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个晚上，北京城内某处灯火辉煌的高档宴会厅。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目光久久停留在一位身着青花旗袍的中年女子身上。

从北大校长、教育部长，到七旬“痴情郎”，蒋梦麟的命运被这场宴会彻底改写。

胡适写信劝阻无果，宋美龄亲自传话警告无效，他还是依旧义无反顾走入了这场婚姻。

可谁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为爱痴狂的他最终却以“求着离婚”收场。

蒋梦麟如此痴情的人是谁？最后又为何求离婚？

老树遇春风

1960年，北京外交部门的一座会所中，热闹非凡。

蒋梦麟身穿一袭中山装，站在偌大的厅堂角落，那年他已75岁，眉宇间的锐气早已被岁月磨去。

正当他端着一杯红酒，目光略显游离地扫过人群时，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从人群中款款而来。

明明已年过半百，鬓角却不见霜华，又带着让人无法忽视的优雅。

蒋梦麟的眼神，不自觉地定格了。

她叫徐贤乐。

彼时的她已在政界小有名气，外交部的“部花”之名并非浪得虚名，早已习惯在众目睽睽下自若应对，面对赞美与追捧游刃有余。

而这一夜，她的目光也意外地与蒋梦麟撞上了。

徐贤乐向他走来，主动递上一杯香槟：“蒋校长，久仰。”

蒋梦麟一时愣住，略显局促地接过酒杯，他原本以为自己早已过了那种会因爱情而心跳加速的年纪，但此刻却感觉胸膛发热。

他这一生，自认饱读诗书、阅尽沧桑，曾主持教育、改革大学，早已练就见多识广的沉稳心性。

可此刻面对徐贤乐的赞许，他竟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聊了许久，从北大的旧事，到西南联大的风雨，从文学谈到外交，不知不觉，厅中喧闹声仿佛远去。

宴会结束时，蒋梦麟站在车边望着她，犹豫片刻，终是开口：

“我们可以再见一面吗？”

徐贤乐轻轻一笑，把一张印有电话号码的名片，缓缓地放进他掌心。

那晚回家后，蒋梦麟一夜无眠，丧妻两年后的孤独仿佛在这一夜得到了慰藉。

过往那些被子女安排的相亲、被亲友介绍的“伴侣人选”，都不曾让他动心分毫。

可今天，一切都变了。

老树遇春风，枯木欲逢春。

众声难敌一念

之后的一天，蒋梦麟满面春风地向老友透露：“我准备再婚了。”

他话音未落，屋中顿时陷入一片沉默，然后便是各种惊诧、质疑与无奈的叹息接踵而来。

“你疯了吗？”胡适几乎是拍案而起。

这个陪伴蒋梦麟数十年的老友，顾不得虚弱的身体，亲笔写了一封长信，希望用理智劝回这个已经沉迷情网的老人。

在那封信中，胡适没有过多修饰语句，字字如刀，直指要害。

他细致地回顾了徐贤乐这二十年来的情史——交往的“朋友”层出不穷，每一段关系背后都伴随着大额财产的转移和男方的凄凉结局。

结尾时，胡适笔锋一转：

“梦麟，你是我们这代人中最纯粹的书生，你太善良了，她不是你的良配。”

这封信，是一份来自友情最真挚的警钟。

但当蒋梦麟看完后，却只是沉默地把信收了起来。

消息传到宋美龄耳中时，她也坐不住了。

蒋梦麟在教育界的声望、对北大的改革、以及他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身份，让宋美龄对这段婚事产生了极大的忧虑。

她托陈诚传话，明里暗里表达了强烈的不赞同，甚至直接表态：

“若你真要娶她，那我们从此断交。”

这番话不轻，宋美龄的强势表态也不简单，但蒋梦麟依旧固执己见。

他像是个陷入初恋的少年，不顾一切。

即便女儿明确表示无法接受，拒绝出席婚礼，他也只是苦笑着说：

“她还不了解贤乐。”

甚至，当胡适托人再次带信劝阻时，蒋梦麟竟然当着徐贤乐的面，将信一字未读地撕成碎片。

他们的婚礼，并不张扬。

新郎身着笔挺的礼服，头发刻意梳得整齐，脸上却挂着一种异常的满足，仿佛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抗争”。

蒋梦麟一念执着，置世人劝说于不顾，只因他坚信，黄昏之中，仍有爱情温暖人心。

他又怎么能想到，这一意孤行的起点，竟是他余生最大的不幸起点。

深情换冷眼

婚姻的初期，总是带着些甜蜜的幻想与沉醉的温柔，哪怕是两个风烛残年的灵魂，蒋梦麟亦是如此。

成婚之后的前几日，他如沐春风，对妻子百般体贴。

他每日亲自为她准备早餐，哪怕自己年事已高、行动缓慢，也坚持在厨房里张罗一桌小菜。

他甚至重新拾起久违的毛笔，为徐贤乐题词写诗。

他以为，年迈的自己竟还能有如此波澜壮阔的爱情，是命运格外眷顾。

但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转折，悄无声息地在婚后第三周到来。

徐贤乐提出要“统一管理”家中财务，理由是“让先生安心写书、养身”，这似乎无可指摘。

蒋梦麟虽然心中一丝不安，但想到过去她的端庄贤淑，也就点头答应了。

几天后，他的工资卡、存折，甚至一枚备用的私章，都被徐贤乐悉数收入她那只红色漆木锁匣之中。

起初，他并未感觉出什么不妥，毕竟他生活简朴，不太花钱。

可当他第一次想请老友共进午餐，向妻子索要些零用时，徐贤乐却淡淡地递给他一张钞票：

“一天二十元，够了，你一个人，又不是干活的，吃饭还想请客？”

