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谈那些比较政治学大家：摩尔、亨廷顿、林茨、达尔、斯科特

编者按

本文来源于豆瓣读者尹月的读书日记“比较政治学家系列”。此系列取材于Gerardo L. Munck 和Richard Snyder所著的Passion, Craft, and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阅读该书，不仅仅是了解20世纪西方比较政治的那些大师的极好路径，而且对年轻的学子的激励作用也必定会很大；不仅仅可以极为清晰的感受到50年代之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演进脉络，也随时能够体会这些学者对学术的那种“天职”般的自我定位与勤奋进取。

Barrington Moore, Jr.

（巴林顿・摩尔）

语言能力惊人。他在大学里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德语。后来为了搞俄国研究，又抽出一年时间专门学习俄语。摩尔认为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可以匹配其智商的语言。他还强调，若要成就顶级的历史研究，掌握研究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是重中之重。“我在不懂中文和日文的情况下写作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后来者不可能再这样做。”

摩尔承认和Folkways (Sumner1959)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吐槽Sumner不是优秀的老师和研究者。

事实上，在摩尔眼中，再声名卓著的学者都有一大堆毛病。

阿伦特。“我不喜欢她，尽管她非常喜欢我。我认为她研究极权主义的著作十分蹩脚（pretty junky）。她只研究了德国，却对俄国和中国视而不见。我记得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开篇时，为其胡言乱语而震惊。她不值得被重视。我认为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更重要。”

黑格尔。“他有几个好点子。你不可能写了那么多页废话也写不出点聪明的东西。我认为黑格尔著作中有价值的部分都可以用远为简洁的方式加以表达。他华丽的修辞没有增加任何价值。”

韦伯。“我挺崇拜韦伯。不过，如果你严格一点的话，完全可以摧毁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1958c)并不是很好的经验性研究。有关宗教的系列研究 (Weber1951, 1958a, 1967)是他最好和最有趣的著作，但也说不上杰出。至于韦伯的方法论，帕森斯欣赏得很，我认为全无价值，把它仍在一边。这就只剩下他的经验性研究了，但除去《新教伦理》，还有什么呢？”

摩尔实在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当被问及在哈佛执教的经历对他而言是否重要时，他说，“重要，但并不是关键性的。只要有图书馆，我不在乎别的。”他承认《单向度的人》作者马尔库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不过这段友谊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极少见面，所以才不至于杀了对方”。他还在访谈中数次不客气地吐槽提问者 Richard Snyder：“你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或是，“坦白说，我拒绝回答。让其他人去想吧。”

最后，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是在一艘船上写就的。摩尔喜欢这种写累了就钓钓鱼看看风景的生活。相比这部人尽皆知的作品，达尔（Robert Dahl）更推崇他的Soviet Politics (1976)，而摩尔本人则为出版于1978年的Injustice未能获得预期中的关注而愤愤不平了二十多年（访谈进行于2000年）。

最后的最后。整理到这里，已经开始觉得摩尔也是可爱的老头，但这并不妨碍我读到Juan Linz评论摩尔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unsatisfactoryand misleading（不恰当和有误导性）时哈哈大笑，觉得Linz多少替阿伦特，黑格尔和韦伯报了仇。

Robert A. Dahl

（罗伯特・达尔）

受谁影响最大：柏拉图，卢梭（《社会契约论》），马克思和熊彼特。达尔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与柏拉图，卢梭和马克思进行“想象中的对话”（imaginary dialogue）。还有韦伯的ideal types。达尔在《多头政体》中将“民主”视理想型而“多头”视为非理想型显然是受到韦伯影响。

语言能力：能阅读法语，德语，听说欠佳。但能听读意大利语。

老头热爱学习。在他执教耶鲁后，发现自己数学不行，就选上了一门开给本科生的数学课。他还听了好朋友，经济学家James Tobin开的统计课。不过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永远无力掌握第一流的统计技巧。

