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汉奸”骂名以死殉国！将军血洗污名

北京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一条叫佟麟阁路，一条叫赵登禹路，还有一条叫张自忠路。

三位将军都经历了“七七事变”，命运却各不相同：佟麟阁和赵登禹将军英勇捐躯，张自忠却在这场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的战事中背负“汉奸”骂名。

将军不自辩，以血洗污名。

此后三年间，张自忠将军率部战淝水、战临沂、战徐州……直至随枣会战中，以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之职，身先士卒，冲杀敌阵，身负八创，战死沙场，时年49岁。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十万民众为他扶灵送行。将军葬于重庆市北碚雨台山麓，山名改为梅花山，借史可法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衣冠于岭之义。是以张自忠又被称为“梅花将军”。

也正是凭着梅花一样傲雪凌霜的铮铮铁骨，张自忠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

北平门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宣告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日本侵华，从东北而来，为什么“七七事变”的枪声却在北平西南响起?

日军正式驻屯华北始于《辛丑条约》，分布于北平使馆区及战略要地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起初总兵力两千余人。其驻屯军司令部位于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张园。

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七七事变”前30多年间，日本不断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这支侵华日军，在各驻守地耀武扬威，像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时时威胁着华北地区的安全。

1936年4月，日本内阁向华北增兵，首次在北平派驻一个旅团，其第一联队驻丰台。自此，他们与守在丰台一带的29军37师冲突不断。

当时蒋介石认为，“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让驻守华北的29军军长宋哲元“维持华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29军与日军的每次冲突，几乎都以29军道歉、让步了结。直至1936年9月，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丰台，丰台遂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北有关东军驻扎在热河的重兵，西北面是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武装。这样，位于西南的宛平城便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是门户上的插销。

日军选择卢沟桥作为全面侵华的开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为29军士兵。背上的大刀是29军最显著的标志。

29军一直被国人视为抗日最坚决的部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一首《大刀进行曲》，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

在1937年春天，为了回应日本华北驻屯军日益频繁、嚣张的演习挑衅，29军军长宋哲元在南苑搞了一次阅兵，请各国驻华的公使和武官来观看。部队走完分列式后，宋哲元对他们提了个问题：“我们当前的敌人是谁?”

部队整齐划一，毫不顾忌主席台上的日本外交官：“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此话一出，主席台上的外交官们面面相觑。日本人给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这支抗日最坚决的部队，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中却有些尴尬。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29军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瓦解。而此战中助蒋有功的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遂由他出面收编了西北军残部。

29军改编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军队，但既不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之后，29军先被派驻察哈尔，继而在长城抗战打出名气，拱卫平津，这才有了自己的地盘。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关东军扶植汉奸殷汝耕为首的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对实际控制冀察平津的29军，日本也想如法炮制，不断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挂牌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

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几方角力妥协而生的机构，其实是个政治“怪胎”。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派到29军的政训处长宣介溪的说法，“这个畸形组织之设立……完全是为了应付日军和勉力保持国土完整，不得已而产生……在骨子里虽然是为中央推行政令的特殊机构，但在外表上，则显然被认为是日本使冀察特殊化的一个傀儡政权。”

在日本人眼里它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它是地方政府，看上去“大家满意”。实际上，这个两头买好的机构，两头都不满意。

南京政府不满意。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政府，但用人权、财税权等均掌握在宋哲元手里，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和宋哲元从未真正互信，而是互相猜忌。蒋介石始终担心宋哲元有一天会真的宣布“自治”。

日本人也不满意。宋哲元主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采取的策略是“让小利保大局”“不说硬话、不办软事”，终不能让日本掌控。不过，日本人确实把手伸进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人员构成除了抗日坚决的29军主要将领，还不得不掺入了大量的“亲日分子”。这些人成了平津沦陷后臭名昭著的汉奸。

张自忠，这位29军的二号人物，就被外界视为最大的“亲日分子”。

“识大体创大局”

张自忠是在担任天津市长的时候被贴上了“亲日”的标签。

张自忠的这个天津市长，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在咄咄逼人的侵华日军面前，这个市长要么“亲日”，要么下台。

上一任天津市长萧振瀛就是这样下台的。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冀察平津四地的行政长官，皆由29军将领担任。29军总参议萧振瀛当上了天津市长。萧振瀛是给宋哲元出谋划策的“智囊”，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机构，很大程度上就是萧振瀛设计出来的。宋哲元让他当天津市长，大概是觉得他的智谋能对付日本人。

