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陈宝仓遇害后，蒋介石又对另一中将下杀手：抬到刑场上枪毙

1950年6月10日，因叛徒蔡孝乾的出卖，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位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遇害，而这仅仅是老蒋一手操纵的白色恐怖的开始，在此之后，多名在国民党高层担任要职的将领，被老蒋以“通共”名义杀害。

而这其中，台籍出身，在国民党中级别最高的李友邦将军，牺牲的尤为令人惋惜。

李友邦将军是台北人，从少年时期，就展现出极高的爱国情怀，为反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压迫，十几岁的他就参加了抗日团体，由于在反日活动中积极踊跃，李友邦一度被日本殖民当局列为“通缉犯”，但这仍无法阻止他的反日热忱，到1924年，他为营救进步人士，又与友人袭击了日警察所，因为此事，日警察对他大肆搜捕，为避风头，李友邦在友人的协助下南下广州，而他的传奇生涯也由此开始。

抵达广州时，恰逢黄埔军校成立，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毅然报考黄埔，并以优异成绩成为黄埔二期学员，正是在黄埔时期，李友邦见到了孙中山与廖仲恺，在他们两人的帮助下，李友邦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而这也为日后他成为台湾光复运动之先驱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在从黄埔毕业之初，李友邦并未直接投身军旅，而是做了一名教师，他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抗日活动，比如文化上的宣传，而他在那个时期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担任教师期间，只要有机会就宣传爱国救国，对有爱国意识的青年、学生尽可能的帮助，用这个方式，来为民族解放大业出力。

但很快，现实给予他了一次狠狠打击，让他彻底明白，这种温和的方式，行不通。

1932年，由于经常宣传抗日理念，早就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的李友邦，于当年被抓捕，不仅如此，同样是在当年，他的二弟李友先被日本特务枪杀，而他的三弟李友烈，则在他入狱两年后，也就是1934年遭到杀害。

残酷的现实让李友邦明白，革命斗争永远是残酷的，正因如此，在1938年出狱之后，李友邦决定成立台湾义勇队，真正去投身于抗日大业。

当年10月，台湾义勇队于浙江金华成立，李友邦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在他看来，要想台湾革命成功，那必须建立在祖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即“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而义勇队成立之初，主要工作，就是配合祖国主力部队，协助做搜集情报、医疗救助等工作，在此期间，义勇队能组建成功，得到了中共极大帮助。

时任中共浙江省统战委员会书记的张锡昌，在这方面对李友邦提供了不少援助，包括寻找联络流落在大陆的台胞，提供场地和设备等，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台湾义勇队初见规模，不少台胞纷纷前来，并在李友邦的安排下，发挥出自身才能，为抗日贡献力量。

到1937年，台湾义勇队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余人，并且也有了自己的武装，而这就意味着，第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队伍已经诞生。

为了更好配合抗日，李友邦一方面把义勇队中有医疗技术的人才组织起来，开展战地医疗救助服务，另一方面，则把擅长日语的台胞集中在一起，安排他们成立小组，一方面协助各抗战军队搜集、翻译日军情报，另一方面则配合审问、管理日军俘虏。

这些工作，都是当时不可或缺的，但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却不能容忍这支义勇队不断壮大，尤其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领头人的李友邦，还与共产党走的太近。

所以，一直到1940年之前，台湾义勇队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名义上的“合法身份”，后来还是因为义勇队积极投身抗日，在各界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才迫使老蒋被迫承认了台湾义勇队的合法身份，并授李友邦为义勇队少将队长。

但即便如此，李友邦与共产党的关系则越来越密切。

对于共产党真心实意的帮助，李友邦自然是十分清楚的，更重要的是，他深知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能救中国的，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在抗战胜利后，他带领的返回台湾的台湾义勇队成员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我地下党成员。

比如朱枫烈士的小女儿陈明珍（即朱晓枫），另外后任台工委基隆工委书记的钟浩东，不仅如此，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也是一名地下党。

严秀峰是杭州人，十几岁就投身革命事业，1939年时，才刚满18岁的她因在东洲保卫战中，冒死为部队传递情报赢得了一片赞誉，被誉为“抗日花木兰”，同样是在这一年，她结识了李友邦，两人拥有同样的革命情怀，因此一见钟情，最终于1941年结为夫妻。

而为了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严秀峰可以说是奋不顾身。

1947年，即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李友邦被国民党当局认定为幕后主谋，由于当时他已经官拜中将，因此国民党也不敢轻易枪杀，只是将他押往南京请老蒋批示，借此机会，严秀峰不顾怀有身孕，直接从台湾前往南京找到蒋经国，在她慷慨陈词下，最终让蒋经国被迫同意释放李友邦。

这次牢狱之灾，并没有让李友邦夫妇停止革命之路，仍对地下党多有帮助，同时相关情报也在源源不断的传递到地下组织手中，而到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二人更是充满了憧憬，认为不久的将来，台湾终将解放，到那时，就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往了。

但意外，很快发生了。

1950年，台工委书记蔡孝乾二次被捕，并很快叛变，叛变之后，他供出了台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妻子季沄的地下党身份，同时，也供出了季沄传递的情报，是从李友邦妻子严秀峰处取得的。

这么一来，严秀峰的地下党身份被证实，随即遭到逮捕。

严秀峰被捕之后，审判人考虑到她是李友邦妻子，因此最开始是以“交友不慎、知匪不报”为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结果老蒋看到后直接批示，“高官之妻，加重5年”，就这样，严秀峰被判15年徒刑，一直到1965年才刑满释放。

而就在严秀峰被关押期间，丈夫李友邦也遭遇了不测。

作为曾在抗日战场上搜集情报的李友邦来说，各方面需要注意的隐蔽工作他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平时极为注意，这也就造成保密局特务始终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确凿证据。

但蔡孝乾的叛变，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暴露了严秀峰，同时也让大量线索指向李友邦，造成他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最终在1951年，李友邦被捕。

被捕之后，李友邦面对审问，一律回答不知道，而当时台湾白色恐怖已经达到最为严重的时期，老蒋对那些有“通共”嫌疑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手下留情的意思，因此在最终，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保密局居然给李友邦冠以“窝藏中共间谍、且早已加入中共组织”等罪名，欲将他直接杀害。

而当时，李友邦已经因为身体出现状况住进了医院，由于情况比较严重，连走路都十分困难，得知这一消息，老蒋直接下令，“抬着也要抬到刑场上枪毙”。

1952年4月，李友邦将军遇害，年仅46岁。

一直到一年之后，严秀峰才得知了丈夫李友邦遇害的消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与丈夫从此阴阳两隔了。

到1965年，严秀峰出狱，她婉拒了亲朋好友的帮助，独自带大了5名子女，而当初“抗日花木兰”的那股劲头仍没有被生活打倒，她不仅抚养子女长大成人，同时还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赢得了“祖母创业家”的美名。

1985年，严秀峰说服家族成员，毅然将价值10亿新台币的芦洲李宅（位于台湾省新北市芦洲区中原村）捐了出去，并作为纪念馆正式开放，而这里，正是当年李友邦将军带领义勇队返回台湾时的主要活动场所，大厅里，至今仍悬挂着他当年手书的“复疆”二字。

2013年，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落成，而在无名英雄榜单中，李友邦将军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