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华章】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关系‖李明斌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关系

李明斌

摘要:基于蜀文化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不同研究视角,学术界出现了对二者所处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关系的不同认识。本文从分析两者主要考古遗存和文化现象的同与不同、近似与差异,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应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两个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史的两次高峰。同时认为,基于考古发现的微观研究,会使复杂化、多面性的古蜀文明图景更加平衡和整体。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考古学文化,关系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图源:岳南《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

不同认识的出现

长江上游流域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学术界的广泛共识。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下面这段话,指出了成都平原古代文明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区系之一。其文明因素产生之早、文明特征之独特、文明演进道路之曲折,口耳相传传说史学资料之丰富,都足可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及岭南地区等区系相媲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忽视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特殊性,其所做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全面的。”[1]

三星堆遗址发现90余年、金沙遗址发现20余年来,一次次新的、重要的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对古蜀文明的认知,由此对原先的一些学术观点或结论带来反思、检视和更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新发现为学术支点,全面撬动了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进程,一大批学术成果涌现,一支考古新军也顺势成长了起来。在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众多的研究领域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无疑是建构起基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时、空框架及其文化内涵,其中,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构是首先要面临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这一课题至今仍在不断地完善之中。

检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主要观点有两类:

一是四川大学宋治民先生提出的,按古代族属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分期,即将本地区商到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蜀文化。

经过对蜀文化拉通的分期和编年研究,将蜀文化分成五期七段,它们对应的以典型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蜀文化第一、二期,为三星堆文化(商代至西周前期),蜀文化第三、四期,为十二桥文化(西周后期至春秋),蜀文化第五期,为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上汪家拐街遗存”“青羊宫文化”等提法,但目前学界暂无相对公认的命名,笔者注),同时指出四川西部的新石器文化为蜀文化的渊源[2],宋治民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蜀文化源于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从考古学文化方面看,十二桥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接近,而和战国时期相比阶段性明显。为研究方便,故将前二者称为早期蜀文化,后者称为晚期蜀文化。战国时期因为巴蜀两地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之处,故也有称为晚期巴蜀文化。”[3]

二是北京大学孙华先生对三星堆遗址分期研究,将三星堆遗址三期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命名为边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4],这一基于典型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

后结合新的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学者提出了更有典型意义的宝墩文化代指大体同时代的边堆山文化。[5]近十年来,针对宝墩文化的来源,以及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发展缺环等重点问题,逐渐完善的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发展序列可归纳如下:桂圆桥遗存、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时期文化。[6]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就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不难看出,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作为考古学蜀文化两个时代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来认知的。由于金沙遗址对十二桥文化内涵的典型意义,故本文以金沙遗址为主代表十二桥文化(十二桥遗址依然是十二桥文化的重要代表性遗址),讨论和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先生提出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命名,丰富了相关研究课题内容,观察视角和所得推论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时代的遗存代表同一种文化的两个阶段,并赞同将这种青铜时代文化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同时指出,“由于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实为一个考古学文化。两者所呈现出的一些差异,在于发展阶段不同,这就包括陶器的变化。”[7]

那么,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同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究竟是两个考古学文化、还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不同认识就自然呈现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简要分析这两处都位于成都平原、相距约50千米的蜀文化典型遗址,它们的同与不同,进而试着推导出它们及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考古遗迹馆(新华社发,金沙遗址博物馆 供图)

对考古遗存和文化现象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看最引人瞩目的城墙,一种在考古发现中的大体量遗存。

成都平原的城墙建造始见于宝墩文化城址群。溯源这种以斜坡堆筑、而非平行夯筑为主要特点的建造技术,则明显受到四川盆地的东方——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筑城技术的影响,这种筑城技术的传入和被接受,无疑是族群的交流所致。宝墩文化斜坡堆筑的这种筑城技术经过鱼凫村文化[8]——介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间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为后续三星堆文化城墙的出现和堆筑所继承和使用,形成了迄今为止长江上游流域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而在随后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十二桥文化中心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和东周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中却都没有发现城垣。

