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经过3天的军事较量后，于5月10日达成停火协议。然而，这三天内发生的戏剧性转变，有两个节点耐人寻味。一是交战前印度总理莫迪表态强硬，但在交战严重受挫后，迅速谈和。二是印度官方下场“重锤”邀功的特朗普，表示印巴之间的协议并非华盛顿斡旋谈判，而是“由两国直接协商”达成。

印度这一系列行为看似荒谬，实则体现其长久以来的策略及结构性矛盾。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冲突体现了印度在地缘格局中的尴尬态势。印度一贯强调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优势——不仅指向巴基斯坦更指向中国，但在此次短暂交锋中，印度被使用中国制造的战机及导弹的巴方“碾压”，而中国强烈呼吁印巴双方回到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轨道。这意味着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印度的扩张意图都明显受挫。同时，这一事件也体现印度对美国“盟友”的不信任。印度官方的表态，表面上是澄清美国在此次协调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实则向美国传达了“印太事务，印度做主”的信号。当人们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可以发现这次冲突事件反映了印度式“制衡战略”的失效：印度本想在中美之间渔利，在全球格局重组过程中谋求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博弈空间，但其能力不及预期，以至于陷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

本文是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于2025年4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从西方战略视角对中印、美印关系提出重要洞见。报告指出，中印两国在战略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但在经济上，印度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治理与区域领导力方面，两国虽有竞争、有分歧，但在多极化格局议题上始终保持共识，由此形成低烈度但高风险的对峙战略。印美之间虽然同在“民主框架”内，但印度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西方主导的体系，从而限制了印度在全球议题上与西方的全面共振。

在世界权力中心加速东移、国际秩序深度重构的历史关口，中印关系、美印关系将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上述报告，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印关系：

亚洲秩序与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

文｜Chietigj Bajpaee & Yu Jie

摘译编写｜刘倬妍

来源｜Chatham House

▲ 图源：CFP

自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相继获得独立以来，中印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竞争再到对抗的复杂历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国曾短暂经历友好合作时期。在反帝反殖民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印携手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自强。“印度中国亲如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这一广为流传的口号，生动诠释了那段融洽关系，并在1954年两国共同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者注：Panchsheel，“潘查希拉”源自于古印度的佛教词汇,本意是“五大戒律”,后引申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达到高潮。

然而，这种友好局面未能持续。随着边界问题日益凸显，双边关系逐渐紧张。1962年，两国爆发短暂军事冲突，成为影响中印关系数十年的转折点。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直至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这是三十余年来印度政府首脑首次访华。这次访问成功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坚冰，双方建立起一种务实共处模式：一方面通过构建互信机制缓解边境紧张态势，另一方面积极拓展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

此后几十年里，两国关系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中印”（Chindia）合作与“喜马拉雅共识”（Himalayan Consensus）等概念相继提出，反映出双方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期许。中印高层交往保持良好势头，直至2019年，两国领导人仍通过非正式峰会等方式保持战略沟通。然而，2020年边境冲突后，双边关系明显降温。

（二）2020年边境冲突：关系转折点

2020年的边境冲突，成为中印两国四十余年来最为严峻的边境紧张事态，导致该地区自1975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1988年至2019年间两国精心构建的边境管控机制，更打破了自1988年以来双方维护的战略平衡。

冲突后，双方的战略互动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尽管中方积极寻求恢复合作态势，但两国关系步入了新的博弈格局——印度方面将边境问题设定为重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首要前提条件。这种态度转变反映了印度对华战略认知的根本调整。

报告分析指出，虽然2020年边境冲突被视为中印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但实际上双边关系在此前数年间已呈现降温态势，边境对峙事件也随之变得更加频繁且烈度逐渐升级。这种关系的转变实则源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首先，两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是关键因素。自2014年以来，中印两国对外政策均呈现出更为自主的特点，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深刻影响了双边互动模式。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更加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关系。此外，印美关系的战略靠拢也为中印关系蒙上了阴影。2008年印美核协议的达成，使得中方不得不重新审视印方的战略意图，并将其置于中美竞争的宏观框架下进行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印之间的战略猜疑。