最好的朋友：Rokkan, Karl Deutsch, Lasswell, Almond（全是大牛）。其实出身阿拉斯加小镇的达尔性情宽厚，朋友遍天下，每个人提到他都赞不绝口，和上次八过的Barrington Moore的性情完全不同。当然Moore是富家子弟，而达尔的童年则在大萧条中度过。他说，如果伴随你成长的玩具是用扫帚把做的，你对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都会多少有所感激。

达尔从耶鲁获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参军。他估计自己是整个军区仅有的几个拥有大学学士学位的人，更是唯一一个Ph.D。在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的这段时间里，达尔辗转德国与法国，他开始明白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阅读，写作，和谈论思想。他决定，如果能活下来，就要成为一名学者。

关于大名鼎鼎的多头政体(Polyarchy)模型。老头略得意地表示，participation和opposition这两个dimension构成的模型比Rokkan复杂的四元模型简洁精确，使之流传数十年而不朽。当然他也在访谈中谦逊地表示，没想到这本书会具有如此影响力。我当然也看重自己其他的著作，达尔说，著书有点像自己的孩子，你爱他们每一个，但原因各不相同。

达尔行文以清晰著称。他喜欢以问句形式开始论文或著作。Who Governs?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Constitution? 等等。

关于民主的前途。研究民主问题超过50年的达尔说：近来我开始不同意托克维尔的观点，他在《美国的民主》下卷中论述道，民主很有可能沦为侵害基本权利的暴君统治，这太悲观了。如果你观察一下民主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平民的权利实质上有所增加，而非相反。

最后，达尔在前往罗马进行实地考察后，开始对比较政治学产生兴趣。他鼓励学生周游世界，与来自学术界以外的人交往，并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战争与和平》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另外，关注真正重要和有趣的问题，他说，我读了一些发表在APSR上的论文后问自己，作者真的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最后的最后，永远对学术保持热情，永远，这会支撑你一直走下去。

Juan J. Linz

（胡安・林茨）

写到我最喜欢的林茨了。这人是个话痨，回答问题时长篇大论，因此他的这篇访谈长度在全书15位学者中名列第二——第一位是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Alfred Stepan。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两人面对面坐着，嘴上唠着嗑，笔下生着风地就把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这样杰出的著作写了出来。

林茨的成长经历十分复杂。他生于德国，长于西班牙，受系统的社科训练则是在美国，受Merton，Lazarsfeld和上次写到的达尔影响颇深。他还曾担任Lipset的研究助手。另外林茨对韦伯如此敬慕以至于他说：每当我开始对某个课题展开研究时，我都要翻翻韦伯的著作，看他曾说写过些什么。

林茨学识渊博，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无一不通不精。下面，我要不厌其烦地摘引一些学生、朋友和同行对他的评价。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林茨关于韦伯和马克思的课程对他影响至深；Philippe Schmitter说林茨拥有百科全书一般的知识储备。“我记得我们俩曾在一家小饭馆聊了两个小时”，他说，“我现在还能找到那家饭馆——林茨当时谈论了他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概念。”Alfred Stepan回忆道，一天，我看到几个我很喜欢的同学跑着穿过校园。我问：“你们去哪儿？”他们说：“去上林茨的课！（To Linz!）” 我问：“谁是林茨？他教什么？”“一切！（Everything!）”于是我跟着他们去了。如果你上林茨的课，你就能了解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每一个欧洲国家。David Laitin说，我读过林茨的全部著作。他这个人棒极了。他会在晚上11点给我打电话说：“我没时间给你写信谈你的研究，就趁现在来谈谈我的想法吧。”然后我们会聊上1个半小时。

林茨通常是这样上课的。他先讲三个小时课（10－12点或11-1点），然后去吃午饭，学生们往往跟随在他身旁一同用餐，林茨便再讲两个多小时，多半于4点结束。一大群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应有尽有——再跑到附近的酒吧继续讨论。这套流程被誉为“Doing a Linz”。他谈到自己非常喜欢教学，指导博士论文是他工作中最重要和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在他指导的6、70篇博士论文中，近40篇得以出版成书，书中主题涵盖了30个国家。