宝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这背后的原因不应是技术的,推测应是当时的古蜀文明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三星堆时期的单一的超大中心模式,“回归”到史前时期的分散的多中心模式(如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址群,也许这些城址间有中心、次中心或“团组”之分,但超大体量的城墙和围合十数万、数十万平方米空间的出现,明显区别于普通的聚落,因此仍可视其为中心聚落)。这种“回归”情形的出现,正说明了四川盆地早期文明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背后人地关系的适应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史前时期族群沿岷江两侧试探式多地选址聚居筑城[9](应为龙山时代[10]长江上游流域的代表性城址群,反映出社会结构呈现出外在的层级化、复杂化),到商时期的神权王权高度统一(因过于追求高度统一,加上四川盆地青铜文明发展尚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商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遗址至今没有太多发现,而以遗址面积超大且数量稀少、社会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为显著特色。这似乎和显得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就“必然”有“扩张”的文化版图的理解不太相称,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再发展到王权的逐渐强化、相应地神权的逐步弱化(在与中原商周和长江流域文明的长期交往中,蜀地早期历史的脚步大致同步地和北方、东方的历史进程和方向保持着一致,这也在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上有比较充分的反映),这些重要的变化,也就自然而直观地表现在城墙的有和没有以及聚落的层次、结构和布局上面来。这种从考古中城墙的演变推导出来的历史发展节点,即是蒙文通先生指出的必须“把握历史的变化处”[11]。这种变化和不同,我们理解应是考古学文化间的不同。

下面,观察两处遗址的祭祀遗存,我们也会发现有明显的差异。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喇叭形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供图)

金沙遗址的祭祀遗存,也形成一处专门用于祭祀的区域(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遗迹馆即依此而建立),但有明显不同于三星堆遗址祭祀遗存的特点,如:滨河筑高台祭祀、散点式分布的祭祀点(浅坑或无坑)、青铜器、玉石器、象牙等不同地点埋藏等,说明金沙遗址时期的祭祀模式有自成一体的特色:祭祀遗存散点式布局而非三星堆遗址明显的集中式布局,浅坑(或无坑)而非深坑埋藏(浅坑或无坑埋藏,是否代表着祭祀对象和频次的不同?),不同材质的器物大体上分地点埋藏而非同坑分材质有序埋藏。金沙遗址祭祀活动大体呈现出的一种“形散神聚”的状态,有别于三星堆遗址祭祀活动“形神皆聚”的特点,这背后的原因如前文分析,推测当是金沙遗址时期的祭祀理念,随着聚落形态的结构性变化,与三星堆遗址时期相比同步发生了的重要变化。

金沙遗址博物馆

让我们把观察的重点再聚焦到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上来。

对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来讲,独具特色、独树一帜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器)的出现,是为两者“同”的一面,为我们大时空范围研判其文化属性提供了关键支撑,即两处遗址所体现出的文化属性和四川盆地周边同时代考古学文化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族群的不同。

但认真分析上述几类器物,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的:

三星堆遗址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多于金沙遗址所出,简要归纳,三星堆遗址青铜器有三类:三星堆青铜文明独有的神像、人像、面具、神树、神坛等,中原商文明的礼器(尊、罍),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器物的组合体(顶尊跪坐人像)。金沙青铜文明中虽有立人像,但由于体量上的过于微缩和功能上“可能是一大型铜器上的配件”[12]而与三星堆立人像表现出形态和功用上的巨大落差。面具、神树、神坛在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哪怕是残片),中原礼器的“支离破碎”、扑朔迷离以及组合式青铜器没有发现,都表达出两处青铜文明遗址最核心内涵的重要差异。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里,金器的出土种类和数量,修正了原先认为的金器是金沙遗址有别于、优于三星堆遗址的看法,从而回归到两处遗址间在青铜器方面大体一样的性质判断,即三星堆遗址金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多于金沙遗址所出,新出土的黄金箔片、凤鸟、面罩(具)等,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青铜文明内涵的认识。金沙遗址那件鸟、鱼、箭和人面图案组合的金王冠带,尽管和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金杖上的图案组合几乎完全相同,证明了两处遗址间的联系,但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两者载体的不同(冠带与权杖)而出现使用时的差异,是我们在研判两者的文化结构时不得不仔细考虑的。

关于玉器。金沙遗址“出土先秦玉器一项就达到2000多件,其中大小玉石牙璋的数目,超过300件之多……据统计东亚迄今除金沙遗址外,发现出土的牙璋尚不足200件数。因此从数量上,金沙是东亚地区牙璋出土最丰富的遗址。从质量上看,金沙玉璋美轮美奂,精致刻划和镂空工艺,别树一帜,夺人眼目。”[13]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先生对金沙遗址最具代表性玉璋的研究,指出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在这类重点器物上的区别。

金沙遗址出土文物

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祭山图案的玉璋,是商周时期玉璋的典型代表作,金沙遗址四节玉琮和十节玉琮的造型及制作工艺,更加精细于三星堆遗址的玉琮。以上两种分别源自北方和东方的礼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里表现出的功用结构上的不同,应是观察两处遗址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另外,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些特殊的玉器,例如玉剑鞘、玉眼睛、玉人面等。这些特殊玉器在全国应是首次发现。”[14]这些因素的存在,也是我们在理解两处遗址差异时不应忽视的地方。