（三）2024年：和解之路曙光初现

2024年6月，莫迪成功赢得连续第三个任期，执掌印度政坛，为中印关系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莫迪政府高层接连释放和解信号，强调“亟需解决边境长期存在的问题，以使双边互动回归正常轨道”。

中方的积极回应进一步增强了双边关系转圜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长达18个月的空缺后，重新任命了驻印度大使，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北京方面推动双边关系回暖的战略举措。在公众视野之外，两国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多轮磋商已在暗流涌动，为最终和解铺平道路。

2024年10月中印边境协议的顺利达成，标志着两个亚洲大国迈出了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步。此次协议签署的时机恰逢俄罗斯喀山金砖峰会，体现了俄方促进金砖创始成员团结一致的外交智慧。然而，促成这一历史性突破的根本动因，仍在于中印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和战略调整。

从战略层面看，此次和解有着多重动因。对中国而言，面对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可能带来的对美关系更趋复杂的前景，改善周边环境以增强战略纵深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日益收紧的外资准入政策，也促使中国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而印度作为这一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

对于印度而言，此次边境协议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务实转向。印方此前将边境问题解决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不仅限制了自身外交回旋空间，也不利于印度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在印度致力于打造“全球制造中心”的背景下，其对中国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链的依存度不断攀升，经济现实亟需两国关系的稳定与改善。

2024年10月边境协议的成功签署，为中印关系解冻开启了全方位推进的进程。两国于12月顺利重启了自2019年中断的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同时恢复了外交部长级战略对话平台，标志着高层交往步入常态化轨道。双方不仅聚焦传统安全领域，更将合作视野拓展至民生领域，积极探讨恢复直航航班、促进宗教朝圣等惠及两国民众的务实项目。

然而，报告也指出，尽管双方关系呈现积极转圜迹象，但中印和解进程仍处于初期阶段，任重道远。当前达成的边境协议并非意味着双边关系将全面恢复至2020年冲突前的状态。事实上，自边境冲突以来，两国已在边境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双方各自在边境一线部署了5至6万军力，同时大幅提升了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更值得关注的是，边境协议未能解决所有争议点。此次协议主要聚焦特定区域的问题解决，并未涉及其他争议地带。此外，跨境水资源管理等领域的潜在矛盾点也未纳入协议范畴，水资源问题可能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又一重要变量。

（一）两国战略认知的结构性差异

中印两国作为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亚洲大国，对彼此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构成了影响双边关系的深层心理基础。细察两国关系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两国之间存在的显著实力差距。这种差距既表现在物质实力层面，也反映在战略认知维度。

就物质实力而言，两国经济体量的悬殊最为明显。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印度的五倍，由此形成的经济实力差距直接影响了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尽管印度目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并有望在2030年前超越德国和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中印经济规模的绝对差距在未来仍将继续扩大。经济实力的差距也必然反映在军事领域，中国国防预算约为印度的三倍，这种军事力量对比直接影响了双方在边境争端中的战略考量和政策选择。

报告指出，战略认知层面的差距虽然不如经济军事实力差距那样一目了然，但同样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印度方面认为中国难以将印度视为平起平坐的战略伙伴，即使在两国经济体量相近的历史时期，这种认知态度也未曾根本改变，这也成为印度方面积累不满情绪的重要根源。在国际地位认知方面，印度将自身定位为新兴多极世界格局中的独立战略力量，而中国却往往把印度看作中美这场更大博弈中的一颗棋子。

印度外交界与学术界的多位人士持有类似的战略判断。有印度外交学者分析认为，“中方并不将印度视为竞争对手或全球性大国”，而是“将其视为在印太地区与美国结盟的一个麻烦因素”。另有学者指出，中方将印度视为“美国的附属国，而非平等的合作伙伴”。

这种认知差异也体现在两国外交部门的高层人事安排上。在印度近期的14位外交秘书（外交部最高职业外交官）中，有六位曾担任驻华大使或在外交部主管对华关系的核心岗位。这一数字与曾担任驻美大使的人数基本持平，反映了印度外交体系对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同等战略重视。反观中国外交体系，更重视培养在美国或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积累丰富外交实践经验的人，印度工作经历似乎未被视为通往外交部长或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等核心职位的必经之路。