蒋梦麟愣了一下，随即报以尴尬一笑。

那顿午饭，最后是他老朋友请的。

之后的日子，如坐滑梯般一日不如一日。

徐贤乐不再如初识时的温婉体贴，日常言语间多了责备和命令。

她说话总是带着轻蔑：“你当校长时那么威风，可现在连饭钱都要我给。”

蒋梦麟从未想过，自己这一生清廉自守、德望兼备，到老来竟要靠“蹭饭”维生。

他开始频繁接受朋友的宴请，只为了能吃上几样热菜。

有人调侃他“贵人好酒”，他却只是低头干笑，连辩解都懒得说。

堂堂北大前校长，昔日教育部长，此刻却如街头孤翁，靠人周济。

他也不是没有试图抗争，他曾试探性地问：

“贤乐，这样是不是太过了些？”

但迎来的，是她冷若冰霜的脸色：

“你要是嫌我做得不好，可以离婚啊，财产一人一半，你出得起吗？”

这话就像一把刀，插在他的心上，所有财产名义虽仍是他的，但实际早已被她转移，他孤身一人，连维权都无门。

他第一次明白了，自己曾引以为傲的那份“真爱”，他的深情、信任、名望，统统成了她攫取利益的垫脚石。

1962年，北京迎来一场大雪。

蒋梦麟不慎在街头滑倒，脚踝骨折，被紧急送往医院。

医院护士问他：“您家属呢？”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大概……太忙了吧。”

直到他带伤回家，才发现屋内冷锅冷灶，一片清冷，妻子的行李早已不见，抽屉里的证件、户口本，也被带走了。

这个曾在讲台上声如洪钟的老学者，终于承认——他错了。

离婚闹剧

徐贤乐的冷漠、财产的流失、情感的背叛，一幕幕在他脑海中回旋，割裂着他残余的尊严。

蒋梦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离婚。

他让人联系上了律师，一字一句口述自己的请求——终结这场闹剧般的婚姻。

他以为这是一场体面的分手，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撕碎体面与尊严的拉锯战。

起诉书刚一送达，对方就炸了锅。

徐贤乐没有回避，没有沉默，而是高调迎战。

她没有在法庭上开口，先是在《新民晚报》上连发三篇署名文章，公开指控蒋梦麟“变心”、“忘恩负义”。

其中不乏她保存的“情书”片段。

一夜之间，蒋梦麟成了“负心汉”的代名词。

人们口中的“北大前校长”，被笑称为“七旬痴情男”，茶余饭后的谈资充斥着戏谑与惋惜。

“堂堂一介国士，居然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更让他羞愤难当的，是徐贤乐的“登门捉人”，那日他正在“农复会”处理文稿，外头一阵喧哗，他还没反应过来，便见几名记者跟在徐贤乐后头，冲进了院子。

她高喊：“蒋梦麟，你敢不见我？你敢起诉我？你当初求着娶我，现在又想一脚踢开？”

仓皇之间，他从后门逃出，离开了办公地。

这段时间，他几乎足不出户，心灰意冷，却又不得不为官司奔走。

每一次开庭，都是一次撕心裂肺的回忆重演。

他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她一脸冷静地讲述“婚后他如何改变”、“如何用金钱诱导我结婚”这些荒唐的言辞。

他想为自己辩护，可一开口，声音就颤抖得不像样。

法官几度打断，媒体在门外长枪短炮，新闻里写着“蒋梦麟老泪纵横，声称被利用”。

这位曾在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北大校长，如今连一句完整的自白都说不清。

最终，在反复拉扯后，法院判决离婚成立。

判决书的最后一页写着：“原告需向被告支付赡养费人民币五十万元整。”

他望着这行字，仿佛看见了自己的余生被贴上了“失败者”的标签，他没有抗辩，只是轻声说：“愿意。”

五十万元，几乎是他多年积蓄的全部，彻底掏空了他的钱袋，也掏空了他的一切尊严与幻想。

他终于“自由”了，却一无所有。

而徐贤乐呢？她在法庭胜诉后，悄然离开北京，带着那笔赔款销声匿迹，继续她风光且自如的人生。

1964年，蒋梦麟因肝癌住院，病情恶化极快，几次病危通知下发。

他沉默寡言，目光呆滞，直到临终前，低声喃喃：

“我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信错了人。”

他的一生，曾是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却在最后的几年，被一段荒诞的感情写下最悲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