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就不难发现,两者对象牙埋藏的方式有明显不同,三星堆遗址是把大量的象牙集中掩埋于形状、面积、方向近似的祭祀坑里(主要是二号、三号、四号、七号和八号坑,它们均是同时一次性掩埋形成的),为堆积层次的最上一层,其下则依次分别是青铜器堆积层和其他小件器物堆积层(四号坑略有不同);在金沙遗址祭祀区散状分布的祭祀遗存中,象牙和青铜器、玉石器等一样,基本上都是按材质的不同而分别掩埋在有一定距离的遗存里,金沙遗址的祭祀遗存“既有平地堆置,亦有坡地堆置,还有挖坑堆置等情形”[15],几乎没有像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内那样明显的分层堆积的情况。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象牙焚烧的遗存[16]与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原状情况也是十分明显的区别。

三 星堆博物馆内的青铜大面具(张迪 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这种祭祀遗存形态的明显不同以及对祭祀用器处理方式的明显不同,极有可能折射出两者在不同时期祭祀活动的明显差异,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文化结构上的差异,诚如金沙遗址考古报告编撰者所讲的那样,“金沙遗址祭祀区未见对先公先王崇拜,说明祭祀区可能是一处专门祭祀自然神祇的圣地,祭祀对象主要是太阳、山川、河流、土地等;这与羊子山土台和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的祭祀方式和对象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正是商周时期古蜀人祭祀传统复杂而多元的反映。”[17]孙华先生关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石器等的成片堆放,是否是作为当时高级作坊遗存的研究[18],为我们仔细厘清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在祭祀行为及其遗存间的不同,贡献了极有价值的启迪。

从更微观的视角,两者间象牙器的差异也同样是存在的。金沙遗址可以称为象牙器的象牙饼形器“可能作为象牙器坯料”[19],且尚未发现有成型的象牙器。反观三星堆遗址,仅从见诸报道的消息里,我们不难看出五号坑出土的近乎微雕技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象牙器,无疑代表了蜀文化象牙制品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差异同样是不应被忽视的。

以上种种关键性、结构性文化因素差异的出现,不太可能仅仅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的不同,我们初步推测更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有密切关联。

再接下来,我们结合最大数量的陶器来分析一下两者间的关系。

在所有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不同中,最应引起重视和有标识意义的不同,就是陶器组合的不同。

对反映时间刻度最敏感的陶器研究,是甄别、界定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关键元素,重点从陶器组合着手分析文化因素,进而研判文化属性,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当一处遗址有大量陶器的出现,无疑说明了陶器具有的社会属性,其所包含的技术史、生产组织、社会经济、社会分层、习俗、文化和族群、社群等以及环境、经济类型因素,特别是陶器组合的风格,是辨识由不同族群形成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准。[20]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陶器组合变化,宋治民先生有系统的分析结论:从小平底罐、高柄豆、高柄豆形器、圈足盘、盉组合到新的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圜底罐、釜组合[21],我们不难看出,两者间的陶器组合风格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认为,就器物的变化和文化属性来讲,当器型、组合不易发生变化的青铜器、金器“遇到”器型、组合容易发生变化的陶器时,或者说当它们一并出现在某个考古单位时,考古学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应以陶器的变化来判定最需要首先确认的时间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属性问题,犹如工具类石器出现在历史时期早期遗址里时,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属性的判定当然是以陶器为最主要标准,其他类器物的出现更应是“因地制宜”的存在:因地理环境的宜、因利于生产生活功用的宜、因文化传统分层存在的宜。

具体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文化传统的分层研究可能会显得格外重要。金沙遗址玉匠墓的发现与辨识,是社会分层[22]研究的有益探索,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种社会分层提炼到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分层的层面,即社会分层会历史性地形成与之对应的文化传统分层,文化传统分层的形成会更加结构性固化社会分层,而这种分层自然是以人为载体的。在金沙遗址的族群中,以陶器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层和以青铜器、金器等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层的差异显而易见,玉匠墓作为第三种社会层存在的发现,丰富了金沙遗址青铜时代族群的构成,同时也反映出了蜀文化青铜时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根据考古学文化属性判定的基本研究方法,陶器组合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属性的关联性,依然是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指标。

不一定是结语的思考

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我们依据城墙的有和无,祭祀遗存的种种差异,青铜器体量的大到小、器类的多到少,金器种类的多到少,金沙玉璋的独树一帜,两者象牙器制作的技术落差,再加上陶器组合及风格的明显变化等诸多方面来看,特别是最敏感的文化属性指标——陶器组合及风格的显著不同,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还是应分别归属于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