这种战略认知差异不仅局限于决策精英阶层，也扎根于普通民众之间。印度工商界确实对打破对华经贸限制抱有期待，但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跨国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多个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民众对华好感度处于较低水平。

（二）经济互依：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印度的战略视角来看，中印经济关系呈现出典型的“双刃剑”特征——既是战略关切的来源，又有难以割舍的经济现实。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贸易数据揭示了双边贸易失衡日益加剧的严峻态势。中国对印出口额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而印度对华出口却仅勉强超过150亿美元。为扭转逆差，印度采取了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仅2024年一年内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就超过30起，而1995至2023年间的累计调查数量更是突破300起，居全球各国之首。

然而，即便双方政治关系跌入低谷，中国仍然稳居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宝座。从制药到可再生能源，印度多个关键产业都严重依赖中国，这种依赖短期内难以摆脱。具体而言，印度超过40%的药品原料进口来自中国市场；更具深意的是，印度作为美国最大仿制药供应国的地位，其背后实则有超过半数的药物活性成分仰仗中国供应链支撑。即使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果断出台了针对战略敏感行业的投资限制政策，并一举封禁了包括抖音国际版和微信在内的多款中国互联网应用，但这种深层次的供应链依存格局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冷经热”的复杂互动模式，既反映了两个亚洲大国经济互补性的客观现实，也凸显了印度在谋求战略自主与维护经济利益之间的艰难平衡。

印度决策圈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若缺乏中国零部件与原材料的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美梦根本无从谈起。印度财政部在其《2023—2024年度经济调查》中也坦然承认：“认为印度能轻松填补中国在某些制造领域留下的空白，这种思路恐怕不够明智。”该调查报告进一步直言不讳：“要推动印度制造业发展并融入全球供应链，与中国供应网络的对接实际上是不可回避的。至于是单纯依靠进口，还是适度引入中国投资，这是印度必须面对的抉择。”

与此同时，印度企业界已开始积极向政府建言，呼吁放宽对华签证与投资限制。他们正在探索多种途径，为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铺路，包括组建合资企业等合作模式。

这种政策思考反映了印度在地缘政治考量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实用主义立场。表面上强调“自主”，骨子里却清楚：没有中国的产业配套，印度制造业的雄心难以兑现。这种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不忘经济务实的姿态，正是当前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真实写照。

中印商业合作尽管面临政策限制，但近年来仍呈现出一些突破性案例。例如，曾在2020年被印度政府封禁的中国时尚电商巨头希音（Shein），巧妙通过品牌授权模式，与印度最大零售集团信实零售（Reliance Retail）达成合作，实现“曲线重返”印度市场；印度电子制造商巴格沃蒂（Bhagwati Products）与中国智能终端设计制造企业华勤技术（Huaqin Technology）强强联手，在印度本土组建合资企业，共同开拓智能手机制造业务；印度工业巨头JSW集团从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汽集团（SAIC Motor）手中收购名爵汽车（MG Motors）部分股权，实现优势互补。

这些合作案例虽获印度政府点头，但均采取了“一事一议”的严格审批机制，并附加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要求中方在合资企业中只能持有少数股权。印度政府在审批过程中着重考量这些合作是否符合国家更宏观的战略诉求，包括能否促进技术转移、提升本土制造能力，以及确保中国资本无法渗透进印度认定的战略敏感领域。数据显示，高达四成的中国投资申请被一票否决，成功获批率仅为15%。

（一）两大文明古国的战略博弈

自2020年边境冲突爆发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印关系的解读多聚焦于边界争端，将其视为两国战略对立的核心症结。然而，这种简化的认知框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报告认为，边境冲突本质上只是两个代表着“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states）的亚洲大国在更为宏阔的地缘政治舞台上角力的外在表征，双方均致力于在国际体系转型期争取更为突出的战略定位与话语权。

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实则根植于双方各自深厚的文明认同与大国雄心。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先后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重返国际舞台以来，中印两国便在亚洲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战略博弈，各自争取更为突出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

