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罗斯福斯大林“智者的会晤”后，英国和欧洲就看到了末日

【本文选自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载于《张文木战略文集》第六卷。】

【摘要】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现在罗斯福——与1940年底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所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可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

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联军队转入反攻。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的红军转入反攻，11月23日包围德军23万人，1943年2月，将其全部歼灭。随着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伏尔加的红军于1943年1月中旬突破德军封锁从列宁格勒转向亚速海的总攻击。7月至8月红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区对德国军队发起攻势，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彻底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的被动形势，它给英美以胜利的信心。同年6月，美国取得对日本在中途岛海战的胜利，11月，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至1943年夏秋之交将德意军队逐出北非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月3日，意大利投降。苏联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以及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为苏美英三大国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紧跟战场胜利的是1943年11月26日至28日的开罗会议和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的召开，以及英美与苏联实质同盟国关系在苏联战场节节胜利形势中加速建立。可以说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只不过是在空间上分开而时间紧随的一次讨论战争合作及战后利益安排的会议。开罗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主要是罗斯福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之间讨论对日作战，以及日本战败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以致丘吉尔埋怨说：“我原本希望在开罗就能把问题解决，结果偏偏蒋介石在那里，中国问题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而这种效果很可能就是罗斯福有意安排的，因为此时的罗斯福已从苏联战场的胜利中看到苏联的实力并决定联合有实力的斯大林瓜分大英帝国的遗产。12月1日，会议发表了对太平洋战争及中国抗战意义深远的《开罗宣言》，称：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开罗会议结束的当天，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而在此前两个多月，三国首脑和外长就开始积极为这次会议作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准备过程中，美苏相互间已开始了越过英国而联袂在战后主导世界的外交试探。而这种试探早在1942年5月底莫洛托夫访美期间就初露端倪。

1942年5月29日，刚到华盛顿数小时的莫洛托夫在和罗斯福午餐前的会谈中问罗斯福是否了解苏联和英国人缔结的条约。莫洛托夫说，据他了解，罗斯福不赞成苏英条约原先草案中包含苏联边界内容的条款。罗斯福回答说，由于考虑到美国的社会舆论，他的确不想在条约里提及边界问题。他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眼下这个时机尚未成熟。

苏英边界的确定是苏英结盟的实质，也就是说，没有边界条约，苏英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同盟。这是因为，苏英边界划分的完成意味着将美国排斥在外的苏英对欧洲利益分割的完成，而这才是对美国的真正打击。5月下旬，莫洛托夫在伦敦期间向英国提出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问题，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在以“婚前财产公证”的方式表明要与英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诚心。而恰恰这时的丘吉尔以此事需要征得罗斯福的同意为托词将苏联的诚意一推了之，以致引起斯大林的怨恨并说这个问题在将来“通过武力来解决”。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向莫洛托夫报告认为：“罗斯福不同情英苏条约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苏联和英国接近，而是希望美国和苏联接近，看来这都是为了更好地向英国施压。”莫洛托夫向斯大林表示：“我认为，李维诺夫的看法是部分正确的。”李维诺夫的观点减少了斯大林对英美合伙算计苏联的担心，同时也可能导致斯大林决定从罗斯福那里寻求支持。

交谈中罗斯福向莫洛托夫谈到他为了保证未来国际和平，“有必要由三四个大国通过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罗斯福明确告诉莫洛托夫：“我们应当建立英国、美国和中国组成的国际警察力量，将裁军变为经常发挥作用的因素。”他认为，“如果美国和苏联坚持这一立场，丘吉尔将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罗斯福明白，这个建议一旦实施，美国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主宰，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能依靠的支持只能来自斯大林而不可能是丘吉尔。

