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棋手实乃棋子，大战在即，伊朗为何被渗透成筛子？

为什么伊朗会变成一个四面漏风的大筛子？为什么以色列想定点清除谁就能定点清除谁？这看似是地缘问题，实则是历史与经济的交织。今天我们一起梳理脉络，让大家理解伊朗为何成为"筛子"。

这事要回溯到一战之前。当时正值第一次全球化——殖民全球化的高潮阶段，列强不仅在19世纪最后25年将非洲殖民地从318万平方公里跃升至2569万平方公里（扩展近8倍），还在中东展开激烈殖民竞争。

1801年，沙俄吞并当时仍属恺加王朝的格鲁吉亚；随后，英国通过三次对伊战争迫使伊朗割地赔款，并推动阿富汗独立，"帝国坟场"由此登场。英国开了头，法国、奥地利、美国紧随其后与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到19世纪下半叶，英俄甚至获得在伊朗采矿、修路、设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

1907年，英俄勾结在伊朗划界：北部属沙俄，南部属英国，中间所谓"缓冲区"实则已被瓜分。此时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民众起义频发。

十月革命后，沙俄政权更迭，红色政权清算其殖民历史（包括对伊殖民）；一战爆发也削弱了列强对伊控制。历史机遇下，礼萨·汗·巴列维1921年发动军事政变，同年与苏联签约废除沙俄不平等条约。1925年，他推翻恺加王朝末代统治者艾哈迈德·卡扎尔，自立为新沙阿，巴列维王朝建立。

礼萨·汗的治国路线顺应时代：鼓励贸易、倡导教育救国（强调男女均应接受教育，鼓励女性工作，甚至颁布取消妇女蒙面法令）；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期待其学成归国助力伊朗崛起。这一行动的潜在影响，经历过"庚子赔款"和"读者意林"时代的我们再熟悉不过——正是这一开端，为伊朗后续成为"大筛子"埋下伏笔。

当时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受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推动的德国也快速复苏，伊朗与德国渐生联系。

1929年大危机后德国纳粹上台，伊朗仍未改变亲德倾向：1934年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波斯语意为"雅利安人之地"），虽波斯人确为公元前2000年从中亚迁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后裔，但在纳粹鼓吹"人种优越论"的背景下更名，动机耐人寻味。

二战爆发后伊朗虽宣布中立，却与德国关系密切，英苏1941年联手入侵伊朗，流放礼萨·汗；1944年其去世后，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新沙阿对英苏帝国主义行径深恶痛绝，而美国当时尚未显露霸权野心，两相比较，穆罕默德选择亲美。此后伊朗与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双锚"，甚至进入蜜月期：前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遭阿拉伯国家围困，正是伊朗持续供油，配合美国军援才助其支撑下来。

为何伊朗与以色列走近，而非同宗教阵营的阿拉伯国家？需简单梳理宗教背景（因宗教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伊斯兰教分逊尼派与什叶派，两派习俗仪式差异不大，核心矛盾是"谁是穆罕默德合法继承人"。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多数穆斯林认为应通过协商选举继承人（首推其好友阿布·伯克尔，后奥马尔、奥斯曼、阿里合称"四大正统哈里发"），此为逊尼派（"遵循先知传统者"）；另一部分人认为穆罕默德指定其堂弟兼女婿阿里为继承人（阿里及其11位后裔称"十二伊玛目"），此为什叶派（"阿里的拥护者"）。

全球穆斯林中85%为逊尼派，什叶派主要集中于伊朗（占其人口90%以上），加之伊朗主体为波斯人，与阿拉伯世界存在历史文化割裂，使其难以融入阿拉伯阵营。

此阶段，以色列向伊朗出口大量美式武器，英美亦在政军层面支持伊朗，但借此掌控其经济命脉。伊朗虽借融入“文明世界”实现经济发展，却长期受封建生产关系与宗教力量束缚：70%农村维持地主-佃农制，1954年石油收益虽推动城市繁荣，却未改变农村不平等，地主抵制民生建设，加剧贫富分化。

冷战时期，贫富差距激化工运浪潮（如埃及七月革命、伊拉克革命等），美国肯尼迪政府亦以断援施压改革。

1963年巴列维启动“白色革命”，通过出售国企筹资推进土地改革（分125万英亩耕地给3万农户），组织“支援大军”扫盲、改善医疗与农技推广，赋予女性选举权并立法保障权益，将水源国有化，强制企业利润分红。改革推动伊朗经济高速增长，1977年人均GDP达2316美元（超世界平均水平），跃居亚洲第二大经济体，德黑兰被称“东方巴黎”。

但激进改革在半封建半宗教国家引发反噬：巴列维亲属与官僚阶层攫取成果，农民分到土地却被强制转为“公社股份”，实质仍为佃农；城市工人生活虽有改善（65%住房拥有率、文盲率降至55%），但王室专权、贪腐横行与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远超改革红利。

这种社会现实埋下双重隐患：底层不满为霍梅尼借宗教夺权提供群众基础；长期西化使巴列维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上深度绑定西方——他们虽身处伊朗，"精神故乡"却可能是美国。

由奢入俭难，过惯了西式别墅、灯红酒绿生活的精英阶层，在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后，必然怀念"开放文明"的旧时光。而维持这种生活，似乎只能依赖与以色列及西方的合作。

霍梅尼虽通过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分割国防军权力，但宗教集团对国家的控制并不彻底。受欧美制裁，两伊战争结束的1988年，伊朗人均GDP跌至1500美元，经济倒退；

哈梅内伊时期虽因油价上涨带动经济，但增速仍落后世界——1990年伊朗GDP占全球0.55%，2005年降至0.48%，此后持续下滑：2012-2015年GDP缩水19.1%，2016年伊核协议解冻近千亿美元资产才增长8.8%，但特朗普上台后"最大经济压力"政策又使伊朗陷入困境。

外部制裁叠加内部贪腐、工业体系落后，2020年伊朗超950万人陷入贫困（28.1%人口日生活费不足6.85美元），通胀持续高企：1980-1988年通胀率19.85%，此后10年25.67%，1994年超40%，21世纪后平均23.2%。

经济崩溃下，即便巴列维时代精英投靠霍梅尼或哈梅内伊，也难维持原有生活；被排挤的知识分子与核心圈层更无法忍受封闭压抑；民众本期待宗教回归改善生活，却只换来更封闭的环境与精英剥削——宗教治国阶段，伊朗彻底失去群众基础。

此时，能为精英提供实际利益的西方渗透伊朗有何难度？答案显而易见，这正是以色列能随意定点清除的根源。伊朗并非不想硬气，而是国内矛盾复杂，任何行动都可能被"捅篓子"，最终只能"怒升国旗、发射导弹"了事。

以伊冲突影响深远，当前市场表现平淡是因"大打小打无本质区别"的稳定预期，但从地缘与全球经济（尤其能源）角度仍需关注。