两大文明古国对彼此的历史定位与文明成就均持审慎态度。印度方面将自身定位为亚洲秩序的正统传承者与引领者。2017年，时任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的M·J·阿克巴尔在一次战略演讲中强调：“若将亚洲视为东方世界，则印度无疑是这一东方的真正中心所在......从地缘政治格局及多重历史因素审视，印度实为亚洲大陆的战略枢纽与核心国家。”这一观点可追溯至印度国父级人物、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战略思想，他曾明确宣称印度是亚洲的“天然领导者”。

中国则通过积极推进“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并强化了自身作为文明古国的战略定位与话语权。与此同时，部分中国学者对莫迪政府致力于将印度塑造为文明国家的战略提出了深入思考，他们尤其担忧，印度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推动其外交政策走向更为强硬的轨道。

回顾历史，中印关系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当双边气氛较为友好时，两国往往语调温和，强调合作共赢。2009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4至2014年执政）曾发表富有远见的论断：“世界大有可为，足以同时满足中印两国的发展雄心。”然而，纵观中印关系发展轨迹，这类战略和缓期既短暂又稀少，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往往面临现实挑战。

不难发现，“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如今已成为中印两国软实力角逐的重要战场。双方都在努力彰显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以提升国际影响力。未来，如何在各自的文明复兴梦想中找到与对方相处之道，将是观察中印关系的关键视角。

（二）区域与全球论坛中的影响力争夺

中印两国在文明层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彼此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的明争暗斗。印度对中国主导的各类区域与全球倡议向来心存疑虑。“一带一路”就是最好的例子——印度至今仍是南亚唯一不愿加入这一倡议的国家。2019年，印度退出了亚洲最大的贸易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印方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该协议会让中国商品长驱直入印度市场，冲击本土企业。

印度对上合组织的冷淡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2023年担任上合组织主席国期间，印度明显兴致缺缺，只是例行公事地举办了一次线上峰会。到了2024年，莫迪总理干脆缺席了上合峰会。这些做法清楚地表明，印度正在刻意降低与这个中国参与创建的地区组织的互动。

美西方的“印太”战略也使得中国对印度始终有所防御，更倾向于将印度的影响力限定在南亚，而非泛亚洲。

（三）全球治理架构中的共识与分歧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议题上，中印两国在诸多全球治理问题上持有相近立场。尽管两国在争取国际影响力的进程中不乏竞争色彩，但在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这一根本议题上，中印两国呈现出罕见的战略共识。

两国均坚定支持构建更为均衡的多极国际体系，这一共识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两国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共同参与与深度投入上。一位印度籍金融专家曾担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始行长，印度在该机构中拥有五分之一的实质性股权；与此同时，印度也稳居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地位，仅次于中国。更具说服力的是，这些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的相当比例贷款项目都投向了印度市场。两国对这些新型多边机制的积极参与与支持，充分彰显了中印作为新兴大国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的共同战略利益，也为两国在更广泛全球治理领域的潜在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都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促进开放型国际经济等核心立场，与此同时，两国均对西方主导的人权话语体系、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以及干预主义政策取向持审慎态度，寻求建立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范。

这种战略共识在多个全球治理关键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从航行自由解释、气候变化责任分担、发展权优先性到保护责任边界界定等重大问题上，印度的政策立场往往与中国形成某种默契，而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一项针对印度2022至2023年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的系统分析显示，印度与中国的投票一致率高达81%，而与美国的一致率仅为38%。对此，印度外长苏杰生罕见表态：“尽管中印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两国内心深处却共同怀有一种认知，即双方也在联手挑战西方主导的既定国际秩序”。

然而，报告分析认为，纵观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实际行动轨迹，鲜有双方开展实质性政策协调或战略配合的确凿证据。以对美元制裁手段的态度为例，虽然中印两国都对美元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被用作制裁工具表达忧虑，但在应对西方主导全球金融体系的挑战上，两国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战略观点。一位曾参与印度金融外交决策的资深官员曾指出：“印度对瓦解美元主导体系毫无兴趣”，相比其他币种主导，印度更倾向于维持当前金融秩序。

虽然两国在推动国际机构改革、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等议题上确实呈现出立场趋同，但细究其背后的战略路径，这些倡议基本上是两国各自推进的结果，而非基于深度战略互信和政策协同的合作成果。

