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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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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49年，战火刚停，百废待兴。陈毅在上海看戏，刚到门口，一个瘦小的姑娘拉住他说：“困一夜，两块钱，阿要？”

一句话，不只让他沉默，也让整座城市的伤疤暴露无遗。不是姑娘轻浮，而是生活太重。

新政权面对的，不止是城市治理，而是几千万挣扎在温饱线下的生命。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陈小醉 ）

一、小姑娘的两块钱，是命，也是问号

那天陈毅去看戏，刚走到剧场门口，一个小姑娘凑上来，眼神急巴巴地问他：“困一夜，两块钱，阿要？”

警卫员还没等他开口，一声呵斥把姑娘吓退了。她站了一下，怔怔地望了陈毅一眼，随即缩着肩膀，低头走进弄堂的黑暗里。

陈毅站着没动。等回到车里，他一直沉默。快到淮海中路时，他突然开口：“你们把她吓跑了，她明天还会上街去找别人。”

这不是一句心软的话，而是一句看透的话。他知道，这不是她的问题，是这个社会逼得她没路可走。她不是来拉客，是来求活命。

回到办公室，他整晚没睡好，桌上摊着的是上海娼妓从业情况登记表。一页一页翻过去，数字让人发麻：官方登记在册的娼妓有四千人，可民间估算实际超三万，还有数不清的“非登记从业者”——私娼、茶馆女招待、歌女、舞女、童妓。

这些人，年龄从十五岁到五十岁不等，有的是寡妇，有的是逃荒妇女，有的是从农村进城找活的姑娘。她们背后，是一个又一个被战争、贫困、压迫压垮的家庭。

陈毅第二天一早就召开会议，公安、妇联、街道、民政全到齐。他说：“不是不禁娼，是不能光靠封门。要想根上改，得先把人安顿好。”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娼妓的背后，站着一整个崩溃的社会结构。

可这事不只是上海的事，全国各地，都有她的影子。

二、全国百姓的苦，不是旧闻，是“当下”

1949年，很多人眼中是“解放的一年”，但对普通百姓来说，那是一年吃饭都成问题的日子。

山西运城的陈老汉回乡一看，家没了，地荒了，三个儿子在拉壮丁时死在黄河边。母亲在屋里饿死，妻子被人卖进城当了“干活女”。他一声不吭，靠讨饭活着。

有户人家实在熬不过，把糠和观音土搅成泥巴烤成饼喂孩子。孩子吃了两块，半夜腹胀而死。邻居说：“这是饿死，不是病死。”

在甘肃陇西，灾民排队领大锅饭，拿的是自家的铁碗、破碗甚至罐头盒。可粮太少，晚来一步的，就只能饿着。

东北更惨。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带走了整个工业体系，留下的是机器空壳、物资枯竭。许多工人靠发霉的粮票勉强度日。哈尔滨的一家国营纺织厂，一到冬天就有工人晕倒，原因是“长年营养不良”。

而在南方城市，也并不光鲜。

南京娼妓数量超过1.2万人，广州童妓人数也超万，武汉、重庆的街头，冬天常见赤脚妇女带娃要饭，孩子冻得直哭，母亲却低头不语。

上海，是这些苦难的集聚地。一面是外资银行楼宇林立，一面是弄堂里整排青楼妓院。娼妓的“档次”从十元到两块不等，最便宜的“拉客价”，甚至跌到“一块五”一晚。不是她们廉价，是活命的门槛太低。

旧政府崩溃时，把国库搬空，留下的是币值崩塌、物价飙升。金圆券一天贬三次，民间把它当废纸；有百姓说：“早上能买鸡蛋，下午只能买鸡毛。”

可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生存危机，国民党没有给出答案。新政府必须有回应。但问题是，仅靠喊口号、贴布告、抓几个人，能救几条命？

陈毅提出：“我们要的不只是社会干净，更要让人有饭吃、有事做、有尊严地活下去。”

怎么做？他另辟蹊径。

三、陈毅要干的，是人心的“翻修工程”

他第一件事，就是不打算把娼妓当“坏人”处理，而是“困难群众”。

妇联牵头，建立“妇女教养所”；市政工会开设“就业培训班”；街道干部负责入户摸排，了解每名娼妓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受害经历、愿望诉求。

那些姑娘一进所，第一课不是劳动，而是“识字”。有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几天后学会了“我叫李玉兰”。

接着是学习缝纫、打字、打扫、照料婴儿。政府出经费，安排工作岗位，有的去了工厂，有的进了托儿所，有的留在教养所做教员。

最特别的是，有些改造成功的姑娘，政府还帮助撮合婚姻。一个绰号“细妹儿”的姑娘，原是青楼头牌，转业后进了市政餐厅，后与一名退伍军人喜结连理。

她写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我现在不是娼妓，是人了。”

陈毅不止一次讲过：“她们是旧社会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只管清理，要还她们一个机会。”

到了1951年，上海正式封院禁娼，72家妓院一律关闭，334名龟奴被依法拘捕。转业娼妓就业安置率超过90%，无一起群体事件、抗拒暴力或自杀新闻。西方媒体惊叹这是“没有流血的社会清洗”。

而这背后的推手，不是铁腕强推，而是一种制度自信：把人当人看，事情才能办成人。

陈毅没回应那个姑娘的问题，他没说“要”，也没说“不要”。但他用三年时间，让无数和她一样的女孩，不必再问那句话。

那天的戏他有没有看进去，我们不得而知。但戏院门口，那一声低低的“阿要”，却成了他一生难忘的提醒。

不是她便宜，是生活把她逼得只能这么便宜。而新政权的任务，不是端枪站岗，而是用一整套系统，把这些人从泥地里拉出来。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陈小醉）

陈毅没喊口号，他只干了一件事：让那些在街角角落挣扎的人，重新站到阳光下。

新中国真正的开始，不在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而是在这座城市每一个黑夜里，被人重新看见、重新尊重、重新活下去的普通人身上。

参考资料：

上海解放后对游民、娼妓、舞女的改造.同舟共进.201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