出乎宋哲元和日本人意料的是，萧振瀛不但有智谋，胆子也大得出奇。

在策动“冀察独立”阴谋的同时，日军也试图通过冀察政权实行经济侵略，以“经济提携”为名，提出包括修路、开矿、关税、通航和收购棉花等诸多条款。

萧振瀛出面谈判，抵制、敷衍、拖延……各样办法用尽，大多数条款达不成合作。有一次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面对面谈判，萧振瀛直接把对方底牌给掀了：“你们这不是合作，是经济侵略。”土肥原贤二恼羞成怒，掏出手枪摔在桌子上。

萧振瀛丝毫不惧，也掏出了枪：“要动手决斗吗?咱们外边解决，不死不休。”

土肥原无可奈何，只能收回了枪。据说，事后土肥原对人言：“萧振瀛胆大如斗。”

这样一个“有勇有谋”、又不合作的天津市长，日本当然无法接受，频频向宋哲元施压，萧振瀛被迫辞职。

日本人想安排死心塌地的汉奸齐燮元接任天津市长，宋哲元和南京政府都不答应。宋哲元在29军将领中找来找去，决定让张自忠去当天津市长。

张自忠在担任天津市长时的戎装照。

张自忠的确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

宋哲元信得过张自忠。两人都出自西北军，不过在西北军中交集并不多，宋哲元的这份信任源自西北军溃败之后。

整编西北军残部时，张学良最初看中了张自忠，“预备把晋南所有西北军的残局交给张自忠来收拾”，因为他统率的部队尚存五千多人，是最完整的部队之一。张自忠却推荐了宋哲元：“我的资望浅，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驭众，宋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资深望重，是位忠厚长者，我们都愿归宋先生领导。”

张自忠没有拥兵自重，不贪恋权位，由此得到了宋哲元的信赖和倚重。虽为38师师长，却是29军实际上的二号人物。

张自忠也靠得住。天津市长是与日本打交道的关键人物，宋哲元需要一个既能与日方接近，又不致投敌卖国的人从中周旋。

和29军大多数赳赳武夫的将领不同，张自忠素有儒将之称，为人处世老成持重，能够“识大体创大局”。

据38师113旅旅长刘振三回忆，“选人出任市长……叫张自忠将军到天津对付日本人，希望暂时维持和平，不要出事……那也是宋先生政治手段的运用，好应付日本人。”

还有一点，张自忠出任天津市长，日本人也可以接受。

其实，张自忠“亲日”的标签，最初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给贴上去的。日本拉拢宋哲元的图谋已有时日，却未见效果，于是开始尝试分化29军。张自忠在29军的特殊地位，自然是日本“必须用千方百计来争取的对象”。时任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的秦德纯曾回忆，“日方迭施狡计分化29军，阴谋宣传把张将军造成亲日傀儡。”

张自忠很清楚到天津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曾向自己的顾问和秘书长马彦翀道出忧虑：“深恐将来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成为团体之罪人，国家之败类，朋友不以我为人，朋友均以我为耻。”

但在宋哲元的坚持和劝说下，张自忠还是到了天津。甫一上任，他就发表声明：“余幼读经书，略知春秋大义，自忠不做对不起国家民族及张氏祖宗之事。”

这份就差明说“不做汉奸”的声明，最终也没能左右舆论。

当上这个与侵华日军直接接触的天津市长，张自忠要“维持和平，不要出事”，就不得不虚与委蛇，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不得不退让、妥协……整个29军，对日军都是横眉立目，唯独张自忠，与敌酋往来酬酢，相谈甚欢。媒体报道中的他，“貌益恭，词益卑，若甚畏之;倭人有所求，小事可许者，辄慨许，若献媚然”。

1937年四五月间，即“七七事变”发生前两个月，张自忠率代表团到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正值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全国抗日气氛高涨，张自忠一下子陷入舆论漩涡，千夫所指。

其实，日本本来邀请的是宋哲元。宋哲元担心，日本若在此行期间提出什么要求，以他的身份没有转圜余地，这才安排张自忠赴日。

在日期间，张自忠已经深感此行影响不良，所以言行非常谨慎，唯恐授人以柄。

刚到日本不久，正赶上在名古屋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开幕式，组织者请张自忠前往中国馆举行揭幕典礼，但在中国馆对面却设有伪满洲国展馆，并悬挂伪满国旗。张闻后大怒，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否则“就立即回国”。最后迫使日方答应关闭了该馆。

但是，日本对张自忠在日活动的报道却另有渲染，说他是“和日的地方派”首领，对此行“至为满意”“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大哗。甚至他所在的38师老部下，也有人直接问他，“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张自忠沉默良久，而后严肃地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

谈判“表演”

1937年7月7日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的人叫清水节郎，他是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

这一天的夜晚，怎么可能寂静?