（四）全球南方领导力的竞争

报告指出，中印两国复杂地缘博弈的深层逻辑，实则根植于双方对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共同追求。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同路人”，印度则标榜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这种表述上的微妙差异也表明两国在该领域存在的深层战略竞争。追本溯源，这场影响力争夺战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当时两个亚洲文明古国均积极谋求在“第三世界”阵营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历史积淀与当代地缘竞争的交织融合，成为理解中印关系复杂性的又一重要维度，也为解读两国在全球南方事务中的互动提供了历史纵深的分析视角。

随着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分量的日益提升，这场延续数十年的战略竞合关系焕发出新的活力与内涵。非洲大陆已成为观察两国战略博弈的重要窗口。2023年，印度在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成功推动非洲联盟正式成为G20成员，此举被视为印度深化对非关系的标志性成就。如今，印度已稳居非洲第二大双边贷款来源国（仅次于中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中国和欧盟之后）的重要地位。印度在非洲的战略布局得到了非洲大陆三百万印度侨民的坚实支持，为其区域影响力提供了独特优势。

这种印度对非战略布局的系统性推进，既是其谋求全球大国地位的必然选择，也是与中国在全球南方竞争中的重要战略棋局。然而，尽管中国对外投资步伐有所调整，其作为全球南方资金提供者的核心地位依然稳固，其海外融资规模远胜印度。特别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印度企业常因资金实力和国家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客观条件，难以与享有政策支持和资金优势的中国企业全面竞争。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额攀升至近1800亿美元的水平，而同期印度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100亿美元，差距依然明显。

不过，两国对外投资战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面对西方国家日益收紧的投资审查机制和准入限制，中方正逐步调整战略重心，逐步将投资目光从西方转向全球南方国家，而印度企业却仍然积极寻求在西方国家的投资良机。

在实际运作层面，印度企业在国际投资市场享有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较少面临高度政治化的审查压力。不过，印度对外投资的模式也有其局限性。与中国的统筹规划相比，印度项目往往缺乏整体协调和长远战略布局，各自为战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以商业为导向的投资模式虽然在短期内避免了地缘政治争议，但也可能导致印度在全球经济影响力的系统性拓展上步伐不一，难以形成合力。

（五）南亚：中印博弈的核心区域

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竞争最为直接与激烈。对印度而言，作为区域内唯一与南亚所有国家接壤的地区大国，印度将南亚视为其国家安全与繁荣的关键屏障。而中国则通过多重战略视角审视南亚：一方面关注边境稳定，尤其是与不丹、尼泊尔等接壤国家的边境安全；另一方面重视区域内对印度洋贸易通道的战略点，包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重要伙伴国，在中国南亚战略的各个层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2015年启动的中巴经济走廊就是这一特殊关系的重要体现。

报告认为，西方在与中印两国打交道时，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及其战略影响。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制定对华政策时很少考虑印度因素，其对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变量的牵引。

特别是美国，如果想在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中合理定位印度的角色，就必须准确把握中印关系的本质和微妙之处。印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支点之一，正是美方视印度为平衡中国区域影响力的重要伙伴。美国政府认为，随着印美两国与中国关系同步降温，这一战略认知更加根深蒂固。报告指出，美国希望通过与印度加强战略合作，构建对华均势。

近年来，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区域和全球合作不再有所顾忌，而在过去，印方往往担心这些合作会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继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印度重新活跃于“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战略协调机制），并于2021年成功举行了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将该机制提升至战略对话的最高层级。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拓展与美方的双多边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倡议（后被特朗普政府更名为TRUST计划）、全球矿产资源安全伙伴关系以及阿尔忒弥斯月球探索合作协议等前沿领域。

不过，随着印度努力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或将成为印美关系的潜在“绊脚石”。这一矛盾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2023年8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扣押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印度制造太阳能面板。此举虽针对中国，却直接影响了印度企业的利益。

面对这一挑战，印度方面通过实施“生产链接激励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太阳能面板等关键产业的国内自主生产，力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然而，现实情况是，印度企业在光伏电池、多晶硅等核心组件与原材料领域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商，这种深层次的供应链依存关系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这一复杂局面对印美关系提出了挑战——除非通过外交渠道为特定产业争取政策豁免，否则印度对中国的这种结构性经济依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印美关系中的战略摩擦点。更为深远的是，一旦中国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掌握主动权，当中美关系紧张时，印度与美国协调立场的能力和意愿势必受到限制。

