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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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前的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的西侧，唐代文献记载燕国宫殿遗址在唐代幽州城西不超过四里，也说明《水经注》蓟城故城在北魏蓟城以西。考古发现也证实今北京广安门附近出土的早期器物来自古代洪水自西向东的冲刷挟带，为《水经注》蓟县故城位于北魏蓟城以西提供了一定的佐证。金代扩建中都，西城墙向西扩展三里，而在中都城北城垣最西侧有“会城门”，其中“会城”在地名学上是古城遗址的指代，因而提供了北魏蓟城以西有古城遗址的间接证据。地名线索、文献记载和考古结论可相互印证，说明《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县城即后期蓟城的西侧不远之处。据近代测绘地图分析，《水经注》蓟县故城约在会城门村西侧的一片台地附近，此处当为古代的蓟丘，该城约毁于东汉末至曹魏初期的洪水。

关键词：《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洪水

（一）历史文献记载的《水经注》蓟县故城的位置分析

《水经·㶟水》记载：“（㶟水）过广阳、蓟县北。”郦道元注云：

漂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㶟水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径其北，盖经误证矣。‧‧‧‧‧‧㶟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㶟水。㶟水又东，径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盘固。‧‧‧‧‧‧㶟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径燕王陵北，又东径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㶟水。

在这段文字中，郦道元提到了蓟县故城和蓟城，那么二者是否就是一座城呢？如果蓟城就是蓟县故城，说明后期蓟城继承了前期蓟城，那么就不会有蓟县故城遗址的存在，《水经注》也根本没有单独提出“蓟县故城”的必要，直接记录㶟水经蓟城南就可以了。根据常征的研究，《水经》成书于东汉延熹元年（158年）至中平六年（189年）之间的31年当中。按照《水经》的记载，东汉末年㶟水流经广阳县、蓟县之北，广阳故城在今房山区的广阳城村，蓟县即《水经注》中的蓟县故城。但依据成书于北魏的《魏土地记》记载，当时㶟水却流经广阳故城北，蓟县故城和蓟城南，而不经蓟县故城北，故郦道元认为《水经》错误，其实不是《水经》有误，而是㶟水改道所致。根据尹钧科的研究，北魏时，广阳县治迁移至今大兴区黄村镇南约二十里处，故《水经注》称原广阳县城为故城。此时，蓟县治所也迁移至后期蓟城处，故前期蓟城在《水经注》中称蓟县故城。北魏时，㶟水先流经蓟县故城南，然后流经蓟县城南，㶟水继续东流，有洗马沟水流入。洗马沟水来自蓟城西侧大湖，大湖水源来自蓟县西北平地，泉水汇流成河，称作蓟水，注入大湖。洗马沟水从大湖流出，沿着蓟县南门向东流过，汇入㶟水。从《水经注》以水为纲描述其所经的地理事物的顺序来看，显然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的西侧，且与蓟城西的大湖关系密切，故而有“盖燕之旧池也”的描述。北魏蓟城即是东汉以后的蓟城。赵其昌认为前期蓟城的地点之一在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即石景山区古城一带，但该位置明显与北魏时㶟水的流向不符。因为古城村位于广阳城村正北，㶟水流经广阳故城北后，再向东北流，无论如何也无法流向石景山古城附近，因此赵其昌所认为的前期蓟城在古城村一带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同时，按《水经注》描述，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县城之西，因此赵其昌推测其在后期蓟城南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依据以上分析，《水经注》蓟县故城只能位于北魏蓟县城的西侧不远处。那么，新旧蓟城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呢？根据《史记·乐毅传》，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伐齐，攻占齐国都城，将齐国宫室珍宝运到燕国都城，“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燕元英、磿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唐代蓟县设在幽州城内，幽州城即东汉以后的蓟城。按《括地志》所说，元英、磿室二宫在蓟县西四里，这两个宫殿在前期蓟城之内，这样看来，前期蓟城距离后期蓟城不会超过四里。