林茨对学生的要求。大量阅读，读得越多越好，而且切勿被自己的专业所束缚；多学几门语言；有意识地为把博士论文出版成一本重要的著作做准备。

林茨通常是这样构思文章的。根据Stepan的回忆，他们把需要的书籍、杂志、手稿或调查数据摊在地上，以便随时查询。地上的书册太多了，常被他们踩得一片凌乱。这时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他们终于坐定在地图和数据中间，林茨偶尔会抬起头来微笑着说：你知道，他们付钱让我们干这个（You know, they pay us for doing this.）。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有点泪奔的冲动。

林茨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写文章也是洋洋万言。如果编辑约他写一篇期刊文章，他动不动就写到80多页，杂志根本没法发表。他还一遍遍修改，力求完美无瑕，编辑得动用武力才能把稿子从他手里夺下来。

林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系统定义了威权政体。他在谈到如何区分极权政体的特征ideologies（即拥有意识形态）和威权政体的特征mentalities（指领导人的心态想法）时说：意识形态的存在十分明显。在纳粹统治时期，你在结婚时会收到来自市议会的礼物：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但如果你到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寻找弗朗哥的著作就没那么容易了。没什么人读他的书，绝大多数书店也不卖。整个系统不再依靠意识形态来运作，这就是威权与极权的区别之一。

“社会学家经常被人诟病为马后炮或无力解决问题”，林茨说，“的确，当一个西班牙政客问我，’如果平定巴斯克地区的混乱？下个月的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的回答只能是我没有解决方案，也不会一夜之间出现奇迹解决问题。”接着，他机智地说，“可是当你从医生处获知自己得了绝症而医生无能为力时，你也不会去质疑医生啊。”

林茨认为自己如果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或许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因为如今的期刊发表的文章大多篇幅有限，而我喜欢洋洋洒洒地写文章”，他说，“我在方法论上也过时了，够不上如今的标准；加之我的论文的描述性和历史性太强，现在的文章往往假设简单，议论精简。”好吧，让我们庆幸林茨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呱呱坠地，为后代学人树立了学者和教师的标杆。

Samuel P. Huntington

（塞缪尔・亨廷顿）

亨廷顿这篇访谈在全书中篇幅最短，只有二十来页，相当于上次写到的林茨访谈的三分之一，所以可提炼的八卦也不多。他回答问题简洁精炼，对某些质疑多抱有不屑一顾的态度。比如，当采访者问及“你的哪些想法和著作被忽视或被错误诠释”时，亨廷顿回答“它们全部都被错误诠释了”（All of them have been misinterpreted），其高冷态度一览无遗。

在亨廷顿博士二年级时，他就读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Bob McCloskey表示可以给他提供教职，前提是在课程期间完成博士论文。于是，亨廷顿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博士论文。

亨廷顿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和安全问题等等。但他认为自己不管在哪个领域都算不上专家。这里我想起柏林将不同类型的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狐狸博而刺猬精。从亨廷顿对自己的描述来看，他无疑是狐狸型的学者。

亨廷顿对学界重视的方法论问题不以为然。当他对一个问题产生兴趣时，他主要通过大量阅读(而非田野调查等手段)展开研究，并且试图通过“经验性概括”（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对该问题进行把握。很自然的，他不认为自己是“科学家”（scientist）——“那是用来称呼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的”——而是“学者”；“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是个“不幸”的学科名称，Politics无疑更恰切。

亨廷顿认为教学很重要，但他与学生的“合作”在于帮助学生完成论文，而从不需要学生协助收集和分析数据。他认为好学生最重要的特质是勤于思考。亨廷顿不无遗憾地指出，如今的政治系学生比起30年前的学生更谨慎保守，不愿轻易涉足重大问题，至少在哈佛是这样。

“为什么要把宝贵时间用在解决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呢？”当采访者提出当今学界的趋势是以更科学的方法研究更具体的问题时，亨廷顿这样答道。

最后，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经结束，但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主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谈到中国，认为即使西方式民主不易出现，但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包括对讨论、辩论和竞争的容忍度一定会在未来数十年中大大提高。亨廷顿已于2008年逝世，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Arend Lijphart