5月30日，罗斯福邀请莫洛托夫共进早餐，并为莫洛托夫送行。罗斯福首先作出对莫洛托夫此次来访及早餐会谈将受到严格保密的保证之后，马上向莫洛托夫表示“为了讨论将来和现实的许多问题”，他“想会见当代伟人——斯大林。时至今日尚未举行这个会晤”，但他深信，“这个会晤一定要实现的”。他还提议：“为俄国和俄国军队的领导，为当代的伟人斯大林干杯。”这里，罗斯福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告诉莫洛托夫：美苏之间的会谈及其约定会对丘吉尔保密。

在6月1日罗斯福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罗斯福进一步向莫洛托夫谈了他关于战后制度安排的设想。他说他想请莫洛托夫跟斯大林谈一谈这个问题。他说：战争以后必须解决两个金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应当在同盟国之间进行调节，而另一个问题牵涉到战争受害国家的重建，其目的是为确保持久和平。根据以往经验，他认为不应当征收利息。他想，联合国家都应当制订长期投资计划，但是不附带利息。他希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考虑一下这个想法。不是现在就做出什么保证，只是认真研究一番。从这个建议中我们看到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影子，正是这个计划，美国建立了对世界，首先是对欧洲的金融控制和金融霸权。

在得到莫洛托夫将向斯大林汇报这个建议的保证后，罗斯福谈了另一个问题，即“为了我们各国的安全，有必要在战后剥夺弱小国家目前在全世界所控制的大量岛屿”，他希望斯大林“考虑一下对类似这些岛屿实行托管的问题”。罗斯福的建议直戳依靠世界海权维持其财富增长的英国的要害。言下之意，今后对那些海上要塞，不能都在英国的“圈地”范围，而美国又不想动用武力来与英国再来一次战争，而是想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达到不战而屈英国的目的。他接着说，“托管各个岛屿就标志着废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授予某些国家对这些岛屿的委任统治权。譬如，日本人获得了德国在太平洋所属各个岛屿的委任统治权。他们在那里构筑工事，把岛屿变成堡垒。战后我们应当把日本人从那里赶出去，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都不应当获得对这些岛屿的委任统治权。在太平洋有许多法国获得的委任统治权的岛屿”，按照罗斯福的思想，“这些岛屿在战后不应属于任何国家所有。为了这些岛屿的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应当由三四个战胜国对其实施托管”。

罗斯福最后这一段话所指的就是英法荷属殖民地的战后安排，这实际是要告诉斯大林：美国想联合苏联剥夺并取代欧洲对世界的主导权！

莫洛托夫表示“苏联政府会以最严肃认真的方式对待”这一问题。斯大林以1939年的敏锐立即领会到罗斯福谈话向苏联释放出的信息所包含的深远含义。斯大林当天就给莫洛托夫下达了极为爽快的指示：

罗斯福关于战后维护和平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不建立一支能够制止侵略的英美苏联合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在将来维护和平。把中国包括进来就好了。至于波兰、土耳其及其他国家，我想完全可以不要他们，因为三四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了。尽快向罗斯福声明，你与莫斯科联系过了，经过反复考虑得出结论，罗斯福是完全正确的，他的立场会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

第二天（6月2日），莫洛托夫与李维诺夫将斯大林的意见转告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对此“表示满意”。此时，罗斯福已确信斯大林已收到了他前两天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的希望与斯大林直接会面的信息，斯大林如此爽快回应就是对他的提议的积极反馈。

就这样，本来是丘吉尔应当接的历史接力棒，在丘吉尔推拒后被罗斯福接到了手。而这时丘吉尔还被蒙在鼓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莫洛托夫从美国返回途中落机伦敦，并向丘吉尔通报了苏美谈判的情况。6月9日，莫洛托夫与丘吉尔会谈时，将罗斯福的战后安排设想，尤其是海上岛屿国家实行四国托管的设想全盘告诉了丘吉尔，丘吉尔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罗斯福的这一计划。假使将这些建议付诸公开讨论，将会被彻底否定”。8月13日，丘吉尔访问苏联时，莫洛托夫在会谈中提醒丘吉尔“美国人想越来越深入地干预欧洲事务”，丘吉尔再次放弃与苏联合作的机会，并以认真的态度回答说：“美国人想积极参加欧洲的战斗。”

