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何时选择“离开”？一文看懂战略收缩的时机、方式与政策逻辑 | 国政学人

（一）衰落如何诱发收缩？

衰落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军事能力相对于至少一个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的持续下降。持续下降的能力无法再承担先前作出的国际承诺，这就激励衰落大国采取系统性地减少或撤销国际防务承诺、军队部署和军事基地的措施，即（军事）收缩。该模型的逻辑正是始于这一公认的观点，即相对的经济和军事衰退会诱发收缩，随着衰退的持续和新威胁的出现，这种激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大程度上的衰退会产生更剧烈的收缩。衰落诱发收缩主要通过两种机制：

基于财政能力的机制：

随着全球承诺与其可支配资源间不平衡的加剧，国家的负担将愈发沉重，为了避免透支，国家会削减国际治理成本，积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内以进行重组和减缓衰落。

基于安全威胁的机制：

相对衰落意味着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这可能会使衰落国所在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这些紧急威胁可能要求国家重新部署其军事资源以捍卫核心利益。在国防预算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放弃外围承诺是集中足够力量对抗挑战者的唯一可行手段。

（二） 盟国如何刺激收缩？

尽管衰落会诱发一个国家采取收缩策略，但并不会降低其维持地区秩序的愿望。事实上，秩序崩塌对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远大于战略透支后逐渐衰落所带来的损害。因此，只有当衰落大国所期望的地区秩序能够继续被维护时，它才会选择收缩。而收缩后的秩序维护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衰落大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盟国可利用性不同，衰落大国对于地区秩序稳定性的预期也相应不同。

具体而言，战略偏好的兼容性（compatibility）以及维护秩序的军事能力（capacity）决定了盟国可利用性（suitability）。具有高战略偏好兼容性的强国盟国更可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符合衰落大国期待的地区秩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盟国的可利用性决定了衰落大国选择收缩的时机，即：衰落大国会在存在更高可利用性盟国的地区更早地施行战略收缩。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区的重要性决定了衰落大国的收缩速度，地区重要性越高，收缩的速度越缓慢。一方面，衰落大国在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地区进行收缩时会出现风险厌恶，希望尽可能地维持优势地位，因此采取对冲式收缩，保留其在必要时重新进入和重建秩序的能力。另一方面，面对重大利益，衰落大国需要更加谨慎地挑选承担责任的盟国，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考察。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衰落大国很早就确信盟国有意愿也有能力维持其所期望的地区秩序，那么地区重要性对于其收缩速度而言将影响甚微。

不难发现，衰落大国选择收缩的理想情境是盟国既在战略偏好上与自身具有高度兼容性，又具有维护地区秩序的强大军事能力。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盟国难以同时满足这两个维度。因此，衰落大国需要培养盟国的“接班”能力。对于那些具有强大军事能力，但在战略偏好上与衰落大国存在分歧的盟国，衰落大国应该采取和解策略（rapprochement），通过解决争端并对未解决的分歧做出有限的让步，弱化此类盟国对衰落大国的威胁感知，强化崛起国的敌对形象，提高双方战略偏好的兼容性。对于那些在战略偏好上高度兼容，但是军事能力有所欠缺的盟国，衰落大国应该为其提供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提供援助或实施旨在直接提高其军事实力的经济或军事交流。

随着英国衰落的加深和20世纪之交德国海军威胁的出现，英国海军于1905年初突然从西半球和东亚撤出。更渐进的地中海军事收缩也从1905 年一直持续到 1912 年。这种军事收缩虽然对于在北海对抗德国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某种补充机制来维护英国的重大海外利益。为此，英国寻求日本和法国的帮助，以分别确保其在东亚和地中海的利益。

之所以选取一战前英国海军军事收缩的案例，出于以下四点：（1）这一案例具有典型性，且既有理论都没有较好地加以解释。（2）在这一时间段内，英国同时维持了其他几个地区的军事承诺，与选取的案例形成了对照。（3）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盟友的各方面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提供了更多的观测样本。（4）英国一战前的境遇与美国当下的处境具有相似性，可以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提供镜鉴。

（一）英国的长期衰退

大约在1860年后，英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相对衰落时期。从 1870 年到 1900 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从峰值的31.8% 下降到仅19.5%。但这种缓慢的衰落几乎没有人察觉到，也没有迫使英国外交政策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调整，英国人保持着自满的情绪，直到被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所打破。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英国真正意识到大国地位的衰落，开始寻求对外政策变革。