清水节郎能在漆黑的夜幕下看到宛平城和中国士兵，是因为他正率领日军在宛平城旁的卢沟桥进行着演习。

将近午夜时，清水节郎向上级汇报的内容，成了日军挑起“七七事变”的借口：日军演习过程中，听见驻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发枪数响，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军队拒绝。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归队了。有人说他是摔了一跤，摔晕了，有人说他是去上厕所，结果迷了路。但这名士兵已经归队的消息，清水节郎和率部赶来增援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没有再向上级报告。

7月8日凌晨，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战事激烈，昭示着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在卢沟桥旁爆发的这两天战斗，在29军做出一些妥协、让步后，似乎能和平解决了，就像宋哲元处理此前与日军冲突时的方式和结果一样。

然而，“七七事变”终不是29军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冲突或战争能对比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宋哲元甚至不在北平。

1937年2月，宋哲元回了山东乐陵老家，名义上是为父亲修墓，实际上是躲避日军的纠缠。

蒋介石要他“维持华北”，日本人逼他“冀察自治”，宋哲元在夹缝中周旋隐忍，艰难自保。可是隐忍与周旋并未换来安宁，特别是1936年日本增兵之后，中日冲突越来越多。宋哲元被日军的步步紧逼搞得烦乱不堪，干脆回老家躲清静。他不在北平的时候，与蒋介石的沟通联络主要交给秦德纯，更挠头的与日军交涉，则主要由张自忠出面。

“七七事变”爆发当日，张自忠“正在北平患痢甚重”。他本就是29军与日军交涉的主要负责人，秦德纯是北平市长，冯治安是与日军直接爆发战斗的37师师长，这三人当即成了事变处置的核心。

南京国防部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后来有书面报告记录：“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

于是，29军展开反攻，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一度伤亡较重，遂派人多次交涉，双方都表示应努力不扩大事态。这才有了9日的口头协议。

7月11日下午，宋哲元从山东老家赶了回来。不过他既没回北平，也没按蒋介石的要求到保定指挥作战，而是直接到了天津，显然是奔着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谈判交涉而来。12日，宋哲元在天津发表声明，声称自己主张和平，他说：“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随后，他派出张自忠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与日方谈判。

1937年7月19日，宋哲元(中黑衣脱帽者)回到北平。

张自忠早被打上了“亲日”的标签，此说遗毒甚深。南京政府派驻平津的官员、情报人员，在向南京汇报事件进展的电报中，多有“张(自忠)等力主和……对日外交处处让步，藉巩地盘”“冯(治安)等力主战，对日绝不让步”等语。

特别是张自忠作为主要谈判代表之后，29军与日军的几次谈判，确实是一步步屈辱退让，几乎让他坐实了“亲日派”的身份。但张自忠是谈判代表，执行的是宋哲元的和谈条件。若说失策，也只能说他和宋哲元一样，一门心思“求和”，没有下定决战的决心，也没有做好决战的准备。

反观日军，野心早已深种，战争机器加速运转，所谓谈判，不过是他们的障眼法。

就在宋哲元抵达天津的第二天，新上任的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到了天津，接替病危的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香月清司在其回忆中曾表示，他到天津是跑步进行战争准备的。

当天下午3时，香月清司召集主持驻屯军全体人员参加幕僚会议，讨论战争行动计划。在这个会议上，香月清司发出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讨论决定了日军对29军各部队的作战具体步骤。

同一天，800余名日军乘战车、炮车和载重车，由通县进驻北平。10列运载着日军的兵车分载着各种部队、装备、弹药等，由山海关陆续向华北开进……

谈判，并没有因为这些目的明确的军事调动停止。

进攻受挫了，谈判;增援重兵因大雨迟滞，谈判;兵力部署未完成，谈判……

日本内阁确定发动全面侵华，华北驻屯军密电驻平武官今井武夫：“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即便是这样，他们的谈判“表演”也没有停止，甚至还在停战条件上继续加码，好让谈判更艰难以便延续：让宋哲元出面道歉，要求处分的29军责任人由团长上升到师长冯治安……