苏美双方作了上述铺垫后，正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国军队进行着最艰苦鏖战的斯大林迅速抓住罗斯福传来的“想会见当代伟人——斯大林”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立即与罗斯福电报沟通，借德黑兰会议的机会，想办法在不让丘吉尔起疑的前提下事先安排两人的私下会面。

罗斯福率先从大西洋彼岸向斯大林伸出友谊之手。1943年5月5日，他给斯大林写信直接提出 “非正式的和十分简单的”且可能“不同时邀请丘吉尔首相”、“谁也不愿带任何工作人员”和“在参谋部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会晤。鉴于该信的内容重要，全文转录于下：

尊敬的斯大林先生：

我让我的老朋友约瑟夫·E.戴维斯给您带上我的亲笔信。这封信只谈一个问题。据我看，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将容易商谈这个问题。李维诺夫先生是另一位唯一的人士。关于这点，我对他谈过。

我希望避开一些难处，这些难处是与有众多参加者的会议和外交谈判的慢条斯理有关的。所以，我认为，最简单和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我们之间举行数天非正式的和十分简单的会晤。

我完全理解您最好不失去同你们军事战役的日常联系，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长时间离开华盛顿是适当的。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在时间安排上，如何保持行动的协调。完全有可能的是，俄国人的历史性防御之后将是进攻，它可能在来年冬季引起德国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为今后采取许多行动作好准备。所以，我认为，我们和您应于今夏举行会晤。

第二，会晤地点。说起非洲，作为会晤地点在夏天也许几乎是无从谈起的。同时喀土穆是英国的领土。冰岛，我不喜欢，因为无论对您还是我来说都将是相当困难的飞行。此外，十分坦率地讲，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时邀请丘吉尔首相可能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白令海峡贵方界内举行会晤。照此类方式选好地点，离华盛顿可能约有3天路程，我想，离莫斯科约有两天的路程，只要天气晴好。这意味着，在极其需要的情况下，您在两天内总可以回到莫斯科的。

我认为，我们当中谁也不愿带任何工作人员。我的随行人员可能有哈里·霍普金斯、1名翻译和1名速记员，并且您和我最好进行非正式的会谈，我们之间可以举行那种我们称之为“智者的会晤”。我不认为我们需要不管怎么样的正式协议或宣言。

无疑，我们将既讨论陆上军事态势又讨论海上军事态势，并且我认为，在参谋部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进行这种讨论。

戴维斯先生不了解我们的军事事务，也不了解我国政府的战后计划，我把他派到您这儿的唯一目的是商量一下我们的会晤。

我非常希望，5月底以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完全占领突尼斯，下星期丘吉尔和我将研究第二阶段进攻的事宜。

据我们估计，形势是这样的：今年夏天德国将对你们展开进攻，我们的参谋人员也认为，德国的这一进攻针对你们战线的中央方向。

我们正做着伟大的工作。

祝战绩卓著！

您忠诚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

这封信谈了四个问题：第一，希望与斯大林会晤并要求高度私密，以便于直接交换各自对战后的利益需求；第二，在德国崩溃前美苏必须尽早会晤；第三，选择会晤地点要有利于避开丘吉尔；第四，会晤要重实效，不必拘于形式。