（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水经注》蓟县故城与后期蓟城位置之关系

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较多的井圈，但赵其昌在考古工作中发现，出土于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的所有井圈都是井的下半部陶圈，即陶井圈并没有出露地表，其最上层与现有地表有一段距离。陶井的分布情况，包括陶井的上部结构、井口设施等都不清楚。并且北京市区内的地下堆积中多为辽金元明时代遗物，汉代、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很少见。赵其昌认为陶井上部缺失和战国、汉代文化层缺失应是受到洪水冲刷的结果。1974年，赵其昌在发掘白云观西侧遗址时，发现北侧的沙层中间常常夹带一些夹砂红陶碎片，陶片又常常具有棱角磨光的现象。他推测红陶棱角磨光是水的作用造成的，即陶片长期被水冲刷的结果，并且从陶片与流沙混合夹杂的现象分析，认为应是从上游被水沙运移至此。夹砂红陶片属于战国时代的遗物。综合分析来看，《水经注》蓟县故城当在后期蓟城的上游，也就是说洪水冲毁了蓟城，水沙挟带陶器，破碎成片，砂砾使陶片棱角磨光，流向下游。

早在1957年，赵正之、舒文思发表《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一文，称在广安门外桥南700米处的护城河西岸椿树馆一带的地下土坑中发现战国及战国以前的遗迹，文化层中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等。饕餮纹半瓦当，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其他出土的陶器，经鉴定年代最早的接近西周时代。1963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考古》杂志发表一篇简讯《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该文在引用赵正之、舒文思一文的注释中加了编者按：“根据我所的几位同志前往现场观察所得的结论，椿树馆附近发现的饕餮纹瓦当，系出自辽金时代的堆积层中，出瓦当的地方，并无战国时代堆积层。”如此看来，1957年椿树馆附近的考古发现结论并不确切，不能以此证明前期蓟城位于此处。在辽金时代堆积层中出现孤零零的饕餮纹瓦当，显然该瓦当来自其他地方，根据赵其昌的研究，很可能是洪水从上游将其冲刷至此的。从蓟城所在的地形条件和㶟水的流向来看，蓟县故城应该在东汉以后的蓟城西侧，洪水才能将前期蓟城内的各种残迹搬运至此处。当然，蓟城东侧还有高梁河，但根据岳升阳的研究，古高梁河沉积约在2000—1900aBP已经由河流相逐渐向湖泊相转变，其时代相当于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东汉中期什刹海开始成湖。据此可知，当时高梁河显然已经不是一条规模很大的河流，蓟城不太可能在东汉末期出现从东边过来的能够将地面冲毁那么强烈的洪水规模，因此前期蓟城位于东汉以后蓟城以东的可能性也不存在。

赵其昌在其设想前期蓟城的第二个位置即北京外城广安门外以西时曾说：“如果设想，燕宫所在的前期蓟城，原在幽州蓟县即后期蓟城之西数里处，而由西来的洪水冲刷，使瓦当等物随水东移数里，息足于后期蓟城内西南侧，这与文献记载倒是两相符合了。同时，后期蓟城之西，数里之内，尚未发现战国、汉代墓葬等抵牾资料。”虽然如此，但广安门以西前期蓟县故城区域考古资料缺乏的原因在于北京市从未在后期蓟城以西即广安门外地区做过大规模考古工作，故考古资料较少，因此不能据此判定蓟县故城不会在此处。相反，赵其昌却认为这里最有可能是前期蓟城所在的位置。