直到日军完成了对29军致命一击的所有准备。

战壕中的29军大刀队。

城破之日

7月25日，日军又在廊坊挑起了战事。

廊坊守军是29军226团，隶属于张自忠的38师。因为“七七事变”之初，日军的攻击主要集中于冯治安的37师，再加上张自忠久被看作“亲日派”，民间一直有“37师打，38师看”之说。这实在是冤枉。226团面对日军，同样打出了高昂斗志，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按照团长崔振伦的回忆，这场冲突起因是日军的一列兵车开向廊坊。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让日军经过或者进站，不能出站进入廊坊市区。但日军非要在廊坊出站台宿营。在日军蛮横地紧逼下，226团把刚出火车站的敌人压缩在狭窄的战区里开了火，一度胜利在望。然而，26日清晨，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廊坊，使得短暂的胜利彻底改变。

26日夜间，在轰炸廊坊一整日后，香月清司亮出了底牌，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在27日中午前退出北平。此时此刻，再没人相信，谈判可以解决华北问题了。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要求，发布了守土抗敌的通电。

27日中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主动进攻，冯治安指挥的37师和赵登禹指挥的132师主攻丰台;张自忠带领38师主攻天津海光寺。然而，这个作战计划还没有来得及细化方案，日军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七七事变”中，进攻丰台南苑的日军。

7月27日深夜，南苑战事打响。

香月清司拿出了整整一个主力师团(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军)加一个步兵联队(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旅)，全部用来攻打南苑。

南苑是29军在北平城南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锁钥，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北平就完全变成了日军的掌中之物。

宋哲元也深知南苑的重要性。他此前刚刚命令，原驻河间、大名的赵登禹132师进驻南苑，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

法国《画报》拍摄的“赵将军检阅刚刚在华北与日军作战过的部队”，“赵将军”很有可能是赵登禹。

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却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赵登禹到达南苑时，急于赴战的他只带了一个团，主力尚在涿州，而37师所部正在撤离。此时南苑的守军，把副军长佟麟阁率领的军部人员和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团都算上，也只有7000余人。

天上，有日军飞机在狂轰滥炸，地上，占据了人数和装备优势的日军四面围攻。南苑守军仓促应战，指挥和通讯系统都被摧毁，虽殊死血战，终难支撑，在一片混乱中分散突围。

28日，南苑失守。

在北平的宋哲元，进退维谷。“求和”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碎;决战已失先机，29军可能彻底被击溃，连老本都丢失;弃守平津，无法向南京政府和国民交代。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赵登禹、佟麟阁牺牲的消息传来，他彻底崩溃，大喝道：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宋哲元和29军高级将领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内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互有出入，但可以大致还原当时的情形。

宋哲元最终决定弃守平津，撤往保定，留张自忠在北平维持局面并继续与日军交涉，随即写下手谕，委任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等职。

时任29军政训处长宣介溪是南京派到29军的，他的回忆比较客观，可以补充一些细节。张自忠看到手谕后，“坚不接受”。最后宋哲元说，29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呢?张于是“哭着受命”。

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1937年7月29日清晨，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煎熬一夜的北平市民发现，枪声终于停了，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洞开，四周一片静悄悄，不见中国守军一兵一卒。

住在西单的朱自清，一早出去买报，街上“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作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也有北平市民投稿《申报》，记录这一天的北平：“这一座庄严的古城已经失掉美丽而可爱的面孔了，死气沉沉的，好像丧失了它的灵魂……西单大街的沙袋已经撤了，宣武门、和平门、西直门以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了，任着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无论是汉奸和盗匪都在任意的活动，国家统治的力量已经失掉了，变成了无政府的状态，29军退却了吗?”

29军退却了!宋哲元已经带着主力到了保定。留在北平的张自忠成了北平市长，他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

在人们眼里，这是一个伪市长!