5月26日，斯大林回信，同意“这样的会晤是必要的，不容拖延”，但建议将时间安排在7月或8月。会晤地点斯大林建议在阿拉斯加。斯大林的推延引起罗斯福的担忧，生怕斯大林中途变卦。7月16日，罗斯福回信给斯大林：“关于另一件事情，我望不久能听到您的意见，我依然认为，此事于您于我是非常重要的。”罗斯福之所以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丘吉尔8月中旬就要与罗斯福在魁北克会面讨论美英今后的作战方针。如果斯大林对罗斯福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有许多问题他就不能与丘吉尔商定。8月8日，斯大林给罗斯福写信，说因前线军务紧急，“这种时候我不能外出长途旅行，所以很遗憾，今年夏秋期间，我难以履行通过戴维斯先生对您所作的承诺”。同时斯大林表示：“两国负责的代表举行会晤是适宜的。在目前的军事态势下，这种会晤最好能在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举行。如果您本人不满意的话，您可以把十分负责而守信用的人派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最后，斯大林告诉罗斯福——这显示了斯大林高超而圆熟的外交艺术，这也使得丘吉尔事后大为感动——说：

我已经对戴维斯先生说过，对丘吉尔先生参加这次会议以便把两国代表会议变成三国代表会议一事，我没有异议。在您不对这一点表示异议的条件下，我现在继续坚持这一观点。

由于斯大林的坚持，罗斯福不得不将他与斯大林会面的事在信中告诉了丘吉尔。尽管这“引起了丘吉尔的不安”，但他还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大肚量地表示举行这样的私人会晤他“认为是重要的”。有意思——当然也不够意思——的是，“罗斯福在给这位英国首相复信中说，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主意”。就这样，本来只是美苏两家的“智者的会晤”，在斯大林的在坚持下演变为美苏英三家的德黑兰会议。

由于得到斯大林同意见面的积极反馈，罗斯福便开始着手准备与苏联而非英国联手就战后利益进行重新安排。8月11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会晤，他们讨论了美英今后的作战方针，在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部的坚持下，会议作出了对英国战后利益安排极为不利，丘吉尔因而极不情愿地接受的于1944年实行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作战计划。

11月，三国首脑最终将会晤地点定在伊朗德黑兰。罗斯福和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们将于开罗会议后直飞德黑兰。11月24日，斯大林收到罗斯福的信，告知他罗斯福已抵达开罗，并再次向斯大林投石问路，要求他到德黑兰后住的不要离苏联大使馆太远，他说：

我知道，贵国的和英国的驻德黑兰大使馆相互离得很近，可是，我的使团与它们有些距离。人们已向我报告，假如我们下榻处相互距离太远，我们三人都得在会议的往返途中冒不必要的危险。照您的看法，我们该住在哪儿呢？我高兴地期待着我们的会谈。

第二天（11月25日），斯大林分别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写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告知他们：苏联方面已做好准备。11月27日，斯大林收到罗斯福的信，告诉他罗斯福将于11月27日抵达德黑兰，并将“愉快地同您见面”。

精明的斯大林立即明白其中含义，指示莫洛托夫为两人见面作出秘密安排。11月28日，莫洛托夫约见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并向他紧急宣布：

最近收到了一些不利的消息，事情是这样的：德黑兰的亲德分子们准备对我们三国领导人采取敌对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引起我们希望避免的严重事件，所以，从更好地组织会议的角度考虑，如果罗斯福总统在苏联大使馆下榻，从而避免上街，那就会比较安全。

并没有读懂罗斯福心思的哈里曼则表示：从一开始，罗斯福就打算在苏联大使馆下榻，以避免驱车奔波。但是，最近有人向罗斯福报告说，在街上来来往往是十分安全的，而且为了不给丘吉尔带来难堪，所以，他决定在美国大使馆下榻。他哈里曼不怀疑事情的严重性，但是，由于说的是三国领导人的安全，他希望得到更详细的情报。在得到莫洛托夫的解释后，哈里曼说道：

将把莫洛托夫转告的情报迅速地报告总统。他推测，既然斯大林元帅认为总统确有必要在苏联大使馆下榻，总统会准备这样做，并将对给予他的殷勤招待表示感谢。

罗斯福得到通知的当天（11月28日），就乘车“屈尊”入住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主楼；而“美国公使馆周围的卫队留在原地不动，以便保持总统依然住在里面的假象”。