两处遗址上述代表性遗存和器物的种种“不同”,是空间带来的差异?还是时间造成的差异?同时,两者之间也有似曾相识的“不变”,如何认识这种变与不变?这种几乎同时存在的变与不变,对认识古蜀历史的多面性有怎样的作用?恐也是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别程度,与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在地理环境、族群规模、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对外交往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中的一部分就以考古遗存的形式遗留了下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作为蜀文化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文化因素由于较明显的近似度而体现出来的紧密发展的文化模式,也许它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特色。李伯谦先生指出,“其间可能出现过从三星堆到金沙·十二桥这样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但其主要因素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大的变化”[23]。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认为应和它们所在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及其北部、东部相邻地区是青铜时代蜀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这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单元,为早期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舞台。

作为长江上游流域适合人居的成都平原及其东部广大的丘陵地区,陆续发现史前时期人类活动、聚居的遗址,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以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城址群的出现,文明的曙光已照进该地区,处在了“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24],并由此开启了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历史大门。到了青铜文明时期,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其前期与二里头文化,其后期与商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交往[25],在基于从宝墩文化以来土著文化占主要地位的文化传统上(早期可能通过岷江上游与更北方的考古学文化有交流。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川西南发现的早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条沿着川西高原、由北向南传播的文化线路正越来越清晰,随着族群的不断迁移和对新环境的探索,从成都平原的西北、西南两个维度向平原推进的线路也许是有的。当然,这一假说需要新的考古发现来验证),结合时代发展和对外的深度交往,产生了独特的三星堆青铜文明;随后发展起来的以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是蜀文化文明中心的一次重要转移,这种转移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26],还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从宝墩文化城址的选址和营造就开始了,是早期族群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动性表现。由于三星堆城址处在因冲积而成的平原西北部,离山口过近,极易改道的洪水造成的威胁始终存在,毁于今鸭子河的三星堆北城墙和今马牧河对西、南、东三面城墙的冲毁[27],城墙重要的防洪功能已严重受损,对三星堆人来讲已是非常现实的生存威胁,因此,重新选址就成了必然。《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关于蜀地早期洪水的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患对当时社会结构的颠覆性改变。

随着这次中心的转移,以成都平原为主、广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及长江三峡地区的十二桥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反映在平原的腹心地带的广大区域内,大体同时出现了羊子山土台、十二桥大型宫殿性木结构建筑、金沙村祭祀遗存、黄忠村大房址和岷江小区大房址、青铜尊等遗存。因此,同时对照上文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更多差异的存在,很难说金沙遗址的主体遗存和其他同时期的遗存不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出现了。

至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两者在神权色彩方面的近似之处,与其后东周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更重世俗的文化面貌的显著差异,当我们用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这种现象,也许可以提炼出一种推论,那就是宝墩文化和鱼凫村文化是以土著文化因素占主流,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已吸纳更多的中原夏商和西周文明的因素,“此一时期,四川盆地的青铜文明在保持自身特色同时,与外界交往更加强烈而深刻”[28],到了东周时代,盆地内外的文化融合持续深入,尤其是秦并巴蜀之后,四川盆地在长江上游地区率先开启了融入汉文化系统的进程,并对盆地周边(主要是西边、南边诸山地)文化的“汉化”起到了带动效应[29]。

由此,我们知道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古蜀青铜文明的两个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典型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史的两次高峰[30]。古蜀文明的发展在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间拐了个大大的弯,这个弯即是必须“把握历史的变化处”。[31]

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能保留下来的古代遗存当是当时极少的一部分,而经过考古发掘面世的又是这极少部分中的极少部分,学者正是通过对这些“碎片”的研究——那些大体量的考古遗迹(城墙、房址、墓葬等)也只能是较长时段历史中的“碎片”——从个案、细节和微观着手,来努力重建当时的社会景观,从而发现历史的走向,并试图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些“碎片”对我们拼图历史场景,解码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信息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当我们了解越来越多的碎片,我们也就在日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32]因此,从这个学理逻辑来讲,尽量分析出文化的看似碎片化的个性,突出这种个性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作用,对于反映历史图景的复杂性、多样性,应是有帮助的。

