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一个午后，广东丰顺的村道上走来一位白发老人。

他新婚9天便与妻子分离，潜伏台湾42年才归来。

回到家中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子孙满堂，而发妻仍然在等他。

他到底是谁？这些年又经历了什么？

少年志气

1917年初秋，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楼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叫谢汉光的孩子，注定不平凡。

彼时辛亥革命已过去六年，北洋军阀轮流坐庄，山河破碎，民生凋敝。

谢汉光自幼便聪颖好学，尤好时政，从不满足于课本上的圣贤书，而是常常偷偷听街坊们讨论国家大事。

真正让他对国家命运产生深刻认知的，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惨案。

那年他八岁，母亲背着他去赶集，途中听人讲起英租界内枪杀中国工人的消息，众人义愤填膺。

他听不懂“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只记得母亲泪眼婆娑地说了一句：“中国人，真苦。”

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广西大学森林系，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广西大学当时虽地处边陲，却人才济济。

李四光、竺可桢、陈望道、陈寅恪等一批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坚人物，在这所大学任教。

课堂上，谢汉光听陈望道讲《共产党宣言》，讲“人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他被震撼了，那个晚上，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反复抄写这段话。

他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不仅是一个农林工程师的身份，而是成为那个能“点灯照路”的人。

广西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极为活跃，谢汉光并非党员，却几乎成为党员圈子里最信赖的“外围朋友”。

他参与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贴标语、发传单、义演话剧，样样不落。

他还主动请缨参与兵工厂的实习，为前线制作弹药。

一次兵工厂实习结束的傍晚，他正准备回宿舍，忽然看到两名浑身血污的青年跌跌撞撞地走进校园。

谢汉光一眼看出，那是被追捕的中共党员。

没有多问，他立刻引他们藏进实验林场的草堆，又用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把血迹遮住。

转身，他迎上前方逼近的日本巡逻兵，以一口流利的日语假称自己是山林研究者，引开了对方。

此后，他与地下党员的联系更加密切，他所在的林场，逐渐成为中共秘密的联络据点。

他白天是农林研究员，夜里却是传递消息、策应行动的“耳目”。

而所有这些身份的转变，他从未对外提起半句，哪怕是对最亲近的室友、最亲密的恋人。

赴台潜伏

1942年，新婚才9天的谢汉光就与怀孕的妻子分离，前往桂林任职，此后的几年，他与妻子一直聚少离多。

1946年秋，谢汉光接到调令，组织决定由他伪装身份，随导师赴台，潜伏开展地下工作。

出发那天，他站在甲板上，望着港口的方向，那里有他的妻子曾秀萍。

他没有带走任何一张家属照片，也不敢将真实身份告知她，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和一纸叮嘱：“若等不到，就改嫁吧。”

1946年初冬，他抵达台湾，入职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

导师调任后，他接替其位，表面上是技术骨干，实则是党组织在台的联络中枢。

白天他钻研林木生态，发表论文，活跃于学术圈，赢得同僚敬重。

夜晚，他频繁往返于市郊与山野，秘密接应后来台的同志。

他用专业身份为掩护，将一批又一批同学、战友安插在学界与产业中。

台湾政局动荡，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全岛陷入白色恐怖。

党组织决定反制，谢汉光带头筹办《光明报》。

起初，这份报纸只在工人间私下流通，通篇用隐晦言语宣传反专制、讲述革命真相。

几年内，《光明报》发展迅猛，成为台湾地下党的精神武器，谢汉光也从幕后走到组织核心。

他不光编报，还负责组织书社、工人委员会，牵线青年知识分子，发展基层势力。

由他亲自联络或推荐加入组织者，多达数百人。

潜伏在岛上的同志，从最初两三人逐渐扩大至九百余人，台湾地下党组织，初具规模。

可革命的火种一旦被察觉，敌人便会倾尽全力扑灭。

1949年，《光明报》头版刊出一篇重磅文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台湾将解放，同胞们做好准备”。

这篇文章迅速被特务系统截获，台湾当局大惊，蒋介石亲自下令彻查“叛匪势力”。

风声骤起，街头巷尾，特务盘查无处不在，谢汉光知道，这一次，真的出事了。

梁铮卿被捕，张伯哲下落不明，陈仲豪在最后一刻逃出，被谢汉光安排坐船回大陆。

短短几日，组织被连根拔起，地下电台被封，通讯线路全断。

他接到来自同僚的最后一封信：“已无法守住，速撤。”

当天深夜，他焚毁所有文件，用湿棉布包好几份未刊文章，藏入山洞深处，然后换上平民衣装，在夜色掩护下离开台中。

他本想先去找梁铮卿，但当他抵达畜牧场，却只听到一句话：“梁兄昨夜被捕。”