（阿伦・利普哈特）

利普哈特于1936年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小镇。处于德军占领下的荷兰弥漫着恐怖气氛。利普哈特的小妹因医药短缺不幸夭折。他母亲在战后表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自己一定会选择自杀。利普哈特因此终生疏远暴力，着力研究民主与和平。

1958年，利普哈特来到耶鲁，成为政治学系的研究生。他深受Gabriel Almond 和Karl Deutsch两位老师的影响，并选择前者指导自己的博士论文。利普哈特当学生时没有上过罗伯特・达尔讲授的美国政治课程，但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两位民主研究学者注定交往频繁。利普哈特对达尔评价很高，认为两人的研究具有众多共通之处。

耶鲁政治学系在50年代便开设了统计学等方法论课程，令利普哈特终身受益。在访谈中，他承认自己对统计学的了解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读不懂如今政治学期刊上采用复杂统计方法的论文。但这并不妨碍他撰写大量采用计量方法的《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Patterns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等著作。“我使用的都是基本的相关和回归分析”，他说，“我觉得这些工具已经足够。”

利普哈特将其博士论文发展成两部有关荷兰的政治体制著作，紧接着他研究了几个与荷兰相似的国家，如比利时、瑞士和奥地利。其研究触角很快伸向充满异域风情的南非、黎巴嫩、马来西亚和塞浦路斯——他恨不能将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国家都置于自己的放大镜下细细揣摩。这些案例后来被收进《多元社会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一书中。终其一生，利普哈特都致力于研究如何确保民主的巩固，“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是他当时的答案。

在80年代出版的《民主政体》（Democracies）和《民主的模式》中，利普哈特进一步提出“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特征是比例代表制、多党制、合作主义的利益集团制度、广泛的联合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权力大致平衡），并对数十个国家展开分析以验证这一概念。他的研究重心一以贯之地集中在民主的质量和稳定上。《民主模式》是令他最为自豪的著作。

利普哈特早期的研究方法以案例分析（case study）为主，寻找不同案例中的共通之处，并以清晰简洁的概念加以描述（generalization）是他治学中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之后，他无可避免地转向计量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但依然努力在研究中平衡案例分析的“厚度”和计量分析的“简练”。

与一些“书斋政治学家”不同，利普哈特积极投身于现实之中的政治事务，特别喜欢给政治家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他与南非政府的合作尤为紧密，认为自己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比不上在南非的成就。

与之前写到的几位比较政治学家一样，利普哈特也精通多门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当然，还有荷兰语。鉴于他常在南非工作，自然也懂得不少南非语。

最后，利普哈特认为自己对学生基本采取放任态度。他告诉学生，在博士论文中采取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有趣，但显然并非易事。更具可行性的做法是从具体案例入手，提出一个清晰的问题，并给予一个清晰的答案。除此之外，他们想做什么都行，但一定得是自己最喜欢的。

Guillermo O’Donnell

（吉列尔莫・奥唐奈）

奥唐奈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他的一条腿因小儿麻痹症而落下残疾。他因此专注于阅读，从幼年起便大量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16岁考上大学，攻读法学学位。毕业后，奥唐奈一度从事法律职业，不过他认为这份工作仅供谋生而毫无趣味，终于在1968年下定决心前往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留学。他的父母被儿子的决定吓坏了，他不仅只能说一口蹩脚的英文，而且囊中羞涩，还需支持妻子和三个子女的生活。他能到美国去干什么呢？去挨饿吗？

不过奥唐奈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恰好赶上了耶鲁政治学系的黄金时代：达尔正在撰写后来成为经典的《多头政体》；林茨正在教授有关涂尔干、韦伯和帕累托的课程；年近七旬的拉斯韦尔还时不时来系里转转；政治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普特（David Apter）会耐心地替他修改英文论文。奥唐奈记得自己坐在图书馆里，感觉置身天堂。他深受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影响，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名著。

1973年，奥唐奈出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一书，并于当年返回阿根廷。他并不在乎博士学位，直到开始在巴西寻找教职，才发现没有学位的不便。于是，他将自己的长篇手稿寄给达尔等人，并被授予博士学位，这时已是1984年了。而这篇手稿也于1988年出版，是为著名的《官僚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这个术语来自阿普特和林茨，并非奥唐奈独创，但是威权主义概念中这一新分支却是由他开创并加以阐释的。

