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后，他又在台湾潜伏了38年，后来还安全返回了大陆！

最近，《沉默的荣耀》可真是把近代两岸的谍战故事演绎得十分“真实”，就连角色的名字也都是选择采用历史人物的真正姓名。这让观众们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自行查询相关历史事件。

想必各位看过剧的朋友们，肯定都对背叛了组织的蔡孝乾充满了厌恶，他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害得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更是害死了许多潜伏在台湾的地下同志。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哪怕是在蔡孝乾背叛了信仰那样的紧急情况之下，还有位地下党员躲过了搜捕，后来还平安回到了大陆。他就是谢汉光。

1917年9月，广东丰顺县埔寨镇采芝村的谢家添了个男娃，父母给他取名“丙坤”，这就是后来的谢汉光。

谢家是普通农耕家庭，家里兄弟姐妹11人，谢汉光排行老二，从小就透着股机灵劲儿。那时候农村娃想出头，读书是唯一的路，谢汉光也争气，一路读到能考大学。

1940年，谢汉光原本想考法务专科，可偏偏那年法务专业取消，误打误撞被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专业录取。这所学校藏龙卧虎，竺可桢、李四光、陈望道这些名家都在这儿任教，校园里的进步氛围特别浓。

谢汉光在这儿认识了梅县的梁铮卿、揭阳的陈仲豪、普宁的张伯哲，几个人年纪相仿，又都看不惯当时的时局，经常一起聊抗日、聊家国，中共党员教师的课更是让他们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大学毕业是1942年7月，谢汉光回老家娶了揭西县五经富镇的女学生曾秀萍。新婚才9天，他就应同学邀约，去了广西桂林的黔桂铁路柳州农场工作。

那时候的他说什么都没想到，这一去，不仅要和刚结婚的妻子分开，未来还会和家人断联40多年。

在柳州农场，谢汉光从普通职员慢慢做到主任，做事踏实又有学问，大家都愿意跟他打交道。当时潮汕一带被日军攻陷，不少进步人士逃到桂林，其中就有中共党员邱达生、王珉、陈静等人。

谢汉光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打心底里佩服这些为理想奔波的人，只要对方开口求助，他从不推辞，悄悄把这些人安排在农场里，帮他们避开日军和国民党的盘查。

1944年11月，桂林被日军攻破，谢汉光带着妻儿跟着难民潮往四川逃。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四川后，他在高县、邛崃等地找了份教书的活儿，妻子曾秀萍也在附近中学代课。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谢汉光没闲着，教书时总跟学生讲抗日故事，心里的那团火，一直没灭。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的消息传来，全国都在欢呼。谢汉光的一位老师先行去了台湾，当上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所长，想起学生里谢汉光学的是森林专业，就写了封信，邀请他去台湾一起搞林业建设。

那时候的台湾刚回到祖国怀抱，到处都是百废待兴的样子，谢汉光觉得这是干事业的好机会，收拾行李就带着妻儿往香港赶，要去台湾，得从香港转海轮。可就在香港，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发生了。

有个朋友约他见面，一去才知道，对方是中共华南分局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和苏惠。方方开门见山，说现在台湾刚光复，国民党势力还没完全站稳，需要有人在那边为组织工作，问谢汉光愿不愿意。

谢汉光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答应了。

他想起在广西帮助过的那些党员，想起自己一直想做的事，觉得这才是真正能为国家出力的机会。苏惠还跟他说，会有一位校友也去台湾，让他帮忙安排个职位，方便开展工作。

答应下来后，谢汉光犯了难：带着妻儿做地下工作太危险了。思来想去，他还是跟妻子说了实情，曾秀萍虽然舍不得，但也懂丈夫的难处，背着年幼的儿子谢定文，一路辗转回了广东老家，在村里小学教书，等着丈夫的消息。

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40多年，期间连丈夫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安顿好家人，谢汉光和一位中共女党员假扮夫妻，一起登上了去台湾的船。

