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500%关税点燃二战，特朗普会引爆什么？

在阿道夫·希特勒将欧洲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之前，他还曾经发动过一场关税贸易战，目标是通过限制进口、追求自给自足来“解放”德国，摆脱全球经济的束缚。

1933 年 2 月 10 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宣称他的关税将恢复德国的荣誉和骄傲。

然而，希特勒并未通过关税实现目标，反而让德国经济陷入泥沼，并为日后的二战埋下伏笔。

希特勒也有自己版本的海湖庄园协议

1933年1月，希特勒窃取德国总理宝座时，德国正挣扎着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中刚刚爬出。市场崩盘、工厂停工、失业潮曾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到1930年代初，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无事可做。然而，当希特勒接掌权力时，经济已显露回暖迹象。德国经济研究所宣称危机已“基本过去”，股市也在他上台的消息传出后短暂回升，《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称：“股市从低迷中苏醒，大多数股票迎来一波热潮。”

和特朗普一样，希特勒本人对经济学的理解极为粗浅。他曾说：“只有你想要通货膨胀时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缺乏纪律的结果。我将确保价格稳定，我有冲锋队（S.A.）来保证这一点。”这种天真的经济观，加上对犹太人的偏执（他将德国的金融困境归咎于犹太人），使他倾向于通过极端政策解决问题，而非依赖复杂的经济调节。

希特勒关税制度的设计师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和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协议一样，早在1932年5月，希特勒上台之前，纳粹经济智囊戈特弗里德·费德便拟定了一份32页的蓝图，主张以高关税和进口壁垒打造“自力更生”的经济。他写道：“德国工人的生计不应仰仗苏联奴隶、中国苦力或非洲劳力，德国人得靠自己的工人和农民养活自己。”费德反对自由贸易，坚信必须屏蔽“外国竞争”，这与希特勒“解放”德国的梦想高度契合。

上台仅两天，即1933年2月1日，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便表态，农业对高关税的诉求“必须满足”，但得避免伤及工业。财政部长约翰·路德维希·格拉夫·施韦林·冯·克罗西克提醒，多项贸易协定即将到期，决策迫在眉睫。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则忧心奥地利木材进口和与苏联的2亿马克交易受阻。然而，希特勒的目光聚焦于3月5日的国会选举，他对内阁强调：“我的唯一任务是通过关税赢得这场选举。”经济考量被政治目标压倒。

1933年2月10日，希特勒发动了全面贸易战，其大胆程度令人咋舌。

关税主要针对进口农产品，尤其是德国国内短缺的商品。例如，猪油（Schmalz）作为德国饮食中的重要成分，成为关税政策的典型案例。德国营养部官员汉斯·约阿希姆·冯·罗尔（Hans Joachim von Rohr）在国家广播中解释道：“德国缺乏的产品必须变得更昂贵，这样农民就会生产足够数量的商品。如果通过关税等手段将外国竞争拒之门外，城市居民将更倾向于选择国货。”

猪油的进口关税被大幅提高，目的是刺激德国农民养殖更重的“三百磅猪”（猪油的主要来源），而非常见的“两百磅猪”（培根的主要来源）。然而，这一政策忽略了培根比猪油更赚钱，且“三百磅猪”消耗更多饲料的现实，最终可能导致农民破产。

希特勒的关税政策对某些商品的税率提升高达500%。例如，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瑞典等）和荷兰的农产品和纺织品，关税大幅上调。这些国家此前享有“最惠国待遇”，但希特勒政府突然取消了这一地位，几乎涵盖所有农业产品。此外，对工业原材料如奥地利木材的进口也受到限制。

希特勒上台时，几项重要的贸易协定即将到期。财政部长约翰·路德维希·格拉夫·施韦林·冯·克罗西克（Johann Ludwig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强调需要“立即做出决定”。希特勒政府选择不续签部分协定，转而通过双边谈判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如东南欧国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

关税战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自力更生”。希特勒在1934年8月的秘密备忘录中明确提出，德国必须在四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这要求经济完全独立于外部资源。他认为，全球化经济使德国脆弱，只有通过关税和进口限制，才能确保资源掌握在德国手中。这一政策在1936年的“四年计划”中进一步深化，由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负责实施。