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讽刺他“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最早报道“七七事变”的《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一文，颂扬不与日军合作的段祺瑞和吴佩孚，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脱险

正在检阅部队的张自忠。

送走宋哲元等人，张自忠独自留守北平，开始了他一生最为艰难而备受非议的时日。

举国唾骂“汉奸”，却很少有人知道，张自忠是做了牺牲的准备留在北平的。

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回忆，张自忠“一面以遗嘱电天津家属，嘱托家事;一面电我及公安局长李文田(38师副师长)，略谓：‘我们都受了国家豢养多年，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职责，方对得起国家……我以身许国，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把握时机。’此将军早有抗战决心，且即以身许国也。”

张自忠开始疏散身边人员。

宋哲元留下协助张自忠的平津军政要人，多数有“亲日”背景，只有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可以完全信任，他和张自忠共事多年，给张自忠做过多年参谋。张克侠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张自忠留平的当天晚上，就通知张克侠让他安排从南苑撤到城内的军部人员马上转移。而张克侠不但安排了这些人，还紧急通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使刘清扬、张友渔、杨秀峰等众多抗日骨干及时转移。

最后留在张自忠身边的，仅副官、参谋、勤务等六七人，他几乎是成了北平孤城里的“光杆司令”，却要维持北平局面，还要继续与日军交涉。

这时候还能在北平维持什么局面呢?临时授予张自忠的这些职务，全都已经有名无实，无非是做出没有放弃北平的样子。但是张自忠还是要苦心孤诣地去做这个样子。他一边尽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种要求，拖延时间，一边通过熟人和红十字会，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尸体，分散隐蔽伤员，并专门接济安置留平军属……

7月29日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张自忠马上公告，把委员会中撤离北平的秦德纯、戈定远、萧振瀛等八人“一律开缺”，代之以江朝宗、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等八人。新的委员中多数是亲日分子，如江朝宗、潘毓桂等人。张自忠或许觉得，一个掺入更多“亲日分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能够被日军接受，以代表中国地方政权存在并行使职责。

但是日军早就打算一脚踢开这个隶属于南京政府的行政机构了。7月30日，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爪牙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成立，江朝宗赫然成了“维持会主席”……

对还在徒劳维持中国地方政权的张自忠，日军提出了两个“方案”，要求张自忠“按照冀东模式，成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或者同意“冀察同中国分离出来，合并到满洲”，此外，还要求“取坚决立场对付南京”，即公开通电反蒋。遭到断然拒绝后，“日方重要人员”于8月4日谈话称，对张自忠“已不信任”。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与张自忠打过多次交道。张自忠留平后，曾尝试与其进行联系交涉，而香月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张自忠通知本官称，宋哲元命其代理冀察政府长官。本官不禁愕然，立即下令加以逮捕。”

张自忠留在北平的使命已经完全没有继续的可能，遂于8月6日公告，托病辞去了所有职务，并以就医为名，躲进位于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

医院进出人员多，住下去难免被日军发现，所以没住几天，张自忠就安排副官廖保贞，找美国友人福开森设法营救。

福开森当时已经侨居中国50多年了，对中国抱有深厚感情，当即应允。不过，福开森也没有把张自忠救出北平的办法，只能让他先住到自己礼士胡同的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

张自忠在福开森家里出不了门，度日如年中，想起了一位颇有神通的天津商人。

这个天津商人叫赵子青，在平津有深厚人脉，交际圈连通黑白两道、国内国外。他甚至能帮29军进口军火。

副官廖保贞秘密去天津，找到赵子青，说明来意之后，赵子青答应想办法。他找到一位侨居天津的美国商人“甘先生”，这位美国商人经常自驾车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对平津间的交通很熟悉。赵子青与“甘先生”反复商议了营救办法和营救路线，由廖保贞负责暗中布置，往来传递消息。

1937年9月7日，凌晨4时左右，张自忠在福开森家里换了一套工服工帽，打扮成工人的模样，自礼士胡同走到马路边。

“甘先生”驾车接上张自忠，趁着天色未明，汽车急驶到朝阳门。守门日军检查，看到美国白人开着车，副驾驶上的人看上去是个工人助手，未做怀疑，放行了。

逃离日军封锁的北平城，到天津必须经过通县。而通县的各个城门，都有日军把守，对进出车辆和行人都会严格盘查。好在甘先生对道路熟悉如斯：将车开进了一座教堂，穿过教堂，进入了通县县城，躲过了日军的盘查。

汽车沿着通县街道快速驶上通往天津的大道，一路上再没遇上麻烦，顺利地驶抵天津。

天津也已沦陷，张自忠在这里没能久停，在法租界的家，也只回过一次。女儿张廉云那年14岁，她记得，“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荩忱”之意

