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湖畔微光！马云与十八位同路人的创业星火，点亮万家幸福

1999年的杭州，暑气未消的秋老虎仍盘踞在西湖上空，湖畔花园小区里，蝉鸣比往常更显聒噪。一栋普通公寓的三居室里，没有空调，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呀转着，十八个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客厅里，汗湿的衬衫贴在背上，目光却齐刷刷落在站在中间的男人身上——他是马云，彼时还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英语老师，此刻却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今天，我们成立阿里巴巴。未来，我们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一天，没有剪彩，没有鲜花，甚至没有像样的办公桌椅。马云从家里搬来的旧沙发成了“主位”，地板上散落着矿泉水瓶和打印纸，墙上用红笔写着“永不放弃”四个大字，像是给这间简陋屋子钉下的精神坐标。

十八个人里，有他结婚七年的妻子张瑛，放弃了教师工作，揣着家里仅有的积蓄来“搭伙”；有他的学生彭蕾，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连“互联网”是什么都没完全搞懂，却抱着“老师去哪我去哪”的念头来了；还有前同事孙彤宇，辞掉了稳定的工作，瞒着家人揣着辞职信就扎进了这个“看不到底的局”。

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门外汉”：马云懂英语却不懂编程，张瑛管过教室后勤却没做过公司财务，彭蕾学的是外语，孙彤宇之前做的是销售，剩下的人里，有当过酒店服务员的，有做过翻译的，唯一懂点技术的程序员，还是马云托了三圈关系才找来的。

有人后来笑称，当时整个团队里，能把“电子商务”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马云自己——可就算说不清楚，他们还是来了。就像彭蕾后来回忆的：“那时候马老师说什么，我们都信。不是信‘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句话有多靠谱，是信他这个人。”

这份信任，是撑过最苦日子的唯一支柱。创业初期，他们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湖畔花园的公寓白天是办公室，晚上就成了宿舍，男人们挤在地板上睡，张瑛和彭蕾就蜷在沙发上。马云每天带着大家“头脑风暴”，从天亮聊到天黑，聊到嗓子冒烟，就用搪瓷缸子泡上浓茶，一口闷下去接着说。

有一次，团队里负责技术的小伙子熬了三天三夜写代码，突然电脑蓝屏，所有数据都没了，他蹲在地上抱着头哭，马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加油”，只说了句：“哭完了，我们再写一遍。”那天晚上，十八个人围着一台电脑，从凌晨写到天亮，窗外的天渐渐亮起来时，代码终于恢复了，没人说话，只是互相递着矿泉水，眼里全是红血丝。

最难的不是体力上的苦，是看不到希望的迷茫。1999年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个新鲜词，“电子商务”更是闻所未闻。马云带着团队去跑业务，人家听他说“要把生意搬到网上”，要么以为他是骗子，要么笑着摆手：“我们有实体店，干嘛要搞那虚的？”

有一次，他们去一家外贸公司谈合作，老板听了十分钟就不耐烦地赶人：“马老师，您还是回去教英语吧，这互联网的事，不靠谱。”走出公司大门时，天正在下雨，十八个人淋着雨走在马路上，没人说话。孙彤宇突然说：“要不，我们再去下一家？”马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笑了：“对，再去下一家。”

就是这样“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劲，让这群普通人慢慢走出了一条路。张瑛成了团队的“大管家”，既要管财务，又要管后勤，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把大家的吃喝拉撒打理得妥妥帖帖；彭蕾原本负责行政，后来马云让她管HR，她就抱着厚厚的管理学书籍啃，从“不知道怎么招人”到“能一眼看出谁适合阿里”；孙彤宇跟着马云跑市场，磨破了好几双鞋，嘴皮子也练得越来越溜，后来马云让他带八个人去做淘宝，他二话没说就接了——那时候易趣垄断了国内C2C市场，所有人都觉得淘宝没戏，可孙彤宇带着团队在地下室里办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硬是从易趣的“包围圈”里杀了条血路。

没人想到，1999年湖畔花园里的那十八个“门外汉”，后来会缔造出一个互联网商业帝国。彭蕾从HR转型支付宝CEO，顶住压力推出了第三方支付，奠定了阿里金融科技的基石；吴泳铭带着七个人的小团队，没日没夜地研发，开创了阿里广告系统，成了阿里重要的营收支柱；孙彤宇打造的淘宝，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199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十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对着马云那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点了点头说“我们信”。

多年后，有人问马云，1999年最难忘的是什么？他没说有多苦，也没说有多难，只说：“是那天晚上，我们十八个人在湖畔花园合影，灯光很暗，大家笑得却很亮。我知道，这群人，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是啊，1999年的杭州，湖畔花园的那盏灯，照亮的不只是一间简陋的公寓，更是一群普通人的非凡梦想。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过人的天赋，只有对彼此的信任，和“把一件事干到底”的韧劲。就像马云说的：“平凡人在一起，做不平凡的事，这就是阿里的开始。”而那个夏天的故事，也成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动人的注脚——原来所有的伟大，都始于一群人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