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进了渣滓洞，连喘气都要小心。

但1948年，一个女地下党被抓进去后，非但不怕死，还笑着请狱友们吃饭：“吃吧，我家有几条街，放心吃！”

更让人意外的是，她还是军阀杨森的侄女。

那么，她为何会被抓进渣滓洞？最后又怎样了？

走自己的路

1912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广安。

她父亲杨懋修和大伯父杨森，一个在川军里做官，一个是军阀，来拜见的大员络绎不绝。

这让她从小就看惯了那些弓腰曲背的恭敬，同时，也看惯了门口冻得直打哆嗦、却被赶走的讨饭人。

她曾在一个冬天，看见一位母亲把孩子裹在破布里，跪在门口，只为讨碗稀饭，但管家用竹棍把人赶走。

杨汉秀13岁时，杨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人，对方是朱老总。

杨汉秀躲在廊下，看见朱老总与杨森在堂上谈话，提到“北伐”“救国”“反帝爱国”，声音低沉而有力，话语里没有一句空话。

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和伯父平日里对乡民高高在上，而这位“朱伯伯”却能不卑不亢地谈着“百姓是国家的根”，说着“国家不应由军阀宰割”。

不久，万县惨案爆发，那是她第一次见识到战争的残忍。

英舰无情地炮击万县，杨家的窗户都被震得咯咯作响，街道上，受伤百姓的哭喊声让人听的难受。

这种情况下，杨汉秀透过二楼的雕花窗看到朱老总在街口指挥着救援伤员，衣襟上沾着血迹，却不肯停下来。

不久，朱老总被迫离开万县，杨森投靠蒋介石，她从父亲和伯父冷漠的眼神里，看懂了军阀们所谓的“救国”只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势。

她十几岁的心里第一次生出清晰的念头：她不想做杨家的大小姐，她想要去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可她的母亲，为她准备的却是金丝绣花的嫁衣和一场盛大的婚事。

她不爱那个家族安排的男人，一个纨绔子弟，连字都写不好，却因为家世背景被选作驸马一般的存在。

因此，她没有接受这桩婚事，也第一次当众顶撞杨森，并撕碎了订婚礼书。

母亲哭了，伯父愤怒地甩袖离去，说她是杨家的耻辱，但她抬起头，眼神坚定，没有后退。

之后，她离开了杨家去了上海，在战乱前线的报馆里校对新闻稿，认识了地下党员赵致和。

他给她讲延安的故事，讲抗战前线的消息，讲那些为了理想而流血牺牲的人们。

她还嫁给了赵致和，从此，她成了“赵家媳妇”，也是她真正意义上摆脱“杨家大小姐”这个身份的开始。

同时，她要走上自己的路，她不知道前路多险，也不知道未来能否平安，但那颗心，从那一刻起再也不曾动摇过。

革命之路

1940年，杨汉秀终于坐上了前往延安的卡车，卡车上还坐着几个从各地来的年轻人，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赴。

她紧紧攥着怀里那封写着“吴铭”两个字的新身份介绍信，那是朱老总亲手为她写下的。

这封信，是她彻底与“杨家大小姐”这个身份告别的证明。

从此，她叫“吴铭”，不再是军阀的侄女，而是一个革命战士。

抵达延安后，她被安排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

在课堂上，她认真听讲革命理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抗战政策，她字写得工整，被老师夸赞过几次。

但这段短暂而宝贵的学习时光很快结束了，延安需要更多能上前线的干部，她被分配到鲁艺美术系短暂学习后，便主动请缨去前线支援抗战。

她随同部队南下，进入关中地区，分发宣传单，参与组织妇女抗日救亡工作。

前线的条件比延安更艰苦，有时候，为了避开敌军封锁，他们白天隐蔽在山洞里，夜里赶路，脚上起的血泡被磨破又干涸成硬壳。

她曾经一整天只喝了一碗用小米熬的稀汤，却依然和战士们一起推着带有宣传画的手推车，走村串寨地做动员工作，宣传抗战，号召年轻人参军。

她也曾在山沟里见过战士倒下后，再也没能起来的场景。

抗战最艰难的那几年，她随部队经历了爷台山战役。

那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山坡上到处是炮弹坑，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她趴在战壕里，身边是浑身是血的伤员。

抗战胜利后，她随党中央安排回到重庆和四川工作。

期间，她表面以“杨家大小姐”的身份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周旋，暗地里却以变卖家产、筹集枪支粮草的方式支援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为即将到来的大起义积蓄力量。