（三）“会城门”地名与《水经注》蓟县故城位置的关系

地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把钥匙，通过有效利用当代地名和历史地名分析、提取地名中隐含的历史地理信息，十分有助于学术研究。金中都城门当中的个别名称就保留了这样的历史信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扩建燕京城，改称中都。金中都在原燕京城，也就是后期蓟城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金中都城门一说有十二座，一说有十三座。金中都北城垣有三个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四个城门，但不管怎样，其中最西边的城门都称作会城门（图1）。金中都在金朝末年遭到战争破坏，会城门附近形成一个村落，叫会城门村，后因城市化而拆迁，今海淀区在原址建有会城门公园。会城门是在中都城扩建以后形成的新城门，原来在燕京城西城垣以外。关于“会城门”一名中的“会城”，有学者关注过其含义，但多望文生义，不理解其真实内涵。“会城”并不是指代金中都，历史上金中都没有“会城”的说法。那么，“会城”指代的是什么呢？这要从地名学的角度来分析，“会城”在地名学上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会城作为地名，在《水经注》中就已经有了相关记载。《水经注·济水》云：“济水又东北，迤为渊渚，谓之平州。漯沃县侧有平安故城，俗谓之会城，非也。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县，侯国也，王莽曰鸿睦也。应劭曰：博昌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县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根据这段文字可知，漯沃县的平安故城“俗谓会城”，是指民间将该古城遗址称作“会城”，本身并不是说该城就叫作会城。从文中的“非也”可知，郦道元认为称作“会城”是错误的，而应叫作平安城，这是由于郦道元没有理解民间对于古城遗址的称谓和古城真实名称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误解。另《水经注》中有记载“（野沟水）源导延乡城东北，平地出泉，西北径延乡城北”。延乡城遗址在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湖滨乡安柴村西约一里与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交界处，《齐乘》记载说“（延乡城）俗又云会城”，今称会城遗址。刘铭三、李冠军认为会城遗址与《水经注》平安古城实为一城。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中的“俗谓会城”、《齐乘》中的“俗又云会城”均表明民间自古就有把古城遗址称作“会城”的习俗，今日依然如此。

“会城”是民间对古城遗址的称谓，有时在文字上也写作“回城”或“灰城”，这是用不同汉字记录地名发音的结果。在北京地区、河北廊坊和山东邹城一带，均有称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且都与古城遗址有关系。

北京市大兴区凤河沿岸有大回城村，村北有东汉回城故城遗址。据《资治通鉴》记载，此城初建于东汉初平四年（193年），为公孙瓒所筑，史书中多称“蓟东南小城”。城内曾出土过铜马具、马骨、尸骨坑，发现过汉代陶井、陶罐等。《旧唐书·地理志》中有“沃州本寄治营州城内，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县东南回城，为治所”的记载，回城之名延续至今。凤河历史上曾为永定河故道，该城很可能毁于早期的洪水。

廊坊地区原有称作“灰城”的村落，曾是历史上的安次县城遗址。安次至少在西汉初已经设县，最初县治（即县城）在今廊坊市西的古县村，延续时间长达820余年。唐武德四年（621年），受永定河洪水影响，安次县治南迁至石梁城，但因此处地势低洼，易遭受水患，贞观八年（634年）县治又不得不向西北迁至常道城（今九州镇北常道村）。安次县自石梁城迁走后，城址废弃，后形成村落，称作灰城，《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记载：“石梁城，《方舆纪要》云在旧州头东南五十里，即今灰城也。”该村已于1954年被永定河大水夷平淤没。

在北京市房山区，同样也有一个回城村，据《水经注》记载圣水时说：“东过良乡县南，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径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径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径其县故城南，又东径圣聚南，盖借水而怀称也。”北魏良乡县城在今窦店镇古城，圣水即大石河，北魏时流经古城之东，西折，至回城村西东流，流经回城村南，东至琉璃河燕都遗址，即《水经注》所描述的“圣聚”，圣聚西侧为良乡县故城，据此可知回城村即为良乡县故城遗址所在。

今山东省邹城市有灰城子村，位于沙河之畔，因有一古城遗址而得名，据《邹县金石隘编》记载，清道光年间“县东北数十里有地名虺城”。“虺”音huī，“虺城”即“灰城”。

可见，这几个被称作回城或灰城的村落，基本上都与古城遗址有关，且这些古城多位于河流附近，似乎与洪水破坏有一定的关系。

上述几个案例提到的会城、回城、灰城，其中“会”“回”“灰”皆为同一语音之转音，是用发音相近的不同汉字记录民间对古城遗址的同一称谓。据此分析，金中都会城门的来由，当与古城遗址有关。

“会城”地名线索似乎印证了《水经注》蓟县故城位于东汉以后的蓟城西侧不远处的结论。从元英、磿室二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的记载来看，宫殿位于蓟县故城之内，那么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距离肯定不超过四里，虽然前期蓟城规模大小尚不明确，但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距离很近是一定的，故在后期蓟城之西有古城遗址，民间称作“会城”。金中都扩建，向西、南、东延展三里，扩建后的中都西城墙显然延及前期蓟城遗址，北城墙最西侧城门当与此遗址相遇，因此称作“会城门”。另外，会城门所指代的古城遗址不可能指后期蓟城，因为后期蓟城自西晋至辽代西城垣一直未动，处于持续利用状态，并不是古城遗址状态，不会有“会城”的说法。类似于“会城门”这种利用古城遗址命名的方式在后世也有案例，如明清时期修建南海子围墙，在有古城遗址的大回城村附近开设大门，称作回城门。