回到阿根廷后，奥唐奈于1975年参与筹建了国家暨社会研究中心（CEDES）。1976年春，阿根廷军队发动政变，将时任总统的庇隆夫人赶下台，阿根廷遂被新成立的军政府所统治。时局危殆，而奥唐奈拒绝离开祖国。他和同事们用尽全副心力，试图对阿根廷的现在和未来作出解释和预测。这段时期，CEDES硕果累累，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学术著作。

1979年底，阿根廷国内的危机告一段落，奥唐奈感到精疲力竭，再次去国他往，他先在巴西工作了几年，后来又在美国定居并执教于圣母大学，此后再也没有长期回阿根廷居住。美国学术环境优渥，经费源源不绝，学者得以藏身象牙塔中，注视外部世界。相形之下，南美国家的政治学者常陷入经费不足、薪水欠奉的困境，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也不甚分明。然而，奥唐奈称自己还是更喜欢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国家工作，时时直接感知现实世界中的大小事件令他精神焕发。

还在阿根廷时，奥唐奈便召集了将在下一篇谈到的菲利普・施密特等学者，讨论出版一套有关民主转型的著作。他们四处旅行、喝酒聊天，同时勤奋地撰写论文。当丛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奥唐奈一干人马来到佛罗伦萨，准备在马基雅维利曾居住过的地方大吃一顿以示庆祝。不幸的是，奥唐奈在晚饭前不慎摔断了腿，施密特的母亲又于次日去世，这一切突发状况都为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好在这套名为《威权统治的转型》的丛书于1986年顺利出版，成为民主转型研究中的经典著作，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政治家和记者广泛阅读。奥唐奈在耶鲁留学时撰写不朽名作的梦想至此成真。

奥唐奈相当反对将南美国家迟迟无法实现民主转型的原因归咎于拉美文化，他在研究中采用“历史结构主义”的方法，从历史、阶层和国际关系等宏观视角出发，探索在威权政体下生存的政治人物和国民的行动模式。既往研究显示，在经济和政治文化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前，民主转型无法实现。奥唐奈等对此提出新见解，指出有目的性的政治行动、开明有为的领导者的出现，尤其是积极而广泛的mass mobilization，都有助于推动民主转型。奥唐奈同时承认，这套丛书的内容超越学术范畴，偏重描摹现实情境，所以结论或欠缺普适性。不过，他牵头组织这套丛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向仍在转型过程中挣扎的人们喊话：不要放弃希望！（Don’t Despair！）

如今，不时在各个领域中转换腾挪的奥唐奈打算对民主理论进行补充修正。他认为达尔等学者对民主所下的定义固然精准，却无法对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后发民主国家进行描述。这无疑又是一项艰深而庞大的工作。奥唐奈称自己是孤独的手艺人——他将从事学术研究想像成手持各种工具，打磨木料或大理石的过程——期待他的新作品早日问世。

詹姆斯·斯科特

斯科特1936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工业小镇。在他9岁那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斯科特将这一消息告知父母，随后看到父亲——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和他的几个好友悲伤地哭泣了几个小时。

1958年，斯科特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还记得在毕业前读的最后一本书是Anthony Downs的名著《民主的经济理论》。在威廉姆斯学院，斯科特养成了每日阅读1～2小时诗歌和小说的习惯。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深蕴政治意涵，即使归入政治科学范畴也不显突兀。同时，他也热爱与政治科学并无关涉的文学作品。斯科特强调，如果一名政治科学研究者打算往本学科的主流思潮中注入新鲜事物，必须在他／她的书单上加入至少三分之一来自非政治科学领域的读物。

毕业后，斯科特面前摆着两条道路：申请哈佛法学院继续攻读学位，或者在Rotary奖学金的资助下去缅甸呆上一段时间。他没怎么犹豫便选择在缅甸度过两年时光，就此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头也不回地绝尘而去。