影响印美关系深层走向的另一重要变量，是印度外交政策中历久弥新的战略自主传统。这一根植于独立建国历程的核心理念，使印方对参与任何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美国主导安全架构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种根本性战略取向也导致印度在潜在中美冲突场景中的角色定位显得扑朔迷离。中方对印度的这种战略自主倾向一直持鼓励态度。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若欧盟和印度能够坚守各自的战略自主，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必将提升，世界也将更有可能转向真正的多极格局。”

印度外交圈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成为印美关系中的又一道暗礁。近年来，印西方之间的火药味十分浓厚，主要源于西方对印度民主状况的质疑、对“裙带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指控印度暗中策划刺杀流亡西方的政治异见人士等敏感话题。这些摩擦在印度国内引发强烈共鸣，不少人认定西方正在处心积虑地“打压印度崛起”。

一位前印度外交大员甚至毫不掩饰地表示：“印度真正的生存威胁来自西方，而非中国。”有位钻研中印关系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正在“煽风点火，让中印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另一位前高官则认为，印度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为中印和解创造了条件，他特别强调“当前印美关系的微妙状态恰恰成为解决中印边境争端的催化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美关系中出现战略误判的危险正在悄然上升。举例来说，一旦印度或美国对中国稍有示好之举，双方都可能陷入战略焦虑：印方担忧美中重演大国共主的历史剧本，美方则对中方力推的“亚洲人的亚洲”理念如临大敌。这种相互猜疑，无疑会给印美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中印关系走向

报告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极有可能为中印关系增添新的变数。中印两国从各自战略视角出发，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持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在美国逐渐淡出全球领导舞台的世界格局中，中印两国无疑将获得更为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有利于实现各自在多极化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具影响力地位的战略目标。

在这一潜在地缘政治新格局中，美国对中印两国行动的任何批评都将失去分量，并被指责为虚伪之举，因为两国都会将矛头直指美方背离了自己曾亲手确立的全球体系。

与此同时，两国都将担忧特朗普执政下更加功利且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会使两国与美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印度方面尤为忧心的是，尽管中美存在竞争，特朗普偏好“交易型外交”的领导风格可能使其随时调整对华政策，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此外，特朗普较少受价值观驱动的务实外交路线也引发印度战略界的警觉，担忧全球最大民主国与最古老民主国之间构建的意识形态纽带与战略互信可能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中方则担心特朗普的内阁任命不仅包括对华“鹰派”，还有亲印“鸽派”。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ke Waltz），他曾担任国会印度核心小组负责人，以及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推动印美深化防务合作。这种特朗普政府内部可能出现的“对华强硬、亲印友好”政策取向，无疑将对中印关系的战略平衡带来新的变数。

理论上讲，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战略可能引发的共同关切，确实可能为中印之间开启更广泛的战略沟通甚至潜在合作提供契机。2024年10月两国达成的边境协议，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双方基于对各自与西方关系变化的共同考量而做出的积极调整。然而，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战略互疑与信任缺失在现实层面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中印之间任何深层次的战略协同。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无疑会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开辟更大空间，但同时也将加剧两国争夺这一空间控制权的暗中较量。

（二）欧洲视域下的中印关系

相较于美国强调“印太战略”中的对华战略竞争，欧洲国家在处理中印关系时显得更为理性务实。将印度塑造为制衡中国的战略棋子这一说法并不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基于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战略关切，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将深化对印合作视为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分散风险、拓展市场，并增强本国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韧性。德国政府在其最新对印战略文件中明确指出，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德国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欧盟亦通过“欧盟—印度贸易与技术理事会”（EU--India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以及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等多边机制，稳步推进与印度的制度性接轨。但印度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的“中国替代选项”仍令人生疑：其制造基础有待强化，产业链结构不够完善，在关键原材料与零部件上对华依赖明显。与此同时，欧洲与中国盘根错节的贸易依存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欧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典型案例是德国计划向印度出口隧道掘进机，但因该设备由中国制造，最终未能成行。可见，所谓“供应链多元化”，一旦触及结构性供应链实际情况，往往面临现实挑战。