特殊“自由人”

时间到了1948年，重庆卫戍司令部的走廊里，总是传出囚徒的咳嗽声和偶尔的哀嚎。

杨汉秀则踩着咯噔作响的高跟鞋，慢慢从狱警身边走过。

她穿着一件素色旗袍，脚步不快不慢，目光扫过关押女犯人的牢房时，眸色温暖又平静。

那年，她因支援起义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监狱对她似乎没有真正的桎梏，因为她是杨森的侄女，看守们不敢轻易对她呼喝，甚至，她还能在监狱里自由走动。

而她第一次推门进女牢时，盛国玉和其他被捕女党员见她进来，眼神里带着防备与冷漠。

她们无法相信，一个穿着旗袍，带着细软香气的“杨家大小姐”，会是自己阵营的人。

杨汉秀没有急着解释，她蹲下身，将手中提着的饭盒放到地上，一份一份打开。

牢里的人看着那白花花的米饭和从未见过的荤菜，鼻子酸得厉害，却没有人伸手。

“吃吧。”她柔声说道，“吃饱了，好干革命。”

她说这话时，笑容干净又坚定，她的眼里没有疑虑，也没有施舍的傲慢。

有人小声说：“她不会是特务吧？”也有人冷笑：“吃了她的东西，万一在里面下毒怎么办？”

杨汉秀听见了，却只是把掉落在饭盒边的米粒轻轻拈起来说：“你们都不怕死了，还怕吃这口饭么？”

第一个伸手拿起饭盒的是盛国玉，她默默地舀了一口饭，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人都不再犹豫，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那一刻，牢房里竟弥漫起久违的人间烟火气，甚至有人哭着笑了出来。

“这才像革命同志，别怕，我家有好几条街，家里田地几千亩，吃这些算什么，想吃就吃，吃饱了，咱们才能继续干。”

杨汉秀看着她们，她从不在意那些怀疑的目光，也不畏惧流言蜚语。

她知道，若连自己都不敢用这一层特殊身份去做该做的事，就永远也帮不到这些在黑暗中挣扎着守护信念的同志。

一次探监时，杨森的姨太太来看她，带来了罐头和水果，劝她：“只要答应脱离共产党，就能回家，想要什么都能给你。”

她却态度很坚决的拒绝，还然后提着罐头回到牢房，递到大家面前说：“吃吧，趁热吃。”

就这样，在监狱中，杨汉秀一直在用她独特的方式保护同志。

有人生病，她想办法从外面搞到药物；有产妇分娩，她亲手帮忙缝制尿布，用家属探监送来的奶粉泡给婴儿喝。

有人精神崩溃，她耐心握着对方的手说：“我们都在，坚持下去。”

用生命兑现承诺

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杨森为保全自己的退路，在外界压力和党组织策动下，终于将杨汉秀以“保外就医”名义暂时释放。

而杨汉秀本以为能借此机会说服杨森，解救更多狱中同志，继续完成朱老总和周总理交代给她的任务。

可谁都没想到，真正的背叛来自她的血脉亲人。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九·二大火”，杨森等人为推卸责任，妄图将纵火罪行嫁祸于共产党。

得知消息后，杨汉秀不顾身体伤痛，走上街头，当众揭露杨森与国民党的阴谋。

她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也清楚自己已经无路可退，可她必须做。

半个月后，杨汉秀在重庆被秘密逮捕，第二天清晨，歌乐山脚下，一处废弃的碉堡前，特务们将绑着她双手的麻绳高高拉起，猛地一勒。

等杨汉秀停止呼吸后，特务草草将她的遗体埋在荒草中，匆匆离开。

她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那一年，离重庆解放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她死后近三十年，1975年夏天，歌乐山附近的农民在翻地时，挖出了带着手铐的白骨和发黄的布料。

根据骨骼鉴定和特务的口供，确认了她的身份。

1980年11月25日，歌乐山烈士陵园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盛国玉从千里之外赶来，手中紧握着她生前的照片，泪水打湿了胸前的黑纱。

杨汉秀本可以选择安稳富足的一生，做一个锦衣玉食的杨家小姐。

但她偏偏选择了用血和生命去守护黎明，用微笑去对抗黑暗，用自己的死亡换来更多人能活着看到自由的曙光。

这样的杨汉秀，这样的革命英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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