到了台湾，老师果然器重他，安排他在林业试验所工作，后来老师另有安排，还推荐他当了所长。

这个身份成了谢汉光最好的掩护，他借着招聘、安排工作的机会，把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一个个安插好：校友梁铮卿去了台中农林总场、陈仲豪和徐懋德去了基隆中学教书、张伯哲则被安排在林业试验所当科长。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台湾地下党的重要力量。

1947年初，经过组织的多方考察，由张伯哲介绍，谢汉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天在台中一户林姓人家的小屋里，他和台中中学一位张老师一起，对着党旗举起拳头宣誓，一字一句的誓言，成了他后来几十年坚守的信念。

为了不让身份暴露，谢汉光还真把林业工作当成了“主业”，1947年12月，他和同事合作写了篇《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台湾的林业刊物上，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是个专心搞研究的专家。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老蒋带着残部退到台湾。他心里清楚，台湾早就有中共的地下党，于是下了死命令，要彻底清剿地下组织。“白色恐怖”的大网，就这么撒开了。

这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在基隆中学查到了一份秘密报纸《光明报》。这份报纸是台湾工委办的，专门宣传解放军的胜利消息，陈仲豪他们就在学校里负责印刷。保密局一看就慌了，这么大的宣传规模，说明地下党势力不小，立刻派人去基隆中学抓人。

校长钟浩东当场被捕，幸好陈仲豪那天没在学校，听到消息后赶紧往谢汉光那儿跑，才算躲过一劫。组织上知道这事闹大了，谢汉光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赶紧安排他撤离台湾。可还没等撤离计划落实，更大的灾难来了。

特务顺着《光明报》的线索，摸到了基隆中学的印刷点，又顺藤摸瓜抓了高雄工委的李汾和台湾工委二把手陈泽民。这两个人没扛住酷刑，全招了，最要命的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负责人蔡孝乾也被捕了。

蔡孝乾一叛变，把他知道的所有组织关系全说了出来，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吴石中将等400多人先后被捕，1800多人受牵连，台湾地下党几乎被连根拔起。

谢汉光作为台中工委副书记，自然成了重点通缉对象。就在特务准备去林业试验所抓他的时候，张伯哲提前派人送来一封信，还附了30元潜伏经费，让他赶紧离开。谢汉光连行李都没顾上拿，连夜跑到嘉义县的林业试验所中埔分所躲着。

可没几天，分所的一个工人悄悄告诉他，有好几个刑警去莲花池分所搜他，没找到人又往这边来了。谢汉光赶紧找了个村民带路，想去台中畜牧场找梁铮卿，结果到了地方才知道，梁铮卿前一天已经被捕了，张伯哲也没了消息。

这下谢汉光成了孤家寡人，他想起张伯哲信里说的“实在不行就往偏远山区躲”，于是一路往台中南屯村跑。

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杨溪伯的农民，当时情况紧急，谢汉光只能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因为没户口才到处躲。杨溪伯看着他一身狼狈，不像坏人，就把他带回了自己住的高山族村子，这个村子特别偏，连路都没修通，很少有外人来。

可住下来没多久，村长就来找麻烦了，说村里不能留没户口的人。谢汉光急了，想起身上还带着两枚金戒指，这是他当初准备应急用的。他把戒指拿出来，双手递给村长，恳求他帮忙。

村长看他实在可怜，又念及都是中国人，最终点了头，说村里有个叫“叶依奎”的村民，一年前失踪了，让他顶着这个名字落户。

从那天起，谢汉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山族农民“叶依奎”。他把原来的衣服换成粗布衫，跟着村民上山种地、砍竹子，连说话都学着当地口音，生怕露出破绽。