贸易战的展开与震荡

新关税公布后，欧洲邻国群情激愤。丹麦牲畜几乎被德国市场拒之门外，农民乱作一团；瑞典和荷兰扬言采取“报复行动”，荷兰官员警告德国将尝到“切肤之痛”。《纽约时报》直呼其为“对欧洲邻国的贸易战”，德国仿佛要从工业大国倒退回农耕时代。诺伊拉特在内阁会上向希特勒汇报：“我们的出口大幅萎缩，与邻国的关系岌岌可危。”荷兰中断了非正式对话，瑞典、丹麦、法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联系同样紧绷。

德国国内市场也深受其害。德国工业和贸易协会警告：“德国享有全球最大出口顺差，贸易政策若不谨慎，恐招致反击。”股市在希特勒上台初期的短暂反弹后，因政经乱象而停滞甚至下挫。前经济部长爱德华·哈姆写信给希特勒，指出德国年进口15亿马克农产品，却输出55亿马克工业品，若关税扼杀贸易，300万工业工人的饭碗将不保。可希特勒置若罔闻，坚称关税是救国良方。他在首次全国广播中承诺：“四年内让农民摆脱穷困，彻底消灭失业。”但他语焉不详，毫无具体对策。

贸易战很快白热化。丹麦和瑞典对德国机械和制成品加征关税，荷兰亦步亦趋。这些国家依赖对德出口，报复措施让双边贸易骤减。财政部长克罗西克估算，农业需额外1亿马克赤字拨款，财政压力陡增。希特勒陷入两难：坚持关税兑现民族主义诺言，还是缓和政策稳住经济。他选择了前者，将重心放在3月5日选举上，对党内骨干说：“没有哪套经济方案能赢得1800万到1900万选票。”当晚，他在柏林体育宫身着冲锋队制服发表演说，誓言重建国家，重塑“生命、自由与幸福”，将关税包装成对抗凡尔赛条约“国际枷锁”的利器。

后果逐步显现。1933年春，德国出口从1932年的57亿马克继续下滑，消费品短缺加剧。到1936年，“四年计划”将自给自足推向极致，由赫尔曼·戈林掌舵，靠合成材料和军工投资减少进口依赖。可德国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外部资源，贸易战使其与西欧疏远，转向经济较弱的东南欧，效率低下成了常态。

沉重代价

高关税并未如愿振兴德国农业，反而造成资源错配。猪油政策让农民转产低收益品，饲料成本攀升，农业陷入困境。工业出口萎缩动摇了经济支柱，市场信心因乱象而摇摆。工业和贸易协会的警告无济于事，希特勒仍坚信这是“自救”之道。可贸易孤立让家禽、水果、服装等物资短缺，民生深受冲击。

政治上，关税战成了希特勒的宣传筹码。他在体育宫演说中宣称：“绝不指望外援，德国的未来在我们自己手中。”关税被与民族自尊挂钩，赢得部分民心。然而，这也让德国与邻国关系急剧恶化。诺伊拉特警告贸易战或引发更大冲突，希特勒却视其为重整军备的“前奏”。1933年2月9日，他在内阁会上宣布：“德国的未来全系于军队重建，需数十亿马克。”

长远来看，这场贸易战是希特勒备战的前哨。1936年的备忘录要求经济服务于战争，关税政策为其打下基础。切断与西欧的经济联系后，德国走向孤立，最终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点燃二战战火。贸易战的经济失利并未止住希特勒，反而助长了他的军事冒险。

希特勒的关税贸易战以“解放”为旗号，却带来经济衰退与国际孤立。他的关税战与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异曲同工，同样加剧了全球的紧张局势。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对全球进口商品普遍征收10%关税，并对包括中国145%的超高关税，试图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和希特勒一样，曾经破产六次的特朗普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一窍不通，而且行为更加鲁莽愚蠢。

希特勒的高关税（如对荷兰农产品高达500%）虽引发邻国报复，导致德国出口萎缩，却限于欧洲局部，且德国经济已有复苏基础。特朗普则在全球化深入、供应链复杂的时代，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开火，忽视美国对进口的深度依赖。

希特勒的关税战虽自毁经济，但影响多集中于德国及周边；特朗普的全面关税不仅可能推高美国通胀（经济学家预测家庭年均多支出数千美元），还引发全球报复连锁反应，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希特勒不懂经济，特朗普则无视教训，其后果或更严重，堪称现代版的“经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