1961年，斯科特进入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学习。他读到卡尔・博兰尼《大转型：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后大为折服，受其影响颇深，多年后仍不断重读。他也开始构思并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精英的真实与信仰》，几年后还经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然而，斯科特认为这部著作虽然赢得了几位导师的青睐，却无法收获真正了解马来西亚的学者的好评。他不喜欢自己的第一本书，只想将它忘却。

在维斯康辛大学执教3年后，斯科特得到重返耶鲁的机会，他整日埋头阅读有关东南亚的经典著作。被大家戏称为“鲨鱼”（shark）的同事Ira Sharkansky说：“斯科特，你真是个傻瓜。研究东南亚是愚蠢的浪费时间。政治科学不会朝这个领域发展的。这将是你事业的终点。”此话的确令他不悦而忧虑，但斯科特奋进不息，不仅继续从事东南亚研究，还开始涉足农民研究。这两个领域的努力汇成1976年的新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使斯科特在学界崭露头角。

完成《道义经济学》后，斯科特决意全力投入农民研究领域。他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两年（1980-1981年），彻底蜕变为一名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工作从早上睁开眼开始，到夜晚合上眼结束。……我常常精疲力尽，不得不每隔两周离开村庄，让头脑清醒些。”他回忆道，“我每晚整理笔记，用一盏煤油灯照明，被虫子咬得半死。凌晨1点左右，我爬进蚊帐，把手电筒搁在肩上，开始阅读简・奥斯丁、左拉、巴尔扎克的小说。”在那两年中，斯科特一共做了4000多页笔记。1985年，从这批田野手记中脱胎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出版，一举奠定斯科特在农民政治学领域的权威地位。他满怀深情地谈起这本著作：“我为它而骄傲。这本书中凝结着的血，汗，泪，比我的任何一本书都多。”

1992年，斯科特出版专著《统治与体抗的艺术》，随后便从农民研究领域中抽身而出，转而分析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研究成果《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出版于1998年，被学界视为斯科特最富雄心壮志的著作。然而，该书也无可避免地因未能达到“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标准”而饱受批判。

对类似的批评，斯科特不以为然：“这本书是否就国家和权力提供了新的见解？如果是，且内容通俗易懂，那这样的著作越多越好。摩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在方法论上也并非无懈可击，但那是最具智慧和创造性的著作。我记得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曾这样点评一位学生的论文，‘那是一个失败，但以巧妙的方式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虽然作者本人无力给出答案，但其意义已超过许多方法扎实，但研究的问题琐碎而平庸的论文。’”

斯科特著作等身，其杰出的写作才能饱受赞誉。他在动手写作前往往要做漫长的准备，写作过程更是缓慢异常，一般一天只写一页：“如果一天写了三页，我就想发射罗马烟火（一种细长筒式烟花）以示庆祝。”不过他精心写就的初稿往往就成了终稿，因为“不喜欢回头修改”。斯科特认为，写作的关窍在于频繁使用不同句式，多写短句，“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和英语》是教授如何清晰写作的良方。”

上次写到的吉列尔莫・奥唐奈称自己为“孤独的手艺人”，斯科特同样认为自己是孤独的学者。他在如山堆积的笔记中寻找重要而有趣的问题，提笔记录掠过脑海的一切想法，将它们揉搓打磨，再字斟句酌地写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在书斋，有时在田野，斯科特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菲利普・施密特

施密特于1936年生于美国华盛顿，长于瑞士，二战爆发后随父母返回美国。他父亲在国务院的国际部门工作，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交道甚多。受此环境熏陶，施密特自小便视“多元”和“比较”为理所当然。日后，他终于回归宿命，成为一名比较政治学家。

从达特茅斯大学取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施密特一度在日内瓦工作。他喜爱体力活，当过木匠、砌砖工人、泥水匠、建筑工和焊工。当时，他丝毫没有在学术界发展的打算，倒是蓄起络腮胡，周身“垮掉的一代”气质，心心念念只想成为一名画家。196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改变了施密特的命运。他为巴西的美术和音乐倾倒不已，将巴西想象为一个融合多种不同元素、拥有惊人活力和美丽艺术的国家。施密特决定前往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趁便寻个机会去巴西。