罗斯福终于等到了这决定乾坤的历史时刻。也就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与久盼见面的斯大林迅速会面。对此，丘吉尔——据哈里曼回忆——“显然感到懊恼”，因为“首相曾要求在上午或在午餐时与罗斯福见面，以便事先处理好他们预定于下午四点钟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与斯大林讨论的那些军事问题。但罗斯福毫不动摇，他希望首先与斯大林见面，只留两名译员波伦和V．N．巴甫洛夫在旁”。

罗斯福先问了苏德战场形势，接着介绍了美国面临的任务和困难以及中国和中东的形势，罗斯福随后背着丘吉尔集中讨论了法国和英国及与此相关的世界前途——即取代英法世界霸权——的安排计划。下面是会谈的原始记录：

罗斯福问：如果斯大林元帅和戴高乐会晤，他不会喜欢戴高乐吧。

斯大林说，他本人不了解戴高乐。

罗斯福说，按照他的看法，法国人民是好的，但他们需要的领导人绝对应当是新的，不超过40岁，在过去的法国政府中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的。

斯大林提到，这需要很长时间。

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他说，现在美国人正在武装11个法国师。吉罗德是位令人产生好感而又优秀的将军，但他不熟悉民政和整个政治。

斯大林说，法国某些领导层想比盟国所有人都高明，并想欺骗盟国。看来，他们以为盟国会把一个现成的法国奉送给他们，不想站在盟国一边作战，而宁愿同德国人合作。他们维持着同德国人合作的方针，而不问问法国人民。

罗斯福答，丘吉尔认为，法国会完全复兴并迅速成为一大强国。他罗斯福不同意这种评价。他的看法是，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年。如果法国人以为，盟国将现成的法国装在盘子里奉送给他们，那他们就错了。在法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以前，法国人还得作出很多努力。

读到这里，使笔者联想到与法国处于同种命运的中国。其实这时的斯大林与罗斯福心目中的战后中国，大概也不会是“装在盘子里”的原样中国，而是1945年他们秘密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中国。罗斯福显然不希望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的戴高乐接手法国管理，也不希望法国迅速强大——这正如斯大林也不希望毛泽东接手中国并不真希望中国强大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罗斯福试图在战后弱化欧洲的想法，正中斯大林下怀。斯大林曾同意英国在战后法国保留军事基地，至于这些基地的主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这无关紧要。弱化欧洲，首先要在战后剥夺其世界殖民地，摧毁其殖民体系，首先是英法的殖民体系，剥夺供其资源的海上战略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罗斯福与斯大林又是不谋而合。

斯大林说，他不能想象，盟国为解放印度支那而流血是为了以后让法国人拿去，在那里恢复殖民制度。他认为，在日本人在缅甸和泰国打出民族独立思想的牌子以后，应当考虑采取比较自由的制度来代替老殖民制度。他认为在黎巴嫩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在新制度取代老殖民制度道路上迈出最初步伐。在他看来，丘吉尔赞成黎巴嫩有比较自由的制度。他斯大林认为，在印度支那，应当做的正是这一点。

罗斯福说，他对此百分之百地表示同意。他很高兴地得知，蒋介石不想要印度支那。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已经统治了100年，现在那里人民生活水平比100年前还低。蒋介石说，印度支那人民对自治没有准备。于是，他罗斯福拿菲律宾做例子，几年前菲律宾对自治同样没有准备。现在，由于美国人的帮助，菲律宾人已经做好了自治准备，而且美国人答应他们自治。他罗斯福认为，可以给印度支那任命3～4位托管者，接着，经过30～40年，印度支那人民就做好了自治准备。

罗斯福话锋一转，谈到英国，谈到正在英国驻德黑兰使馆中被蒙在鼓里的丘吉尔。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的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现在罗斯福——与1940年底希特勒对莫洛托夫所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的话是同一个意思，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可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失恋”似地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说丘吉尔：

他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