（二）德意志的威胁

在1900年之交，英国的威胁对象主要指向法俄联盟。但在1902年之后，英国开始意识到德国的海洋和殖民野心对大英帝国的利益构成了潜在的严重威胁。随后，1904 年和 1905 年的一系列事件使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1904年的英法协约有效地排除了与法国的冲突，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结束了其对英国利益的任何直接威胁。到1905年5月，英国完全将德国作为其最直接的威胁。

（三）英国在东亚的提前、快速收缩

在地区重要性方面，东亚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尽管与中国有大量贸易，但东亚在地理上遥远，对英国的经济福祉并不重要。在俄罗斯的地区野心被日本挫败后，它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

在军事能力方面，日本海军在19世纪后期急剧发展。1901年，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军吨位等于俄国和法国的总和，甚至略高于英国的远东舰队。但此时东亚的安全格局仍然是多极化的，因此日本维持秩序的军事能力仅为中等。但1905年5 月，日本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其作为东亚优势力量的地位。

在偏好兼容性方面，早在1902年英日联盟缔结前，抵制俄国在远东扩张的共同愿望就使双方成为了天然的盟友。英日联盟缔结后，战略偏好的兼容性进一步提升。即使在英国的主要威胁感知转向德国之后，英日在遏制德国的东亚扩张方面仍然具有高度的偏好兼容性。

1905年日本区域能力的变化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年度观测集群，即1902-1904年和1905-1914年。

根据军事收缩的权力下放模型，从1902年到1904年，日本与英国的战略偏好已经高度兼容，但能力适中。自变量的这种配置可预测三种不同的结果。首先，由于日本的整体可利用性适中，英国的收缩应该在布尔战争后较早就开始了。其次，因为东亚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地区，英国的收缩应该是迅速的。最后，由于日本的偏好兼容性超出了其能力，英国应该提供能力建设援助。

1905年后，日本的军事能力得到提升，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观测集群。1905 年后，日本是一个仍然不重要的地区但可利用性很高的“接班人”。因此，根据军事收缩的权力下放模型，英国的收缩应该立即并迅速地展开。这些预测都与国际关系史的史实一致。

（四）英国在地中海的延迟、渐进军事收缩

在地区重要性方面，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的海军基地长期以来一直守卫着连接英国与印度和东亚的海上通道，英国近一半的国内食品供应都沿着这条航线运输。因此，该地区对于英国本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偏好兼容性方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一战前法德矛盾是极其尖锐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从1900年到1903年初，英法关系处于低点，且英国仍然敌视法国的俄国盟友。因此这个时间段内英法偏好兼容性较低。但英国对德国海军的日益恐惧导致了战略偏好的迅速融合，并促使法国和英国政府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争端，从而产生了1904年军事协约。鉴于此时英国仍然对俄国抱有敌意，因此英法的偏好兼容性仍为中等。从 1905 年开始，当英国的威胁认知与法国对德国的长期恐惧高度契合时，两国的偏好呈现出高兼容性。

在军事能力方面，法国在20世纪之交被视为中等实力的盟国。1902 年，法国的战列舰建造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列强。然而，法国在潜艇技术的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05年到 1912年，法国海军的能力逐渐增强。到1909年，凭借强大的潜艇部队和新的战列舰建造计划，法国开始获得对奥地利和意大利联合舰队的优势。此后，1911 年和1912年英法海军的一系列秘密会议导致整个法国舰队集中在地中海。法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能力及优势变得十分显著。

在1902年和1903年，法国是一个处在非常重要的地区、但可用性不高的盟国。因此，预计英国在寻求与法国和解的同时，会寻求后期的、渐进的收缩。然而，1905 年英国和法国威胁认知的趋同，改变了收缩的状态。从1905年到1911年，法国高度兼容且能力适中。因此预计英国将会较早地收缩，但仍然是渐进地，同时还将提供能力建设。

历史证实了这一预测。从 1902 年到 1904 年没有显示出有意义的裁员。但在 1905 年英法威胁感知趋同后不久，英国海军就开始从地中海收缩，然而，这次收缩比东亚的收缩要缓慢得多。英国从地中海撤军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发生在 1912 年，英法秘密军事会议推动了英国的撤军，这种撤退是在7年的时间里逐渐实施的。

表1：英国海军收缩差异分析（余嘉荣 译制）

校对 | 王嘉琪 余嘉荣

审核 | 李源

排版 | 丁岚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