在伯克利，David Apter、Ernst Haas、Sheldon Wolin、Albert Hirschman等教员对施密特影响殊甚。其时学生反越战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Haas等在二战中由欧洲逃难至美国的老师却持有强烈的亲政府和反gong思想。尽管政见尖锐对立，师生间却仍能融洽相处，施密特多年后仍深为伯克利风气之开明宽容而感慨。

与之前提到的摩尔和斯科特等几位比较政治学家不同，施密特很早便认识到统计学的重要性，并决意在自己未来的研究中大量采用统计学方法。当时的伯克利政治学系并未开设统计学课程，施密特便通过阅读政治学期刊和专著自行学习。不过，他并未扬弃定性研究，并认同韦伯等提出的“社会科学必须具有历史性”观点。施密特认为自己对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历史的了解过于肤浅，而他迎难而上，偏偏选择巴西政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施密特清晰地记得自己定下博士论文论题的时点，那是在李普塞特的政治社会学课上。当李普塞特指出，在民主体制下，政党是社会利益的代表机制时，施密特当场表示反对，“你错了。政党不一定是传达和代表社会利益的最主要途径，而且政党的作用在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当晚他回到家，认定博士论文已经呼之欲出。

1966年，施密特在饱经波折后终于取得了去巴西的机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为他提供一笔奖学金，条件是他必须在巴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开设一门政治学课程。抵达巴西的一周后，施密特便登上讲台，面前坐着18个活生生的学生，而他从未学过葡萄牙语。施密特以法语、西班牙语，以及任何一种闯入他脑海的语言教课，学生们则帮着他将授课内容译成葡萄牙语。施密特就这样掌握了这门语言。

在巴西，施密特开始着手研究该国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采访了众多贸易集团和劳动组织。研究成果于1971年出版成书《巴西的利益纠纷与政治变动》。此前，施密特还分别前往葡萄牙和阿根廷，同样收集了海量资料。他在阿根廷的采访经历堪称惊悚——当时，各工会领袖正在互相残杀——施密特的4名受访者被谋杀。他不禁怀疑是否自己的采访日程遭到泄漏，为谋杀者提供了动手的时间和场所。遗憾的是，施密特未能酝酿出有关阿根廷社团主义的著作，甚至连论文也没有撰写，他始终感到自己不懂这个国家。

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爆发和1975年西班牙军政府领袖弗朗哥的去世，宣告了西欧最后两个独裁政权的终结。施密特写完最后一篇有关社团主义的论文后转而着手研究专制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并开始了与另两位比较政治学家林茨和奥唐奈的合作。根据李普塞特“经济先行，民主随后”的理论，南欧和拉美国家的民主转型前景并不乐观。然而，施密特等学者发现，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和经济因素并不如想象中具有决定性。此外，研究显示，试图推动转型的群体懂得妥协，为了避免因社会资源出现大规模再分配而导致的动荡，他们并不追求一步到位至民主体制，而更推崇渐进原则。在撰写《威权主义的转型》丛书的过程中，施密特、奥唐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学者尽管时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语言不通，但他们仍合作无间。成书后，施密特甚至分不清哪些部分是自己写的，哪些部分是普沃斯基或卡尔（Terry Karl）写的。

《威权主义的转型》丛书获得了十足的成功。曼德拉托人告诉施密特，自己在狱中读了这套书，很受鼓舞，希望南非也能出现转型。施密特很高兴，“我想我们的确干得不错。”他的转型研究整整持续了25年。不过，施密特认为，自己并没有为政治学领域提供崭新的思想和概念，“我也没能创作出任何富有原创性的画作，不过至少我知道什么才是原创艺术。而在学术界，始终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或许我的标准过于严苛了。不过真正的原创性……非常罕见。”

施密特常年在不同的国家居住，学习它们的语言，感受它们的文化。他也时常发掘不同事物中的普遍性，但更为分歧所吸引，试图对一切做标准解释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总是令他心怀顾虑。从身体到头脑，施密特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比较学家。他曾说过，“不是我选择了比较，而是比较选择了我。”

本文转自公众号 | 政治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