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夜郎古国神秘足迹 180件珍贵文物长沙首展 | “夜郎遗踪——寻找《史记》中的古国”在长沙博物馆免费开放

4月26日，“夜郎遗踪——寻找《史记》中的古国”特展在长沙博物馆特展二厅启幕。这个因成语“夜郎自大”而闻名却又充满谜团的神秘古国，首次以180件（套）珍贵文物与重要考古成果的形式在湖南集中亮相。本次展览由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长沙博物馆和贵州省博物馆、黔西南州博物馆、赫章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联合承办。

展览海报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

由于夜郎本身没有文字史料，有关夜郎的汉文献记载也仅存只言片语，加上其都邑遗址和高等级贵族墓葬至今尚未明确发现，这个神秘古国的众多历史谜题仍然等待着被解开。

本次展览分为四个单元，循序渐进地展开探索：第一单元“源远流长——先夜郎时期青铜文明之光”聚焦贵州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萌芽。毕节青场遗址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石范、鸡公山遗址的碳化稻谷与祭祀遗存等珍贵发现，为探寻夜郎文化起源提供了关键线索。第二单元“古国寻踪——夜郎考古重要发现”，通过解读赫章可乐遗址、威宁中水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群等贵州地区与夜郎文化密切相关的代表性遗存，试图还原夜郎古国的社会图景。第三单元“自成一格——独特的文化面貌”，集中展出大量考古出土的珍贵文物，再现了夜郎时期本地族群“套头而葬”“魋结爱美”“崇兵尚武”等独具一格的文化特点和审美观念。第四单元“融入华夏——夜郎族群的归宿”，讲述夜郎从独立古国到纳入汉王朝郡县体系的历史进程。通过汉代犍为郡、牂柯郡的设立，以及中原移民带来的先进技术、工具和劳动力，揭示夜郎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

展览亮点纷呈，有不少极具代表性和观赏价值的文物精品。观众既可以看到铜鼓、羊角钮钟等中原地区少见的青铜乐器，也可以看到造型别致的铜钺、铜扣饰、铜带钩等各种青铜器物。如威宁中水出土的镂狮铜带钩，这件具有浓厚滇文化特征的文物，生动反映了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文化对西南夷地区的影响。赫章可乐遗址发现的套头葬实物，则直观呈现了夜郎独特的丧葬习俗。

展出文物

展出文物

执行策展人孙田介绍：“夜郎的‘神秘’恰恰说明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本次展览作为长沙博物馆中华文明特展系列的重要篇章，通过系统梳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展现了当前学界对夜郎文化的最新认识。这些珍贵文物不仅印证了夜郎在西南地区的历史地位，更生动反映了其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鉴。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让观众理解，考古并非遥不可及的学问——每一件陶片、铜器的背后，都凝聚着几代考古人在田野中的坚守与智慧。”

长沙博物馆馆长周慧雯指出：“本次展览是湘黔两省文博机构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夜郎文化作为西南地区具有鲜明特色的古代文化遗存，其研究价值不仅在于为我们理解古代边疆与中原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窗口，更在于它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文化多样性。虽然目前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每一件文物都是拼合这段历史的重要碎片。”

周慧雯馆长进一步强调：“长沙博物馆始终秉持‘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区域文化交流平台。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展览，让观众在感受夜郎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从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对话与融合。”

此外，长沙博物馆在展期内计划推出面向青少年的夜郎手工坊系列教育活动、夜郎主题的湘城讲坛系列讲座，感兴趣的公众可关注长沙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动态，报名参加。本次展览将免费开放至2025年6月29日（逢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市民朋友可提前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入馆参观。（通讯员：李韵佳）

附重点文物赏析

重点文物赏析

立虎辫索纹耳铜釜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遗址274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铜釜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其口沿加铸仪态威猛的立虎，虎上套颈圈彰示墓主不容侵犯的权威性和人所不能的神秘性。

柲冒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遗址274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出土时与铁戈伴出，是安装于铁戈长木柄顶端的装饰物。冒上饰青铜立虎，与饰虎铜釜同出于赫章可乐274号墓。

陶剑茎模

汉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淡黄色细泥烧制。该器为铸造青铜剑茎之内模。整体形状呈圆柱形，茎顶端较粗略成四棱状，往下逐渐变细。茎上刻弦纹、卷云纹、云雷纹和对称几何纹等细密纹饰。

石戈援鸡心型范

汉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羊角钮钟

战国至西汉

黔西南州安龙县德卧镇出土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百越族群沿南、北盘江等珠江上游支流向云贵高原发展，到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南侧的铜鼓山文化分布区吸收了较多的百越文化因素。句鑃(gōu diào)常与羊角钮钟伴出，二者均是战国秦汉时期百越族群使用的打击乐器，可能用于祭祀、舞蹈等场合。