9月10日拂晓，张自忠化妆搭乘英国商船，经渤海南下烟台，到济南投奔了同出西北军的韩复榘。在济南，他终于联系到了已经转战津浦线的宋哲元。宋哲元立即派秦德纯赴济迎接，并让秦德纯陪张自忠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这一路，让张自忠知道舆论对他的误解有多深。

韩复榘不信任他。虽有同袍之谊，在济南招待客气周到，却派人监视起居。赴南京时，韩复榘又派人随行，形同押解。

火车经过徐州站，一群热血学生不知怎么获知了张自忠的行程，在站台上呼喊口号，要捉拿“汉奸张自忠”。张自忠自认无愧，欲出面分辩。秦德纯不想惹麻烦，硬把张自忠推到别的车厢，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安抚过去。

等到了南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南京政府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平津守地”，已将其撤职查办。

蒋介石倒是没有过分责备张自忠，但他对张自忠没有再做安排，只说让他在南京休养，实际上是投置于闲散之地。

宋哲元对张自忠羁留南京一直不放心，几次给蒋介石写信、发电报，要求其准予张自忠归队。又通过冯玉祥、程潜、李宗仁等军界元老向蒋介石进言、作保。两个月后，蒋介石这才同意张自忠重回宋哲元部。

此时的29军，已经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辖59军、68军、77军三个军。三个军的番号并不相连，只为取首尾两数相加都应“七七”之数。其中59军是38师扩军而来，军长由宋哲元自己兼任。

张自忠归队时，宋哲元亲自迎接，并陪同他到部队巡视训话。宋哲元多次向所属官兵说明：“张自忠留平是我的主张，是为掩护部队安全撤退。59军军长未派他人，就是给他留着，现在他回来了，就叫他当军长。”

张自忠则说：“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从那时起，“死”这个字，就频繁出现在他的话语和笔端。

此后三年间，张自忠率部战淝水、战临沂、战徐州……一直战斗在抗战第一线，每次战前他都要写下遗书性质的信件，回来的时候再把信撕掉。每一仗都抱定“以死报国”的决心，每一仗都打得英勇悲壮。

直到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他留下了两封再也不会撕掉的遗书。

战前，张自忠写亲笔信动员全军：“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战中，张自忠给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信，汇报作战计划之后写道：“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是役，张自忠部在日军优势兵力下，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他亲自带着警卫营和一个团约两千人，冲入最前线，以重整部队、鼓舞士气。

血战数日，局势有所好转，但日军根据张自忠指挥部频繁的电报往来，确定了他的位置，遂集中兵力、火力，三面包围猛攻。

5月16日午后，警卫营已经伤亡大半，张自忠的右肩被炮弹炸伤，左臂被子弹击穿。部下几次让他突围，张自忠却命令为数不多的警卫，掩护指挥部的非武装人员撤退。他说：“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胜利前进无已，败则以死继之!”

战至最后，张自忠身边仅剩数名贴身卫士，重伤之下，他犹自持枪射击不止。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扫射，张自忠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

张自忠殉国时，副官马孝堂是离他最近的人。马孝堂也重伤昏迷，后被老乡所救。可惜可叹的是，马孝堂最终伤重不治，逝前讲述了张自忠将军殉国的具体情形：

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满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此时，日本人步兵冲到我跟前，端着刺刀向我捅来。总司令眼睛一瞪，怒吼一声站起来，用手握住敌人枪身。这时日本人一颗子弹从他小腹穿过，总司令向后一坐，紧接着又有一颗子弹从他右腮下射入……

而日军方面的战报记载，从敌人的视角印证了马孝堂的描述：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以军人最英勇的方式牺牲于战场的张自忠，得到了日军的尊敬。他们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并竖立墓碑“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16日夜间，59军38师师长黄维纲亲率便衣队将张自忠忠骸抢回。重新装殓时，同袍们发现，张自忠身中七弹，腹部还有一处刺刀伤!

张自忠曾说：“他日血流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他用自己的鲜血，诠释了“荩忱”之意。

将军遗体被运往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安葬，路经宜昌时，十万军民恭送灵柩至江岸，其间日机三次飞临宜昌上空，但祭奠的群众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布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举国震动并为之哀悼。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称赞张自忠“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40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安葬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抗战胜利后，北平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这是一条英雄之路，英雄的名字和精神，永远镌刻在这座城市。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编辑：任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