特务们搜了几个月没找到他，后来干脆以为他早就逃出台湾了，慢慢就把他从通缉名单的 “重点”变成了“失踪”。

在这个村子里，“叶依奎”的日子过得很平静。村民们知道他“脑子不好”（当时，谢汉光谎称自己忘了以前的事情），都很照顾他。

他也没闲着，把自己曾经学过的那些农业知识都用上，帮助村民们，慢慢地，村子里的人也都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那时候的谢汉光30多岁，村里人见他孤家寡人一个，还给他介绍过对象，可他每次都婉言拒绝了。夜里没人的时候，他都会悄悄摸出藏在创办下面的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入党誓言，还有妻儿的名字。

他从来没有忘记曾秀萍还在大陆等着他，也没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更没忘了组织的任务。

有好几次，特务下乡排查户口，谢汉光都吓得心提到嗓子眼。有次，一个特务拿着他当年的照片问村长，村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村长指着正在田里干活的谢汉光说：“那是叶依奎，土生土长的，你看他晒得这么黑，怎么会是大陆来的？”特务看了看，觉得确实不像，就走了。

每次躲过排查，谢汉光都要在心里默念一遍誓言，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总有一天能回到大陆，找到组织。

这一坚持，就是38年，谢汉光也从当初的青壮年，变成了70多岁的老人，他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可心里的那团火，始终都没灭。他看着村里的孩子长大，看着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可每次有人问他想不想家，他都只是摇摇头，眼里却藏着泪水——怎么会不想呢？他当然想家，想大陆，更想知道组织还认不认他，妻儿是否还活着。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了两岸探亲，这个消息传到村里时，谢汉光正在地里摘菜。他愣了半天，然后哭了，他终于有机会回大陆了。

1988年12月，谢汉光以“叶依奎”的台胞身份，从台湾经香港回到了广东丰顺。在香港转机时，他遇到了一个同乡，才知道妻子曾秀萍还活着。

原来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时，因为谢汉光的“台湾关系”，曾秀萍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带着儿子谢定文去了揭西县五经富镇定居，靠教书拉扯大孩子，这么多年一直没再婚，就等着他回来。

回到丰顺后，谢汉光第一件事就是找组织。可因为时隔太久，当年的战友要么牺牲了，要么联系不上，当地政府只能把他当成“困难台胞”，每月发20元生活补助。

他没抱怨，一边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报告，申请恢复党籍，一边托人去台湾处理自己留下的一点财产。

就在他快要失望的时候，想起了当年的战友陈仲豪。他打听了很久，才知道陈仲豪在汕头大学当图书馆馆长。于是他让女儿陪着，拄着拐杖，从丰顺坐长途汽车到汕头。

两个分别了38年的生死战友见面时，都老泪纵横，陈仲豪当年从基隆中学逃出来后，辗转回到大陆，一直在为牺牲的战友奔走，也一直在找谢汉光的下落，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

陈仲豪知道谢汉光的处境后，立刻开始帮他找证明材料。他联系上了当年一起在基隆中学任教、后来在天津市台办工作的徐懋德，两个人一起收集了当年在台湾的战友写的证明，还有张伯哲烈士的相关材料，一起寄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对这件事特别重视，派了一位司长级别的领导下来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核实，1995年5月23日，中共丰顺县委组织部下发了文件，明确谢汉光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7年初算起，从1995年4月5日起按科员级别办理离休，每月离休费426元。

拿到文件那天，78岁的谢汉光捧着纸，手一直在抖，眼泪掉在文件上，把字都打湿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重新成为了共产党员，终于能给牺牲的战友和等待的家人一个交代。

后来，谢汉光用台湾那边寄回来的钱，在丰顺县城汤坑路六巷买了一栋两层小楼，把妻子曾秀萍、儿子谢定文还有孙辈们的户口都迁了过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他每天早上会在院子里浇花，下午跟邻居下棋，晚上给孙辈讲当年的故事，虽然平淡，却满是幸福。

1996年，谢汉光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临终前，他还握着妻子的手说：“我没辜负组织，没辜负你，这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