一字格曲刃短剑

汉

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剑茎扁圆中空，一字形格，双刃内收至中部又外凸形成曲刃，除铜鼓山遗址出土外，兴义、安龙等地也有出土。此铜剑茎上饰几何形人字纹、卷云纹、心形纹等，剑身起脊，剑刃弯曲至剑身中段，向外撇开，又收束至锋，形成曲刃。剑脊装饰矢状纹，矢末端刻画对称尾羽图案。

石寨山型铜鼓

西汉

赫章辅处征集

贵州省博物馆藏

铜鼓是以青铜铸造，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稻作民族中的一种打击乐器。基本形制为“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中空无底，侧有四耳”。中国西南地区的铜鼓，自春秋战国流行至今，学界将其划分为八大类型。“石寨山型”铜鼓主要流行在滇池周边的滇文化遗存中。贵州赫章辅处、可乐等地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反映着活跃在贵州西部地区的夜郎族群与滇族群之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人面型铜扣饰

西汉前期至西汉中期

赫章可乐遗址373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人上额及眼、嘴、耳部镶嵌有孔雀石，背后有一横向挂钩。出土时覆于墓主面部。

鲵鱼形铜带钩

西汉

威宁中水19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体现着佩戴者的身份。此带钩出整体造型作鲵鱼游动状，故名“鲵鱼形带钩”。体侧对称斜出四鳍，正反两面均有细密的阴刻线条纹饰，钮位于胸下。背部阴刻隶书五字吉祥铭文：“日利八千万”，表明了一种生活愿望。

镂狮铜带钩

汉

威宁中水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这种动物形带钩在威宁中水有所出土，具有浓厚的滇文化特征。狮子本原产于非洲、西亚等地，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狮子才逐步传入中国，现存最早的西域进贡狮子的记载是西汉后期的悬泉汉简。而贵州省博物馆所藏狮形铜带钩，则表现了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狮子造型文物对西南夷地区的影响。

镶绿松石铜镯

汉

赫章可乐遗址365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该镯1套4件，此为其中1件。铜镯造型颇为考究，宽片镯面上整整齐齐镶嵌几排孔雀石小圆片。石片很薄，直径仅2毫米左右，中心还有一个小孔。一只铜镯上的石片可多达400余粒。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其制作工艺何其不易！还使人称奇的是，4只镯却以1+3模式分戴于一个人的双臂上，有意形成不对称安排。类似不均衡佩戴铜镯和耳环的现象在其他墓葬还发现好多起，可见不对称美是该部族颇时尚的一种审美观。

铜柄铜剑

汉

赫章可乐遗址365号墓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茎与剑身分铸、组合。茎上有四道箍，饰辫索纹，茎与箍非一次铸成。剑格与茎整体铸成，剑格部饰雷纹等。剑身为柳叶形剑，剑身与茎分界明显，茎上二圆形穿，恰与外茎二穿吻合。

靴型铜钺

西汉

征集

贵州省博物馆藏

扁圆銎，孤形刃，钺身不对称。銎上有一方框，内饰卷云纹。钺身一面饰三只小鹿，鹿身用乳丁纹装饰。鹿下饰回纹条带。另一面光素无纹。与越南东山文化关系密切。

“武阳传舍比二”铭铁炉

西汉

赫章可乐遗址出土

贵州省博物馆藏

炉身内壁铸“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武阳”（今四川彭山），属犍为郡。“传舍”是官府在交通线上设置的食宿站，用于接待过往官吏、驿传人员等。赫章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比二”铁炉，即说明可乐是汉代南夷地区交通要道上的一个站点，同时也是维持郡县体系的重要节点。该炉是汉代四川盆地与贵州高原交通往来的实物见证。

蛙形铜器

汉

赫章马家包包墓群出土

赫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藏

整件器物呈椭圆形，造型为蛙身，大嘴，凸眼，背部纹饰为龙鳞纹，腹部刻有四只爪，尾部有两个小孔。蛙身所刻纹饰造型精美，龙鳞呈花瓣状向背部铺开。眼球突出，眉线清晰，上唇宽厚，下唇薄、短，腹部阴刻蛙爪锋利有力极为传神。

乐舞纹画像砖

汉

赫章可乐猪市包墓群出土

赫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出土

砖面为乐舞表演场面，共绘五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个为抚琴者，余者均为舞者形象，各舞者形态各异，生动传神。其为贵州现出土唯一一块该类型砖。画像砖上的宴乐纹图案，反映了礼乐文化在夜郎地区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