金中都会城门是利用地物命名的，中都城门利用附近地物命名的还有丽泽门。丽泽门位于中都西城垣三门当中最南端，是以门外泉水命名的。明永乐《顺天府志·宛平县·山川》载：“百泉溪，在宛平县西南十里，旧城丽泽关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东南流入大兴县境，通柳河村。”《辽金京城考》说：“丽泽关即丽泽门外之关厢，今之水头庄北，地多泉穴，疑即百泉溪，丽泽门当在其东。”

会城门村在白云观以西一里多地，前面依据《括地志》记载，《水经注》蓟县故城距离后期蓟城不超过四里，而金代扩建中都城，向西延展三里，当与前期蓟城遗址相遇，故金中都北城垣西北城门称作会城门。从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实测《顺直地形图·北京及其附近》的1:50000地图（图2）来看，在会城门村、木须地村（木樨地）以西，蜂窝村至什方院村一线以北，果厂至普惠寺一线以南一带地势较高，是一片台地，北侧和东侧为古金沟河故道。图上可见台地南面地势低洼，有跑马场的标记，这里是古代莲花池，因位于前期蓟城南侧，故《水经注》称其为“燕之旧池”。自清末《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住进京城，西式生活习惯也引进北京。西洋人经常举行赛马会，莲花池一带因地势空旷平坦而被征用为赛马场。《管子·乘马第五》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从古代都城选址的规律来说，这片台地背依西山，前临大河，易守难攻，适合筑城，很可能就是前期蓟城所在。

《水经注·㶟水》还有关于蓟丘的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蓟城得名来源于蓟丘，蓟丘最早出现于《战国策》，据《战国策·燕策二》记载乐毅报燕昭王书，其中一段提到蓟丘：“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公元前304年，燕昭王命乐毅伐齐，占领齐国大部领土，将蓟丘上的树木种植于汶水之滨。既然《水经注》蓟县故城在北魏蓟城之西，那么郦道元所说的蓟城内的蓟丘就不是真正的蓟丘。蓟丘很可能是蓟城坐落的丘岗之地，也就是说应该在会城门村以西的土丘一带。刘元章在对北京地铁10号线沿线莲花池区域地层资料进行分析时发现，在莲花桥地铁站以北区域的2米地下明显存在一南北长约365米的基岩凸起，为一孤立的小丘。根据过去1500年内总体沉积厚度分析，推测此丘当时出露地表的高度约为8米，这在平原区应该是一处明显的突出物，因此怀疑其为著名的“蓟丘”。该基岩凸起恰好与会城门以西的台地重合，该台地即是前期蓟城所在的蓟丘。

蓟城故城后来因暴发洪水而被冲毁，其遗址被民间称为会城。《水经》在说到㶟水出山之后“过广阳、蓟县北”，按《水经》成书于东汉延熹元年至中平六年之间，这说明当时蓟县故城还未遭受洪水。《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则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此蓟城即后期蓟城，说明前期蓟城已毁（图3）。据曲英杰研究，《魏土地记》当成书于曹魏时期。由此，可以大概确定蓟县故城约毁于东汉末期至曹魏初期这一时间段里。

《水经注》中的㶟水即今永定河，永定河塑造了北京小平原，为北京城的成长发育提供了基础，但同时永定河也是一条害河，对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尹钧科、吴文涛在《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一书中曾这样评价：“北京地区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以水灾最为严重，而水灾中又以永定河水灾为首，发生频率既高，对北京城的威胁也最大，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城的发展变迁。”《水经注》中有北京地区最早的有关永定河水灾的记录，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车厢渠）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厢，所在漫溢。”辽金以后，北京成为都城，元明清时期北京长期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而永定河水害愈演愈烈，北京城也始终处于永定河洪灾的威胁之下。《水经注》中关于蓟县故城的记载以及当代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蓟城城址迁移与㶟水洪灾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