如果说对出土重器或重要遗迹的考古学研究,是建构历史“宏大叙事”的话(这固然是历史的重要部分),那么对出土重器或重要遗迹以外其他考古材料的深入而微观的研究,则应是对复原历史“生动细节”的一种学术追求,因为这些“碎片”背后的故事也曾是最真实的历史,这些“特写”也许会让我们看到历史更有意思的一面,进而见微知著,使复杂的古蜀文明图景更加平衡,也更加整体。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丰富的考古材料足以支撑这种学术理想的逐步实现,任何对这种构想的探索和努力,都必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33]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足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比。……特别是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以及成都金沙等等新的发现之后,古蜀文化的大门已经是洞开了。”[34]更是预见性地讲出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古代文明研究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开展持续深入的、以宏观视野而局部及具体的研究就是十分重要的,这种个案研究不仅深化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古代文明。

最后,兹引用北京大学赵辉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有关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近年来,将这些地方文明视为个案,分别就其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等开展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35]

后记:笔者在写作本文时,随着行文所至,时时想起曾经一起共事过的诸位同仁和一起经历过的值得回忆的情景,深深钦佩他们的执着与坚守。从过去到现在,我在学术上关注和思考的重点,从未离开过成都、四川,是我认识的每一位同事的卓越努力,成就了四川文博工作在全国甚至更广远范围的良好声誉,我本人也在这种良好的工作环境中成长、收获,谨以此文致敬尽职尽责守护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可敬的师友。文稿修订提交之时,值三年新冠阴霾终散之际,感慨万端。最后,要特别感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郑漫丽副研究馆员的支持和帮助!

2022年12月11日,上海宝山,桃浦右岸

(初刊于《回眸与瞻望: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成都地图出版社2024年9月版第159-169页)

注释:

[1]李伯谦:《三星堆——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从古国到王国:中国早期文明历程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66页。

[2]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2~255页,第15页。

[3]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7页,第6页。

[4]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67页。

[5]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页。

[6]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研究纲要》,《西南要会》第一辑,巴蜀书社,2021年,第8~9页。

[7]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第66页,第69页。

[8]李明斌:《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77页;雷雨:《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唐飞先生也指出:“三星堆新二期”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渊源和传承关系,唐飞:《长江上游近年史前考古新发现——以四川为例》,南京大学考古名家讲坛“长江文化考古”系列讲座之三,2022年12月9日;李明斌:《再谈鱼凫村文化:三星堆文化来源的考古学观察》,待刊稿。笔者认为,此处的三星堆新二期应就是本文提到的鱼凫村文化。唐飞先生还讲到,在成都平原南部的眉山东坡区新发现了宝墩文化时期面积约24万平方米、有城墙(东、南、西三面保存较好)、陶片、石器和红烧土块、城墙内碳样测年距今约4800年的登云古城。该古城沿岷江向北约50千米即为新津宝墩古城,它的新发现,为研究岷江中游成都平原段该时期的文化发展、聚落形态和社会格局演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新资料,值得关注和重视。

[9]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研究纲要》,《西南要会》第一辑,巴蜀书社,2021年,第8页。

[10]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第48页。

[11]蒙默:《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增补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页。

[12]李明斌:《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研究札记》,《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5页。

[13]邓聪:《〈金沙玉工Ⅰ〉后记》,《邓聪考古论文选集Ⅰ(港澳考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21年,第501页。

[14]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1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16]陈显丹:《三星堆祭祀坑发掘记》,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页,第56页。

[1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18]孙华:《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新发现与新认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古蜀文明系列讲座”,2022年11月28日。讲座海报名称为《从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历史的新认识》。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20]赵辉:《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江汉考古》2019 年第 1 期,第10~12页。

[21]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图四七。

[22]周志清:《古蜀文化玉匠墓管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第169页。

[23]李伯谦:《三星堆——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从古国到王国:中国早期文明历程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65页。

[24]赵辉:《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第4页。

[25]孙华:《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新发现与新认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古蜀文明系列讲座”,2022年11月28日。讲座海报名称是《从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历史的新认识》。

[26]张光直:《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114页。

[27]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巴蜀书社,2002年,第153页,第157页。

[28]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研究纲要》,《西南要会》第一辑,巴蜀书社,2021年,第7页。

[29]李明斌:《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研究纲要》,《西南要会》第一辑,巴蜀书社,2021年,第10页。

[30]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三星堆与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两次高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页。

[31]蒙默:《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增补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页。

[32]王笛:《显微镜下的成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33]周志清:《古蜀文化玉匠墓管窥》,《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第162~171页;田剑波:《略论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第45~52页;王方:《从石家河玉器看长江中游玉文化对古蜀青铜文明的影响》,《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第71~82页。

[34]李学勤:《三星堆研究》总序,肖先进、张耀辉编著:《三星堆研究》(第一辑),天地出版社,2006年,第2页,第3页。

[35]赵辉:《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第5页。

来源:蜀川胜概

作者:李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