英国在处理中印关系时展现出较为清晰的战略主张：一方面着力推进与印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CSP），拓展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合作；另一方面对华政策展开深入审视。表面上看，这两项举措似乎各自独立，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二者紧密关联。通过CSP框架，英国力图以更加系统和战略性的思维加强与印度的全方位合作。而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因素”始终是重要考量，塑造着英印合作的深层逻辑。

2024年10月，英国宣布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此举表面回应了去殖民化诉求，实则亦影响印度洋地缘格局。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印度对该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也关注区域战略平衡可能的变化。印度试图在道义与战略之间取得平衡，既肯定英国让渡殖民遗产，又保持对区域力量格局的战略关注。此番案例折射出印英关系的多层面考量：一方面，英国借印度深化其在印太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印度则以合作为手段，维护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平衡。两国的互动已不再局限于双边事务，而是嵌入更广泛的地缘战略格局。

（三）印度：非西方但不反西方

尽管中印在主权观念、全球南方叙事、国际秩序重构等议题上展现出某种相似性，但在更深层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偏好上，二者仍有差异。两国皆强调历史延续性与文化主体性，这种身份认同为其对国际秩序的独特看法提供了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两国皆寻求代表“全球南方”发声，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向多极化发展。但相较于中国强调制度变革，印度更倾向于规则调整与规范重构。这种“制度内改革”思维，使其成为介于南北之间的桥梁，也为西方提供了可能的战略杠杆。

中国通过系统性战略推进挑战现有国际规范，而印度则采取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表达制度诉求，既不完全接受西方，也不直接对抗，更注重在规则框架内争取议价空间。表面温和，实则谋定而后动。

报告分析认为，印度正努力构建一种“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国际定位，通过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平台中扮演“平衡者”角色，既与中国保持合作，又避免单一依赖。

这是一种典型的“制衡战略”：不拒绝中国，但不完全认同；不依附西方，却不排斥合作。在全球力量格局重组过程中，印度谋求的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自主空间。对西方而言，如何理解并应对这种“灵活外交”，将影响其在多极竞争格局中的战略成效。

（四）科技合作：战略互动的新领域

报告指出，若西方真心期望印度挑起制衡中国崛起的重任，则必须全力协助印度摆脱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对华的依存关系。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印方已在多个合作机制中积极布局：与美国联合推进“信任倡议”（TRUST Initiative）、与欧盟共建“贸易与技术理事会”、以及与英国启动“技术安全倡议”（Technology Security Initiative），多管齐下，初具规模。

然而，印度一贯奉行“战略自主”，强调自主决策与多边平衡。这一基本立场决定了其不会轻易在技术领域深度绑定任何一方。印度仍与伊朗、俄罗斯等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国家保持能源、军工与地缘互动，其全球战略布局旨在避免被纳入中美对抗格局。

回顾中印关系的历史轨迹和当前态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复杂关系的演变不仅关乎两国自身，更将深刻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秩序的未来走向。

2024年10月的边境协议为两国关系改善开启了重要窗口，但和解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边界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两国领导人展现高度政治智慧和战略决断，而这一进程必然是渐进的、长期的，而非一蹴而就。同时，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战略互信缺失和认知差异——也需要通过持续对话和务实合作来逐步缓解。

在更宏观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层面，中印两国虽有合作空间，但也存在战略定位的明显差异。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建立新的多边机制和提出全球性倡议来增强影响力，印度则更多地选择在既有框架内谋求更大发言权，同时保持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这种差异使两国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过程中难以形成真正的战略协同，更多地表现为并行而非联合。

展望未来，中印关系可能继续呈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复杂态势。两国作为亚洲的文明古国和全球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肩负着推动本国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双重使命。只有通过建设性管控分歧、积极拓展合作，中印关系才能为亚洲稳定和全球繁荣注入正能量，也才能为两国各自的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环境。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也应以更为客观和平衡的视角看待中印关系，避免将其简单纳入零和博弈的战略框架，为中印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文章转自Chatham House，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Chietigj Bajpaee

作者：奇特吉·巴杰帕伊

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国际知名的南亚地区问题专家。

Yu Jie

作者：于洁

现任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资深研究员，专攻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与经济外交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