看后作了批语，交给“小K”，即潘汉年。潘汉年阅后，在冯雪峰送来的“方志敏同志给党中央和一个姓胡的人的信”的抄件背面，用钢笔以“小K”的署名写了附言：“此信原稿将来可送来。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外，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其余尚未收到，将来抄好后可送一份来，原稿亦拟汇，交你处保存。”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

由此看来，第二次传递的文稿有方志敏给党组织的信（《给党中央的信》）及《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稿。另外，还有胡逸民留下的烈士给他的私信（即《方志敏全集》中的《给某夫妇的信》《遗信》）。

谢澹如是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忠实朋友。他早年就结识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后又与冯雪峰等结为挚友。1935年，瞿秋白、方志敏相继被蒋介石密令杀害后，瞿秋白生前的部分著作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都汇集交给冯雪峰。冯雪峰深知自己时刻会有危险，于是将这些珍贵的文稿委托谢澹如保存。

1938年，谢澹如创办了金星书店。他将方志敏的手稿细细校勘誊抄辑集，以霞社的名义出版了《方志敏自传》（内收《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封面配有《清贫》烈士手迹影印。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还出现了以史社名义出版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也与谢澹如有密切关系。这两本书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方志敏部分狱中文稿的合订本。

部分散失文稿先后被中共党组织妥善保存上交

根据“小K”的署名附言，“已得稿件除你处已收到两种（遗嘱，信）”，应是指第一次收到的《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可理解为“遗嘱”）和《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理解为“信”），“现又收到《可爱的中国》及《清贫》两稿”，显然是指胡逸民送到的方志敏监狱中写的手稿；“其余尚未收到”，说明“小K”对照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抄件开具的篇目，尚有若干缺漏。如今核查，除了我们至今未发现的《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新生活运动的训话》外，失散的文稿应该是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五篇监狱文稿。

程全昭赴沪20多天后，高家骏没等到任何消息，坐立不安，他与方志敏商议，决定亲自去一趟。他私下对凌凤梧说：“我请长假，去后就不再回来了。”1935年7月30日，高家骏请长假离开南昌，带着方志敏的信和文稿来到上海。高家骏说，送了给李公朴的信之后，“发觉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另外，胡逸民也曾回忆说，托请妻子向影心从监狱带出方志敏的狱中手稿。

根据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方志敏文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附录《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高家骏赴上海送稿没成功这是可信的。烈士托他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否则，便失去了送信的意义。也就是说，“高家骏带着方志敏的信和文稿来到上海”，传送未果，也有可能失落文稿。当年《方志敏文集》编辑组通过调查，认为《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部分文稿未直接送达党组织，很有可能与高家骏、向影心等传送遗落有关。

《清贫》手稿 《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手稿

早在20世纪80年代，赵先（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委员）在《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期）上曾撰文说，1938年春，她在地下党江苏省委机关工作时，某日丈夫王尧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带回一本线装、毛边纸、红丝栏、每面十行的作文簿，说这是经多人辗转从狱中带出来想请鲁迅转党中央的……赵先还说，这些文稿经刘晓（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和王尧山商定，存在上海一个专替地下党保存文件的大地主家里。

1991年，《档案工作》12期刊载了《密藏方志敏烈士遗稿的陈涛》一文，撰稿人是当年负责接收这批档案的华东局秘书处处长李波人。他说，1949年9月间，“陈涛专程（从南京）回到上海家中，把方志敏烈士遗稿和文件取出，由爱人陪同，送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王尧山又转交给华东局秘书处处长李波人。华东局秘书处派机要交通专程送给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归档保存”。作者披露，由陈涛保存的方志敏狱中文稿篇目有《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失散篇目。至于作者声称还有《可爱的中国》等篇目，皆因记忆错误，是可理解的。

其中，1940年，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花重金收买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因向影心在胡逸民尚未出狱就离开了南昌，此后又卷入国民党“军统”，去过重庆，人们判断这可能就是由向影心带出监狱失落社会的文稿之一。尽管以上失散的烈士手稿的具体部分散失文稿收存上交经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烈士狱中文稿在历经辗转后，终于基本上汇集到中共党组织手中，并得以妥善保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交送党和国家档案馆。

（作者：陈家鹦；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