他只能继续逃亡，在逃亡途中，他借道山村，途中偶遇一名叫杨溪伯的老农。

老农听他讲述遭遇后，偷偷带他进村，又将他引荐给村长。

幸运的是，这名村长是进步人士，决定冒险收留他。

他以一名“逃兵”身份潜藏下来，顶替失踪村民“叶依奎”的身份，落户于此。

自此，谢汉光彻底隐入深山，断绝与外界联系。

深山藏身

从城镇精英沦为山村农人，谢汉光没有半句怨言。

他隐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口音，学着村民口语腔调；用锄头替代钢笔，把种林耕地当作任务一般完成。

他熟悉农林技术，很快便用科学方法指导村民种植高山茶、改良梯田水渠。

原本怀疑他的村人，也因收成丰厚而逐渐接纳了这个“新来的叶家后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早已习惯每日天不亮便起身进山，砍柴、放牛、除草、修水渠，有时干脆爬到陡坡上为林木授粉。

有时，他从褥子下拿出一块暗红木盒，那是他唯一带出实验所的旧物，里面只有一块刻有“汉光”二字的印章。

他不敢留下任何文字材料，只留下这两个字，悄无声息地提醒自己，我还活着，我还记得。

村里也有人替他做媒，几次都被他婉拒。

人们只当他是性格孤僻、不善言辞，但没人知道，他在等一个人。

时光如流水，一晃就是十年，十年间，台湾进入漫长的戒严期，通讯受限，社会控制极严。

他尝试通过熟人传递信息，无一成功，为了安全，他极少出村，甚至连镇上也不过年节才去一回。

直到1987年冬，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他躲在村后的老槐树下，泪水默默滑落，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重归故土

1988年12月，谢汉光站在香港开往汕头的轮船甲板上。

他怀揣一张“叶依奎”的身份证，手握一张往返通行证，眼中写满复杂的情绪。

这一年，他已经七十一岁，离家42年。

走下码头，他背着行囊，一路摸索着回到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楼村。

他蹒跚着走过一户户人家，走到一处熟悉又陌生的旧屋前。

他没敢直接推门，而是站在门外，静静地看着。

屋里的人显然注意到了这个衣着奇异的陌生老人，一个个探头而出。

他刚想开口，屋内忽然传出一声颤抖的呼喊：“汉光……？”

一个满头白发、身形瘦削的老妇人一步步靠近，眼眶早已泛红，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谢汉光猛地上前，双手紧紧握住对方，他张了张嘴，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两人就这样站在门前，彼此凝视着，眼泪滑落，不言一句。

“你瘦了……变了。”老妇轻声说，声音像是从梦中传出。

“你还……等我？”谢汉光声音沙哑，几不可闻。

“你说‘等我回来’，我就等着了。”老妇人的眼神里有太多的哀怨，也有太多的深情。

他们就这样，相拥而泣，忘记了身后还站着一群瞠目结舌的村人。

重逢之后，谢汉光安静地住在老屋，每日早起做些农活，闲时坐在屋前晒太阳，偶尔陪孙子孙女玩耍。

他看着儿孙满堂，心中既欣慰又惭愧。

在镇民政部门登记时，他只是“从台湾归来的困难台胞”，每月领着20元补贴。

村干部曾问起他的过往，他只是淡淡一笑，不愿多提。

直到一次村里的座谈会上，他听说曾与他并肩作战的陈仲豪，竟然仍在汕头大学任职。

他眼睛一亮，当即让儿女陪着，千里奔赴汕头，重逢那日，两人紧紧相拥，久久未语。

谢汉光手中攥着那块“汉光”印章，递到陈仲豪手里，说：“我怕没人记得我。”

陈仲豪泪如雨下：“我们一直在找你，你若没回来，我们便老死也得不到交代。”

此后，陈仲豪立即将谢汉光的情况上报上级。

中央组织部得知后高度重视，一纸命令，自上而下调查核实。

由于档案久远，加上身份特殊，确认过程异常艰难，但当年参与台湾地下工作幸存的同志纷纷出面作证。

1995年5月23日，中共丰顺县委组织部发出正式文件，确认谢汉光同志1947年初参加革命工作，并按科员待遇办理离休。

身份确认后，他没有炫耀过过往，也未曾刻意宣扬。

他从未上过电视，从未受过采访，他不愿再做无声的英雄，只想在人间热热闹闹地老去。

1996年夏天，谢汉光悄然离世，享年七十九岁。

那一日，丰顺县委专门下文通报，陈仲豪率几位老同志前来送别。

他们在他的灵柩前肃立许久，不说话，只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在历史的洪流中，谢汉光并不是最耀眼的名字，却是一束不灭的微光。

他用42年孤身潜伏，在寂静中守望信仰，在黑暗中捍卫初心。

他不是英雄的代名词，却诠释了英雄的真义：默默无闻、不计得失、以身许国。

岁月可老，信念不朽，那些曾为民族前途赴汤蹈火的前辈，理应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