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初中时学过的一篇课文《范进中举》，当时在学习这篇文章时，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感受，初读不解书中意，再读深觉慨万千。如今重读这篇文章，不知大家是否会有新的体会。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范进中举的大概过程，然后分析一下他为何会发疯，以及换位思考体会他的感受。

清晨的南方小城，寒风刺骨。衣衫单褛的中年男子范进抱着家中唯一的母鸡走向集市，准备卖掉换取粮食。突然，"范进中举了！"的喊声划破寂静。他手中的母鸡飞了，整个人瘫倒在地，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这个被后世视为笑谈的场景，实则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一场精神悲剧。

穷到骨子里的绝望人生

范进的穷不是一时的窘迫，而是贯穿生命的压迫。出身贫苦的他，没有背景、没有资源，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妻子和年迈的母亲靠卖苦力维持生计。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却连一顿饱饭都无法提供。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岳父胡屠户动辄打骂羞辱，邻里冷眼相待，而他只能忍气吞声，将所有希望寄托在那遥不可及的科举梦上。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残酷得令人窒息。乡试每三年一次，通过率不足10%。范进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经历了十余次失败。这三十四年的煎熬中，他像戴着镣铐跳舞的囚徒，被八股文的枷锁禁锢了思想，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绑架了人生。

喜讯成为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中举的消息突然降临，这个被压抑了半生的灵魂终于崩溃。这不是简单的"高兴疯了"，而是长期精神高压下的应激反应。心理学上称之为"急性应激性精神病"——当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后突然获得巨大释放，神经系统会因无法承受剧烈反差而失调。

更讽刺的是中举后的现实：曾经羞辱他的岳父突然谄媚逢迎，邻里争相送礼攀附。这些转变非但没有安抚范进，反而加剧了他的认知失调。因为这些人看中的不是范进本人，而是举人身份带来的特权——免赋税、入仕资格，以及成为乡绅们逃税工具的价值。

科举制度：寒门学子的独木桥

明清276年间仅录取11万举人，平均每个省每年仅三十余人能中举。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让无数读书人耗尽青春。范进中举相当于现代同时考上顶尖学府和公务员，且直接获得处级干部待遇。如此剧烈的阶层跨越，确实足以击溃一个长期受压制的精神世界。

科举制度表面公平，实则残酷。它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梦吸引寒门子弟，却让大多数人成为制度祭品。范进的疯癫不是个人脆弱，而是对这套吃人制度的控诉。当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和价值都被绑定在科举成败上时，中举反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换做是你，肯定更疯

今天虽无科举，但"考公热""学历崇拜"等现象仍在延续相似的逻辑。当社会将个人价值过度绑定于某些硬性标准时，就会制造新的"范进式悲剧"。范进的故事提醒我们：任何将人生希望完全寄托于单一出路的制度，都可能成为精神的牢笼。

那么，范进中举后官职到底有多大？范进中举后获得的实际官职在《儒林外史》中虽未明言，但根据明清科举制度和历史惯例，我们可以还原其政治地位的现实对应。

举人身份本身已是准官员资格：举人可直接参加会试考进士，即使不中进士也具备"拣选""大挑"等入仕渠道。免赋税特权：举人名下土地可免除200亩左右的赋税，实际成为地方乡绅的“包税代理人”。司法豁免权：见知县可不跪，涉讼不受刑讯，相当于现代处级干部待遇。

以明代为例，多数举人通过"大挑"出任七品知县，相当于现代正处级（县级市市长）。部分举人担任八品县学教职，相当于副处级，大部分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兼重点中学校长。由于明清"皇权不下县"的特殊治理结构，举人实际权力比现代同级别官员更大，还能组织团练武装，相当现代武装部长加上公安局长权限。

寒窗苦读数十年，能够官至正处级已经超过99%的人了。先不说正处级官员，平时生活和工作中，大多数人连自己的领导都很少能见得到，镇级干部甚至有人都没机会见到。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换做是在座的各位中举，想必会比范进还要疯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