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为期五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全党经过讨论，对于之前进行的有关真理与标准的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使得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实事求是的“真”毛泽东思想的路线上来。

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铺垫。

在很多人看来，似乎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这短短的5天之内，但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全会召开前那改变中国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

改变历史的36天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邓公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此前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的一次总结，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可以说，没有这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有没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没有改革开放与今天的繁荣。

而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无法为全会给予指导思想。可以说，这一切都来源于1977年的那场大讨论。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或许很难从文字上感受到那个年代对于“两个凡是”讨论的激烈程度。

“两个凡是”

毛主席逝世之后，华国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毛主席晚年一直说那样，或许华国锋就是毛主席心中的周勃，虽厚重少文，但却是能够结束混乱的不二人选。

果不其然，华国锋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挫败了一些人的阴谋，换全国上下一片清风正气。

然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华国锋却没能抓住机遇，引导全党、全国走上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

当然，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华国锋性格稳重，始终谨记毛主席的教诲，将革命事业当作终生奋斗的梦想。特别是对当年对其有着知遇之恩的毛主席，更是十分器重。

所以，面对后文革时代那纷繁复杂的局面，华国锋始终将毛主席的话当做指导工作的“圣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家国内最重要的媒体，均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

当中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是”。

“真理与标准”的讨论

这篇社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讨论。事实上，当时这篇社论是汪东兴提议撰写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继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全国人民、统一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统一思想、团结人民”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如何统一思想，是统一在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之上，还是统一在“实事求是”的“真理”之上。

其实很多人认为华国锋只是在一味地延续毛主席的事项，没有主动抓经济建设，这是后来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淡出中央领导圈的原因。

事实上，华国锋是有心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积极建设上来的，其在位的时候多次提出要组织广大干部全会中积极投入到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在落实干部政策、拨乱反正上也卓有成绩。

或许从华国锋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去完成的，急不得。然时不我待，从过后的视角来看，如果当时没有那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将会错失改革开放的良机，在国际局势风云动荡的20世纪后半叶，将会十分被动。

好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公走了出来，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不久，邓公就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个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说：“两个凡是”是不行的。

4月，邓公又写信给党中央，指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这里的准确，就是要遵循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而不是将毛主席晚年时期的一些话当作“教条”。

邓公的话是十分准确的，从当今中国经济学者的一些理论中可以看出，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策略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办法。

所以，一旦时机恰当，即便是毛主席也会改变自己所作出的决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这点毋庸置疑。

因此华国锋当时对于“两个凡是”的支持显然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即便主席在，也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邓公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不是搞“断章取义”的句句真理，这为批判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后来邓公的思想得到了许多与毛主席一起经历过革命岁月的老革命家的支持，像是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人都是与毛主席一同并肩战斗过的，最能理解邓公所提到的那种“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意思。于是纷纷对邓公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做的发言表示支持。

聂荣臻还专门撰文响应邓公的主张，聂帅在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

经此一来，实际上在中央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展开。

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还是坚持以毛主席说过的话、做出的决定作为真理。

而以邓公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则是坚持以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和依据。

正如晚年邓公所说的那样：要将“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显然当时的华国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当时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为主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紧接着《光明日报》也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此文。

就此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此展开。

全国多地的媒体报纸纷纷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人民群众也广泛地参与讨论。

尽管还未形成类似于文件性质的正式下文，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全国上下，党内外人员都已经一致推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事实上，就“两个凡是”的思想，华国锋后来也意识到了问题，特别是在经过78年的大讨论之后。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就这件事发表道歉性的讲话。

华国锋说：“过去的历史告一段落，但社会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能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受到影响……我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可见当时华国锋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这段话事实上就是对外承认，“两个凡事”是错误的。

新时代的开始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有过之前关于真理与标准的讨论，这次会议圆满进行，并在会上确定了以邓公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次会议之后，我党的工作路线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

1979年，邓公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了我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框架，只要不超越这个框架，就可以放开手来做事情。

如此，在之后的经济建设中我国才逐渐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此后，一些蒙冤的老革命家得以平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

并且还有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尝试，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

历史最终证明，没有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就不会有我国今天的伟大成就。

当年在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其历史地位与当年在红军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不相上下。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天佑中华”，长征时毛主席被历史所选择带领中华民族站了起来，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中国领导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带领中华民族再次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天佑中华，伟人不朽！

参考文献：

《“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2017年12月26日10:59 来源：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